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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耀如，一个精明能干的商人与实业家，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四大家族之一宋氏家族的奠基人。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曾给宋氏家族很高的评价：“自鲍奇亚家族（指 15、16 世纪西班牙的权门）以来，还没有什么家族在人类命运方面能起这样的作用。他们在形成亚洲和世界历史的将近一世纪的局势发展中起了关键作用。”
宋耀如被称为革命的“隐君子”，他不但是国父孙中山的岳父，同时也是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宋耀如曾用大量的资金支持孙中山进行国民革命，是孙中山重要的财力支柱。
宋耀如的人生神秘而复杂，是那个时代产生的特殊人物。没有他，或许中国近代史将会呈现另外一种局面。
家族奠基人，谜般出生日期
海南文昌籍的韩姓中产生过不少德才兼备的人物，而在近代历史中出现的最出色的人物莫过于宋耀如。
宋耀如的祖父名叫锦彝，有两个儿子，长子鸿翼，也就是宋耀如的父亲，娶王氏为妻；次子名鹏翼，后娶宋氏。
韩鸿翼出生于 1829 年，与妻子王氏生有三子，长子韩政准，次子韩教准，三子韩致准。
因为贫困，韩政准终生未娶。他 19 岁到马来西亚谋生，以养鸡为业，病逝后葬在马来西亚的麻坡，享年 82 岁。
三子韩致准一直待在家乡，靠种田为生，偶尔外出补锅。34 岁那年，为给家里盖房，终日操劳，竟活活累死了。
次子韩教准，即宋耀如，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关于他的出生日期一直是个谜，至今仍有多种说法，未能形成统一的答案。
1980 年，《中国名人录》（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里将他的出生日期定为 1866 年；1985 年，斯特林·西格雷夫的《宋家王朝》里提到：“一九一八年五月三日，五十二岁的查理溘然长逝。”由推算即可得知，西格雷夫也将宋耀如的出生日期定为 1866 年。
1975年，罗比·尤恩森在其所著的《宋氏三姐妹——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一书中谈道：“1866年，宋耀如出生于海南一个贫穷的商人家庭。”
翻开韩（宋）氏家谱，便看到了与以上不同的答案。1880 年续修的《韩氏家谱》里曾记有韩鸿翼三个儿子的生辰，将次子教准的生辰记为咸丰辛酉年九月十四卯时，也就是 1861 年 10 月 17 日。
2006 年，由盛永华主编的《宋庆龄年谱》也采用了这种说法，认为宋耀如于“清咸丰十一年九月十四日（1861年 10月 17日），生于文昌县昌洒镇古路园村。”
除了以上提到的 1866 年和 1861 年两种说法外，还有其他的说法也经常被提及。
1986 年，于醒民等著《宋氏家族第一人》里提及：“一八六三年二月，文昌县治所在的文昌市，一个普通小商人的家中传出了添丁的喜讯。而羸弱的小生命被起了一个威风凛凛的乳名——阿虎。”
1990年，《宋氏家族第一人——宋耀如》里记载：“1860年（另有 1861年、1863年和 1866年三种说法）出生于海南省文昌县昌洒镇古路园村。”
1999年，《追随国父革命群英小传》（台湾“国立国父纪念馆”编印）里将其生卒年份定为“1864—1918”。
此外，专家们还从宋耀如的亲笔信中找到了一些端倪。1881 年，身在美国的宋耀如曾给上海的林乐知写信：“我想请你帮个忙。我离家大约六年了，我希望我父亲知道我现在哪里，在干什么。”
宋写信时是 1881 年，称自己已离家约有 6 年，也就是说，他离家时的时间是在 1875年左右。很久以前，他回忆自己去爪哇的时间是“一八七五年夏满九岁时”。由此推算，这个日期与上面提到的日期是一致的，往后再推 9年，也就是 1866年。
