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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是近代划时代的人物，他游历欧美等地，有博大的世界格局，对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都有着独特的理解。他对于《大学》这本书有着极高的评价：中国政治哲学谓其最有系统之学，无论外国任何政治哲学家都未见过，都未说出，为中国独有之宝贝。孙中山的这个评价，值得我们参究和重视。我们如何理解孙中山先生的这个判断呢？
首先，我们可以判断孙中山的这个认识是基于他对整个人类政治文化的考察而做出的论断。孙中山有非常深厚的西方学术修养，对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为代表的西方政治学有精深的了解和思考，辛亥革命之后建构的国家体制，就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西方近代的政治学理论。但孙中山为什么还对《大学》做出了如此高的评价呢？西方的政治学，客观地说是基于人性恶的假设，诸如分权和制衡等对制度层面的思考较多，而对于政治家的修为与政治运作过程中人的因素思考比较少。我们回过头来总结人类近代以来政治学的实践，我们固然要重视制度的力量，但无论是制度的建构还是制度的运作，都以人的修养为基础，切不可因为制度的固化而导致社会治理的僵化！在外在制度建构与人心的建设的关系问题上，中国文化特别注意到了人心建设的重要性。可以这样说，中国传统的政治学，更多地着力于培育伟大的管理者；西方近代的政治学，某种程度上重点在于基于对人性的不信任而建构一套防止人性之恶的制度。而如何把伟大政治家的培育和外在制度的建设、运作有机结合起来，《大学》所强调的“内圣外王”之道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而且，就制度建设层面而言，不同的国家如何探索与本国相适宜的制度模式，如何保持制度模式的良性运作等问题，都与人的因素直接有关。如果人的修为跟不上，再美好的制度设计也是流于形式，甚至会成为逾淮之橘。而在如何培养伟大政治家的个人修为方面，《大学》的论述非常精彩，这是孙中山赞叹《大学》这本书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孙中山对《大学》的高度评价，也启示我们务必要好好重视本民族的文化资源。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倾向，仿佛一提及政治学思想，就是西方的高明，中华文化资源中非常丰富的政治学思想却被轻视，这是需要我们反思的地方。近代以来，由于暂时的落后，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非常严重的伤害。这种伤害不仅是物质的掠夺和生灵涂炭，比如抢夺我们多少东西、多少割地赔款、杀害我们多少同胞，更严重的是心灵的伤害！近代的苦难，列强的掠夺和烧杀，严重地伤害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自信！伤害了很多中国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我们国家的认同！直到今天，仍有一些人骨子里面看不起自己的国家，看不起自己的文化，看不起自己是中国人的身份！这种心灵深处的自卑和媚外，对一个国家是致命的伤害，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和弥合。客观地说，世界各国力量的消长是很正常的事，谁也不是永远的常胜将军，一个伟大的民族，永远不要因为一时的先进而骄傲，更不要因为一时的落后就妄自菲薄，而是永远海纳百川，善于反省，不断学习，自新自强，只有这样才能不断迎接挑战而立于时代的潮头！
关于内圣和外王的关系，简单地说就是只有内圣——自己修得好，才能外王——有能力做一番伟大的事业；也只有在外王的过程中，才能更好地提高自己的修为。内圣才能外王，在外王中提升自身修为，这就是“内圣”和“外王”的辩证关系。
当我们说“内圣”才能“外王”时，实际上揭示了这样的道理，那就是：当一个人拥有更大的权力、面临更大的局面时，越是会遇到更大的诱惑和挑战。如果一个人的修为不能从容应对外部的挑战和诱惑，那就会面临严重的局面，甚至会身败名裂。现在很多人只是希望自己的官多大、权力多大、企业规模越来越大，岂不知权力越大、事业越大对人的考验越大！如果一个人不能正确地看待和使用权力，那对于社会和个人都是灾难。有的时候，附着在权力上的诱惑超出想象，越是位高权重，诱惑越大。社会治理当然需要各种严密的制度，但无论多么严密的制度，都无法管住一颗想犯罪的心。从根本上看，只有一个人的德行和智慧，才能经得起各种考验的诱惑。除了诱惑，人生还有很多凶险和困难，也只有真正有德行的人，才能有大无畏的力量，愈挫愈奋，一往无前。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内圣”，才能“外王”！
当我们说在“外王”的过程中才能“内圣”时，是因为一个人的德行和修为不是躲在暗室里自我欣赏，也不是在没有外部考验时的自我得意。一个人的修为究竟如何，需要在社会的历练中验证和升华！所以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家，无不是主张在造福大众的功业中历练自己，这就是“大隐隐于世”的含义。在道家看来，即便是成仙得道，没有造福大众的功德，一切都无从谈起。所以，那些希望成就卓越人生的人，一定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将所学运用到实践中，在实践中不断反思和升华。真正伟大的人，不是空想出来的，也不是简单读书读出来的，而是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我们注意向书本学、向优秀的人学，但一定要重视实践，在实践中历练和提高，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实践出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