宋耀如所说的 1866 年与《韩氏家谱》中所记载的 1861 年不同，该家谱是1880年续修，距宋耀如的出生应不会超过20年，又怎么可能会弄错呢？这一切都让人感到匪夷所思。
历史的真相总是被一层似假似真的迷雾围绕，历史专家们也只能在迷雾中摸索、探寻，只有等到迷雾散尽的那天，人们才有可能得知真实的答案。
勇敢小男孩，不甘平庸多拼搏
不管宋耀如出生的真实年份到底是哪年，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出生于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当时英国人的大炮轰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上海、广州、厦门等城市被迫开放。英国已将香港收入囊中，葡萄牙则将澳门占据，俄国正对中国的西北等地虎视眈眈。那个时期的中国政治危机一年比一年糟糕，国内局势十分混乱。
年轻时的宋耀如
1875年，慈禧太后在外界开明人士的舆论压力下，公派一部分学生去到美国、欧洲和日本，留学和考察兼而有之。
这一举动使一部分中国人能有机会走出国门，接触并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学问与技术。
宋耀如就是那时出国的，年仅九岁的他跟着哥哥韩政准去了马来西亚，在一个亲戚家里做佣人，并与对方签了三年合约。
1878 年春季，宋耀如的堂舅回到文昌老家，见到了宋耀如的父亲韩鸿翼。这位堂舅是早年赴美修铁路的广东移民，后来靠着钻营生意的本事，成为了华人中较为富裕的有钱人。
据资料所示，1863 年，不少参加修筑中央太平洋铁路的白种人因受不了苦累而纷纷辞职，中央太平洋公司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便打算招一些廉价的中国劳工。当时的中国劳工工资很低，且不能享受免费食宿，工作还很危险。但当时为生计所迫的一些贫苦人，仍然愿意远渡重洋。宋耀如的堂舅就是在中央太平洋公司招募华工的“自由移民时期”，渡海到了美国。
堂舅颇有能力，存了一笔钱后开了一家茶丝商店，据说他还是第一位在美国开茶丝店的华人。
堂舅向韩鸿翼提及，自己在美国过得还不错，但是没有孩子，缺少一个帮手。韩鸿翼听后，为了让孩子有个好的前途，便决定将二儿子过继给他，堂舅高兴地答应了。不久，堂舅返回美国，途经马来西亚时，与 12 岁的宋耀如见了面。堂舅十分喜爱机灵的宋耀如，便将他带到了波士顿。
人的命运就如一条条锁链，一环环紧紧相扣连接而成，也许真的是每个人都有其既定的命运。如果不作改变，那么这个人的一生就此定格，如果有人对此做出了改变，哪怕只是命运链中的其中一小环发生了改变，这个人的整个人生都会随之改变。
对于当年只有 12 岁的宋耀如来说，去美国，成为改变他一生的转折点。
与当时许多在美国做苦力的劳工相比，宋耀如能在铺子里工作，还能衣食无忧，他算得上是幸运的。因此到了波士顿后，他非常努力地工作。堂舅因为没有子嗣，又很喜欢他，便将他收为养子，希望他将来能继承自己的铺子。
如果宋耀如按照堂舅规划的那条路走下去，也许他奋斗到最后，充其量不过是美国一个富裕的华商，也就不可能有后来赫赫有名的宋氏家族。可是命运的安排常常会出人意料，没过多久，宋耀如平静的生活节奏又一次被意外打破了。
在美国波士顿，华人并不多，但宋耀如因在华人铺子里工作，能经常看到一些赴美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当时能到美国留学的多是来自中国富裕家庭的青年，宋耀如结识了其中的两位——温秉忠和牛尚周，这两个人对他的一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这两人经常到宋耀如的店铺里喝茶，偶尔会与宋耀如聊天。他们都是热血青年，表示回国以后，要全心为改变中国的落后而努力。宋耀如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样的人，听他们提起学校里的生活与活动，便对他们丰富多彩的生活非常向往，常常听得入了迷。
渐渐地，宋耀如的内心涌起了一股冲动，他也想去学校学习，改变命运，就像这些华人留学生们一样。但他的请求被养父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养父没读过多少书，且以钻营生意起家，自然是“读书无用论”的坚定拥护者。在他看来，宋耀如的想法太过荒诞，而且没有意义，他认为只有成为一个会赚钱的商人，才是一条靠谱的路。
宋耀如对养父的拒绝感到很失望，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他决定离家出走。那天，堂舅派他到另一家商店办事，他表面上装作若无其事，却偷跑到了波士顿码头，然后爬上了一艘开往北卡罗来纳州的船。
这一幕就像好莱坞电影里的经典镜头。一个不甘平庸的孩子为了改变命运，不假思索地选择了叛逆与逃离，将成年人看来重要的孝顺、乖巧等统统抛诸脑后。在宋耀如的心里，有一团火在熊熊燃烧，这团火像许多怀揣美国梦试图不断向上攀登的激情一样，能照亮前程，还能福荫后代。
那时的他可能也不清楚接下来应该做什么，但丝毫不后悔做了这件事。因为骨子里的倔强与躁动不安的因子，使他甘愿过冒险的海上生活。
宋耀如爬上的是一艘缉私船，没过多久，躲在甲板后侧的他就被船员们发现了。他被带到船长查理·琼斯面前。他很幸运，遇到的是一位难得的好船长。琼斯船长听完这个男孩的经历后，对他十分同情，同意将他留在船上，并在花名册上为他谎报年龄，改为当船员的最低合法年龄——16 岁。
就这样，宋耀如开始了船员的生活。他为人低调、勤快，很快赢得了船员们的喜爱。据说，之前每次轮船快在波士顿靠岸时，他常常因为担心别人会把他送上岸而躲藏起来。船长将这一切看在眼里，但故意装作视而不见。
琼斯船长见他勤奋，且为人可靠、踏实，便决定帮助他。于是，宋耀如成了这艘名叫“考尔法克斯”号的船上的一名杂工，还能领工资，生活有了保障。
宋耀如经历了一年多的海上漂泊生活，不但开阔了眼界，还从船员们身上学到不少知识，收获颇丰，他的命运也在因他的努力而悄悄发生着改变。
受洗成基督徒，获得学习机会
“考尔法克斯”号的船长琼斯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希望这个勇敢、富于冒险精神的小男孩也能皈依基督教。因此，他经常对宋耀如讲《圣经》里的故事，比如上帝创世，人死后可以进天堂等故事。才十几岁的宋耀如听着听着，不禁对基督教产生了兴趣。
琼斯船长常常带他去卫理公会教堂做礼拜，让他感受体验教堂里的神圣氛围。渐渐地，宋耀如的心与基督教靠得越来越近。
在船上生活了一年多后，好心的琼斯船长被调往北卡罗来纳州的威尔明顿。船长在临行前曾写信给在华盛顿的上司，希望他能安排宋耀如退役。在琼斯船长的安排下，1880 年，宋耀如退役后，到了威尔明顿的另一条船上的食堂打杂，而他的好运也从这时真正开始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宋耀如被一位当地卫理公会教堂的上等人物罗杰·穆尔上校看中，并将他介绍给第五街教堂的里考德牧师。里考德牧师很看好宋耀如，认为这是“一个给基督带来的机会”。他决定将宋耀如培养成为一名传教士，一个胸怀使命感的上帝使徒，让他以后回国向中国人传教。
1880年11月7日，威尔明顿《明星报》刊登了一则简短的通知，这份通知由第五街卫理公会教堂发布：
今天上午的洗礼仪式将在本教堂举行。一位中国皈依者将是享受这项庄严权利的人之一，他也许是迄今为止在北卡罗来纳州接受基督洗礼的第一位“天朝人”。里考德牧师将主持仪式。
这位“天朝人”便是宋耀如。到了预定日期，宋耀如在肃穆庄严的教堂接受了洗礼，正式成为一名基督教徒，同时拥有了一个教名——查理·琼斯·宋。
洗礼过后没多久，宋耀如有了上学的机会。为了给他筹集学费，罗杰·穆尔上校写信给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的朱利安·卡尔。朱利安·卡尔是南方最有钱的人之一，也是杜克大学的创建人之一，还是当地的大资本家之一。他曾帮助过不少南方阵亡军人的孩子入学，这次，他也答应了支持宋耀如上学。
卡尔夫妇与宋耀如共同度过了几个星期，之后每逢假期，宋耀如便会在卡尔家中度过。宋耀如甚至将卡尔称为“卡尔父亲”。与卡尔共处，使宋耀如受益匪浅。他从卡尔身上学到了商业教育和做生意的判断能力，为未来从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然，这跟他本人颇具经商头脑也有很大的关系。
1881年夏，宋耀如进入杜克大学圣三一学院，成了这所学校唯一一名外国留学生，并接受了“压缩学习”方案。教授们让他去上预备班，课程安排得很紧，重点教他学英语，此外，他还需苦读《圣经》。宋耀如的学习任务很重，其他学生要花十年时间学完的读写算等功课，全被压缩到几个月的时间内，需要他来学完。
在圣三一学院学习期间，他过得颇为愉快，如饥似渴地学习之余，他还给家中的父亲写了一封信，对于中文不大熟悉的他是用英文写的信，译文如下：
亲爱的父亲：
我写这封信是要让你知道我现在在哪里。我于 1878 年在东印度群岛，离开哥哥来到了美国，幸运的我找到了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世主。为基督之故上帝满足了我的要求，与我相会。
现在达勒姆主日学校和圣三一学院在帮助我，我正加紧读书，以便能回到中国，向你叙说达勒姆朋友们的厚道和上帝的恩惠。上帝派他亲生的儿子到尘世来替所有有罪的人赎罪。我是一个罪人，但由于上帝的恩惠而得救了。
我记得小时候你带我到一所大庙拜木头菩萨。父亲啊，拜木头菩萨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你就是拜一辈子也不会有一星半点好处。过去，人们对基督毫无所知，但是现在我已找到了一位救世主，不管我走到哪里，他都来安慰我。请你倾耳聆听，你就能听到神灵在说话；请你抬头向上看，你就能看到上帝的荣光。
我信赖上帝，我希望凭上帝的意志再次在这里看到你。现在我们正在度假，住在达勒姆卡尔先生的家里。接到我的信请马上回信，我将很高兴听到你的情况。
请把我的爱转达给母亲、哥哥和姐姐妹妹以及你自己。我以后再写信的时候会告诉你们更多的情况……
宋耀如慢慢地长大了，他开始与女孩子有了来往。在众多的女孩中，他对一位叫做埃拉·卡尔的女孩很有好感。埃拉·卡尔的父亲在圣三一学院教希腊文和德文，是卡尔将军较穷的堂兄弟之一。
宋耀如经常去听埃拉弹钢琴，慢慢地，两人间产生了微妙而朦胧的感情。有一天，当两人情不自禁地亲吻时，被埃拉的母亲发现了。埃拉的母亲十分生气，将宋耀如赶了出去，警告他再不许到自己家来。
这件事在当时产生了不小的轰动，1936 年，《新闻观察家报》上还曾转载过卫理公会关于此事的解释：
为了传教事业，曾多次与之长谈的克雷文博士向卫理公会布道团理事会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们向他建议，这位年轻的中国人在范德比尔特会取得更大的进步，他在那里既能够继续受教育，又能够通过同在纳什维尔的理事会理事和回来的传教士接触，从而接受传教方面的训练……
发生了这件事后，宋耀如已无法继续留在圣三一学院，他只能转学进了范德比尔特大学。
由此可以看出，虽然卫理公会的人支持他上学受教育，并向他提供简单衣食等供给，并不表示他们能接受他进入自己的生活领域，更不会允许这个中国小子与他们的女儿产生某种亲密感情。
宋耀如和埃拉的感情，是他一生经历的美好感情之一。他曾在达纳什维尔的照相馆拍过一张照片，然后托朋友辗转交给埃拉了。这张照片在埃拉的手中保存了半个多世纪，是她一生最珍贵的东西之一。
完成美国学业，历尽风险回国
1883 年，宋耀如进入范德比尔特大学学习。代理院长及教会的负责人对他没有什么好感，宋耀如却对此毫不理会，他将这些都抛到了一边，一心一意地学习。几年下来，他的学业有了很大的进步，同时也用诚心结交了不少朋友。
他的同班同学约翰·奥尔牧师对他的评价颇高，认为他机智幽默，脾气好，此外，他所有的考试都合格，“毕业时，在神学方面是班上的优等生”。
同宋耀如保持友谊最长久的是同学步惠廉。他们的友谊从步惠廉到上海进行传教开始，一直持续到宋耀如病逝。
在神学院的最后两年，宋耀如对宗教事务十分热心。他经常帮助福音传教士举行南方各地的信仰复兴大会，有时还进行演讲。宋耀如那时的演讲水平比最初已有了很大的提高。他还曾给教会报纸《基督教倡导报》写文章宣传关于南方信仰复兴所取得的成就，因文笔流畅，还赢得过该报主编的赞赏。
1885 年，宋耀如即将毕业，霍兰·马克谛耶主教，也就是范德比尔特大学的校长，决定将他派去上海，并将这个决定告知了上海的林乐知。林乐知提议，让宋耀如在教会办的英华大学里当一名老师。
宋耀如得知此事后，便提笔给林乐知写了一封回信，部分内容如下：
亲爱的林乐知博士：
接奉手书已有数日，确实不胜欣慰。我看到你完全把你的工作、生命和精神奉献给了上帝。我希望上帝恩赐，让我尽快见到你。我不知道我在美国还要逗留多久，但只要这次机会允许我这样做，我将设法尽量使自己彻底作好准备。在我结束学业后，我希望我能把光明带给中国人。我生活的目的是行善、敬和、赞美上帝；对别人行善，拯救他们免遭永恒的惩罚。但愿上帝帮助我。
几天前有一个卫理公会的女教友问了我一个不平常的问题，她说：松兄弟，你是一个传教士，你会不会为了任何信念受苦，会不会为了基督的事业牺牲？我当时想，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奇怪的问题，但是为了表示我的真心诚意，我按照我的感受作了回答。我说，是的，夫人，我愿意在任何情况下为基督受苦，如果上帝帮助我。她又说，那正是我们应该有的感受，因为上帝会帮助我们，如果我们信赖他的话。愿上帝帮助我们大家，把我们的财富置于天国，以最大的热情伺候他，最后我们才能够说：我已忠于信仰，我已进行了尽力的战斗，因此今后，我将接受生活的荣光……
这封信写于 1885年 7月，信中的“松”即是指“宋”。宋耀如此时还不是特别想离开美国，他还想去学医。尽管卡尔表示愿意继续支持他，但主教马克谛耶却不同意，他曾给林乐知写过这样一封信：
亲爱的林乐知博士：
我们希望今年秋天把松同伯乐文博士一起派到你那里。我相信你会立即派他从事巡回布道区工作，即使不是坐车去，也要步行去。松希望再逗留一两年学医，使自己具备更有益于人的能力。他慷慨的赞助者朱利安·卡尔先生也不是不愿意继续帮助他。
但我们认为最好是：不应该在他还没有在中国人当中努力工作之前就把他身上那个中国佬的精力耗竭用尽。他早已“尝过了安乐椅的滋味”——而且并不反对享受高级文明的舒适。这不是他的过错。……
马克谛耶不同意的原因，归根结底在于，宋耀如的导师们希望他能尽快回到中国去传教，达到他们最初培养他的目的。当然，他们之所以希望他不要在美国久待的另一个原因是怕他过于留恋美国的舒适生活，不愿离开。
1885 年 7 月，宋耀如正式毕业。尽管他的心中可能充满了苦闷和无奈，但时年已经 19 岁的他不得不离开美国，于同年 12 月坐上了前往堪萨斯城的火车，再从堪萨斯改乘横贯大陆的火车。
宋耀如的回国旅程充满了惊险。美国历史上曾发生过“黄祸”运动，成千上万的华人开始逃离美国。由于经济衰退，许多商人资本家开始倾向于雇佣廉价华工。这样一来，就造成了美国当地人就业困难等多种问题。由此引发了当地人对华人的仇恨情绪，唐人街被人放火，更有甚者，白人治安维持会成员组织“剪辫子会”，不但剪华人的辫子，还要剥掉华人们的头皮盖。一时间，血腥杀戮，疯狂驱赶，乱成一团。
宋耀如当时正在回国途中，目睹了种种惨状，吓得心惊肉跳，生怕一不留神就被卷入这场可怕的血腥运动中。幸而他的运气还不错，最终顺利到达旧金山，乘上了太平洋邮船公司回国的轮船。此时，他离开中国差不多已有10 年的时光。
1886 年，宋耀如乘坐的轮船驶入黄浦江，他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
宋耀如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见大名鼎鼎的林乐知。
林乐知于 1860 年来到中国，在上海创办《万国公报》和英华大学，在苏州还创办过东吴大学。他本人不做深入广大群众的传教工作，他传教的主要范围是中国的知识界。他的地位比较优越，是美国卫理公会的大人物，自视甚高，对布道团的教士傲慢、专横，因此一些受不了他的传教士都要求调离中国。
林乐知不喜欢宋耀如，曾公开表示过对他的不屑。曾经表示安排宋耀如去英华大学教书的诺言也没兑现。另外，他还把宋耀如的薪水压得低至 15 美元，宋耀如因此感到十分不满。
早在宋耀如回国之前，林乐知已经给马克谛耶主教和纳什维尔的布道团董事会写了一封信，表示宋耀如仍是中国人，不应享受更好的待遇。他在信中谈道：
……再过两天他就到了，而董事会准备给他什么待遇，我还一无所知。对他的职位、薪俸作何安排？此事颇令人为难。我们中西书院的青年学者比他要强得多了——我指的是学得好的人——他们学贯中西，在写作和翻译方面，他们不仅能够做，而且实际上已经在担任工作。在公开会议上评议时，他们的作品曾得到我们最年高博学的传教士的赞扬。宋查理是永无指望成为这样的中国学者的，他充其量只是一名失去民族特征的华人。……
可以说，林乐知给了宋耀如一个很低的评价，并在他还未到来之前就已决心排挤他、打压他。宋耀如曾要求请假回老家探亲，也被他一口回绝，令宋耀如失望不已。
宋耀如给美国友人写过一封信，诉说心中的苦闷，也提到了他没有“反抗”的原因：
我对这种专横深感不快，但我必须忍耐。如果我真的采取鲁莽的行动，家里的人（特别是我在达勒姆的朋友们）会认为我是一个不忠诚的卫理公会的教徒，一个不守法纪的人，因此我像老鼠一样忍气吞声。……
林乐知给宋耀如安排的第一份工作是去上海近郊吴淞传教与教学。宋耀如到了一个贫穷的小乡村，开始了牧师生涯。起初，他作为一个不土不洋的中国传教士，无法顺利地与当地农民们打交道，还常常受到教会学校里孩子们的戏弄。但是后来，他用诚意与努力感动了这些孩子们，成了学校最受欢迎的老师。
在这期间，他经过不懈地努力，终于获得了回老家海南文昌探亲的许可。当他回到家中时，亲人们感觉就像做梦一样，差点没认出他来，当确认是他回来了，全家都欣喜万分。也是这次探亲，宋耀如才得知，林乐知并没把他六年前写给父亲的信转寄过来。
娶得良配，时来运转
在吴淞待了六个月后，宋耀如又被派到昆山当巡回传教士。在昆山，除了有以宋耀如为代表的南方卫理公会外，还有南方浸礼会和法国天主教两个布道团。这里的大部分居民都比较传统，信奉佛教、道教等。
宋耀如当时过得很不好，因为薪水很低，所以只能租小房子过生活。生活上的拮据令他很狼狈，但更令他烦恼的是，当地的中国人与外国人都不喜欢他。农民们觉得他不伦不类，外国人觉得他不是本国人，不会成为皈依者，且是竞争对手，所以不愿与他来往。因此，宋耀如不但贫困，还很孤独，他常与美国友人们通信来排解郁闷的情绪。
就在他感到最沮丧的时候，一件意外的事发生了。某日，他在街上散步时遇到了一位多年不见的老朋友牛尚周。牛尚周是他当初在美国堂舅的店里认识的中国留学生。两人聊了一会儿，牛尚周对他的遭遇表示很同情。
这次见面对宋耀如来说非常重要，如果没有与牛尚周的重逢，就没有后来的叱咤风云的宋氏三姐妹。
当牛尚周得知宋耀如还未结婚时，便热心地将自己的妻妹，19 岁的倪桂珍介绍给他。倪桂珍便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宋氏姐妹们的母亲。
牛尚周和他的表兄温秉忠回国后，分别娶了倪桂珍的大姐和二姐，两人都极力撮合倪桂珍与宋耀如。于是在一个周日，在牛尚周与温秉忠的安排下，宋耀如见到了教堂里的倪桂珍。
正值青春妙龄的倪桂珍有一双明亮的眼睛，乌黑的头发梳在脑后，额前留着一排刘海，再加上她温柔恬静的性格，整个人散发出一种大家闺秀特有的气质，令宋耀如一见便生好感；而倪桂珍也对温文尔雅的宋耀如颇有好感。
两个人交往没多久，宋耀如便亲自去拜访倪桂珍的父母。这对和气的老人见宋耀如一表人才，也都非常满意。一段观察期过后，宋耀如与倪桂珍的婚事便定了下来。
1887 年，宋耀如与倪桂珍成婚，并举行了一场传统的上海家宴。婚后，两人一起回到昆山。宋耀如的薪水依然很低，如果没有倪桂珍带来的嫁妆，两个人的日子大概会过得比以前他一个人时更加艰难。
但是，宋耀如此时的传教士生涯已比从前有了很大进步，1888 年被提为正式牧师，1889 年被调往上海专区，1890 年当上了上海市郊嵩泽的牧师。
此时的宋耀如回国已有数年，他对继续做传教士的想法产生了动摇。也许是因为天生的冒险精神，也许是因为薪水的微薄，也许是因为别的，他觉得，自己应该干点别的什么才对。
1889年年底，宋耀如在美国《圣经》出版协会谋了个兼职，他的主要工作是售卖《圣经》（英文版）和《新约全书》（中文版），也就是“书贩”一类的工作。
当时只有中产阶级才买得起这些书，书籍的成本很高，宋耀如很快想到办法改善这种状况。他曾在威尔明顿印刷厂当过学徒，对西方先进的机械化印刷术比较了解。此外，由于有过销售美国《圣经》的经验，他也学到了一点经济学方面的知识。
那时，虽然出版《圣经》获得的利润很有限，但因获得了西方传教组织和宗教机构的资金与技术支持，宋耀如很快展开了新的事业旅程。他为一些布道团承印书刊，还翻印一些西方历史、科学等书刊，增加了不少利润，有时还会印制一些政治性小册子等，专供给一些秘密社团。
就这样，他通过翻译、印刷大量的外国书刊起家，正式迈入了上海商界。由于他实在太忙，只能去做业余牧师。到了 1892 年春，他正式向南方卫理公会中国布道团辞职。这一举动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北卡罗来纳州传来了一些风言风语。宋耀如感到很愤怒，盛怒之下，他给《基督教倡导者》编辑部写信，一挥而就：
亲爱的里德兄：
你是否可以高抬贵手，借我贵栏一席宝地，让我说几句话，以正北卡罗来纳某些人士的视听。我从朋友来信获悉，在他居住的城市有报道说，我“已重返异教徒偶像崇拜的习俗中去了。”我特写此信申明，此话毫无事实根据。自我信奉基督以来，从未想到要背弃我虔诚信奉的救世主耶稣，而去顶礼膜拜那没有生命的木、石之神。舍永生而求永灭，这简直是太傻了。
但谣言的制造者也许会说，所罗门是古今世界智慧最高的人，而他后来不也崇拜起偶像来了吗？他尚且如此，难道别人就不会这样干？我的回答是，我既不如所罗门那样聪颖，也不像他那样愚蠢。但笔者声言，他的见识足以使自己竭尽全力充当主的奴仆，直到离开人世为止。
我之所以离开布道团，是因为它给我的（薪金）不足以维持生活。靠每月十五美元的薪水，我养不活自己、妻子和孩子。我希望我的朋友能够明了，我离开布道团，并不是说我放弃了信奉基督和受难的我主。
目前，我一面跟美国《圣经》出版协会共事，一面仍在做跟我们的宗教有关的事业。跟我一起出版《主》、《兄弟山》以及《波奈尔》等书的工友们可以为此作证。所以，我脱离布道团，毋宁说倒是成了布道团的单干成员，或可说我是一名竭力为布道团办事而又不依赖美国国内教会支持的布道人。
我现在执掌着我们新的卫理公会教堂，这是美国堪萨斯城摩尔兄弟的捐赠，是中国国内最好的一座教堂。
我们在这所教堂里开办了一所很火的主日学校，有一个很不错的教员班子，我本人也教课。学生有老有小。我们非常喜欢这个“国际主日学校”。你们若有谁能在星期日上午来看看，我们将给予难以忘怀的欢迎，并让你们看看，孩子们的功课念得多好。
我希望，那些听说我“已重返异教徒偶像崇拜的习俗”的人发发慈悲，读一读这几行字，请他们自己作出判断，我宋查理究竟立足何方。我喜爱我所信仰的宗教，也希望我的朋友也喜爱他们的宗教。……
就这样，宋耀如很有尊严地离开了布道团，努力从事他的新事业——出版业。同时，他还在一家面粉厂当经理，薪资极为丰厚。他经营有道，这家面粉厂发展极好，后来竟成为亚洲最大的面粉厂之一。同时，他还是几家工厂的英语总经理，凭借着流利的英语和精明的头脑，无论是同西方人谈判，还是充当购买美国机器时的中间人，他都游刃有余。
后来，他在曾经资助他求学的美国恩人卡尔的协助下从事进口机器的生意，成了中国最早做进口重型工业机器的商人之一。
渐渐地，宋耀如不但摆脱了贫困的生活，还在圈内出了名。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又擅经商，还是一名杰出的牧师，成了当时上海交际圈的知名人物。
结识国父孙中山，做革命“隐君子”
宋耀如发迹后，一路顺风顺水，事业家庭两得意。就在他大笔吸金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改变他生活轨迹的人，这个人就是后来做了他二女婿的国父孙中山。
1894 年，孙中山写了一篇《上李鸿章书》，他拿着这封书信到天津求见李鸿章。途经上海时，在公共租界的卫理公会教堂内，第一次与宋耀如相见。他们都是广东人，讲同种方言，都能说英语，都有出国留学的经历，且同是基督徒。如此等等，让两人一见如故。
认识孙中山以后，宋耀如的生活与思想都发生了很大转变。孙中山对革命事业的热忱与不懈奋斗的精神深深影响了他，他对孙中山不同寻常的勇气十分钦佩，并热情地邀请孙中山住在自己家。
尽管宋耀如对孙中山的勇气十分钦佩，却不大赞同他的做法，认为他上书成功的可能性不大。果然，孙中山吃了个闭门羹。政务繁忙的李鸿章没空见他这个无名小卒，孙中山失望而归。宋耀如不忍看孙中山无功而返，便想方设法将孙中山的这篇文章刊登在了林乐知办的《新教会报》上。
宋耀如与孙中山相识后，为他提供过不少帮助，比如让他在上海的家中居住，将书房让出供他们召开各种秘密会议，还主动掏钱支持孙中山进行各种革命活动。
第一次广州武装起义失败后，宋耀如与孙中山的关系更紧密了。孙中山流亡海外时，宋耀如继续经营他的出版事业，而且越做越好。华美书馆出版了不少宗教、世俗书籍，还历史性地出版了中国最早的方言《圣经》之一——《苏州方言圣约书》。
成熟而稳健的实业家宋耀如
当时宋耀如在上海的名气可谓如日中天，他与别人投资合作创办了上海商务印书馆，这家印书馆是中国最古老出色的出版社之一。在恩人卡尔的支持下，他还投资创办了香烟厂、棉纺厂，这时的他已经相当富有。
宋耀如在经商的同时，并未忘记与孙中山共同的革命理想，他为革命事业投入了相当多的金钱。比如创建了上海华人基督教青年会，目的是为了帮助革命者拥有秘密而安全的活动场所，同时还将自己在虹口的住宅和山东路的老印刷所提供给革命党的高级领导人开会。
这时的宋耀如已人近中年，他一方面拥有富足的生活和较高的名望，另一方面又时刻在为革命事业而牵挂。他清楚革命活动是危险的，为了保险起见，他还曾为自己购买过一张葡萄牙护照，上面写着他的出生地为澳门，葡萄牙国籍的护照可以避开新颁布的《排华法》。他是怕万一哪天出了什么事，可以凭这个护照带着老婆孩子一起去美国避难。
1905 年，为革命继续奔走的宋耀如还曾千里迢迢去美国募捐，这是他毕业离开美国后首次踏上美国的土地，心中不禁感慨万分。当初离开的时候，他仍然是个落魄的穷小子，现在则是以体面的商人身份重新到美国。
当他乘坐的大型轮船驶入旧金山码头时，受到了前来迎接的“致公堂”成员们的欢迎。“致公堂”是美国的一个华人组织，又称为“世界华人自由共济会”。通过“致公堂”成员们的介绍，他认识了不少华人银行家与实业家。
在美的许多华人虽然一直在异国打拼，可都没有忘记过祖国，每时每刻都在关注祖国的消息，他们渴望祖国能快些强大与繁荣起来，使他们在国外也能扬眉吐气。当听说宋耀如赴美的目的后，这些富裕的华人们纷纷表示愿意慷慨解囊。没过多久，宋耀如就筹到了一笔很可观的捐款。
宋耀如在美期间，还专程去了北卡罗来纳州与恩人朱利安·卡尔见面。不论是在宋耀如求学，还是之后在上海为事业打拼，朱利安·卡尔都为他提供过无私的帮助，对宋耀如来说，他不仅仅是恩人，更是自己的人生导师与最重要的朋友。
两人在达勒姆火车站见面后，便激动地紧紧拥抱在一起。当卡尔看到昔日傻傻的穷孩子变成了精明能干的实业家时，十分欣慰。
随后的几周，宋耀如一直住在卡尔家中，两人经常促膝长谈。宋耀如谈到了来美的真实目的，并对他说起中国国内的形势，比如清政府腐败无能，起义失败等事，并提到起义失败是因为准备不足，经费不够等等。卡尔听到不少革命党人遭到残酷杀戮，如活埋、砍头等，愤怒至极。
卡尔是个大慈善家，又与宋耀如相识多年，对他非常信任，听说革命缺乏资金，当即表示会拿一笔钱捐献给革命事业，宋耀如对卡尔越发充满了感激之情。
告别卡尔后，宋耀如北上纽约，随后无人知晓他的去向。他在北美待了半年多，为革命事业筹集了 200 万美元的经费，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宋耀如的老朋友以及卡尔的慷慨资助。
这笔数目庞大的经费给予了革命事业很大的帮助，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特地任命宋耀如为司库。实际上，他过去也曾担任过这一职位，只是当时是非正式的。与此同时，他仍兼任孙中山在上海党部的执行秘书。
可以说，宋耀如是孙中山事业的紧密追随者，是孙中山的重要财力支柱。他经常自掏腰包支持孙中山，确保其经济上无后顾之忧。也许，正是因为与孙中山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便注定了宋耀如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