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了社会治理的宗旨——启发道心与防范人心,我们就可以对人类的社会治理模式做一点反思和总结。
在社会治理的问题上,我们要警惕非此即彼的现象。所谓非此即彼,简单地说就是肯定一个极端,否定其他角度的价值。当前,非此即彼的现象比较明显。比如说,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中医与西医等问题,有人认为计划经济是错的、不好的,市场经济才是好的;西医是好的,中医是不好的,等等,就是典型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在中国的现实中,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可谓大行其道,对于我们的社会发展起着非常消极的影响,值得警惕。比如说,有人把西方尤其是欧美的做法当标准,只要是我们和他们做得不一样,那就是我们错了。这种根本不顾及中国实际的言行,就是典型的非此即彼的表现,严重危害中国的社会发展。当前中国之所以出现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与近代以来西方的影响和教育大有关系。
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我们是“和而不同”和“中道圆融”的思维,是注重不同力量动态平衡的思维,而不是主张一方打倒另一方的思维。西方文化的深层,有着“理念和现实”“正义和邪恶”“天堂和地狱”“此岸和彼岸”的二元对立倾向。虽然西方近代以来的一些思想家开始反思这种二元对立的危害,但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二元对立的思维习惯。所以在当今的美国看来,凡是和他们价值和制度模式一样的国家就是朋友,否则就是敌人。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是近代以来人类出现诸多血腥和冲突的文化根源之一。西方社会治理的困境也与此有关。早在18世纪,西方的经济学家认为社会治理一定要放开,反对政府的管控,持这种观点的典型人物就是亚当·斯密。后来在自由市场经济的推动下,西方出现了经济的飞速发展,但两极分化、社会不公、经济危机等各种问题纷至沓来,以致酿成了20世纪30年代全球的经济大萧条,于是凯恩斯又提出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国家主导经济。几十年之后,哈耶克等人又反对这种政府对社会的管控,提倡新自由主义,结果又引发新的金融危机。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在不同的治理模式之中跳来跳去,结果现在西方也无法面对自身的治理困境。其实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各种治理模式各有各的价值,各有各的发挥作用的方式,而不是说某一种方式就是灵丹妙药。
因此,我们今天在社会管理的问题上,一定要自觉摒弃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不要以为哪种治理方式可以包治百病,可点石成金,而是根据社会的现实情况,需要哪种治理模式就采用哪种治理模式,更要综合发挥不同治理模式的优点,共同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前几年,针对中国社会治理的问题,有人曾认为法治就是灵丹妙药,而不能深刻理解中央提出的“德法相依”理念;就如同更早推动市场经济改革的时候,面对中国经济的问题,仿佛一旦搞市场经济,一切都好了,不懂得市场经济必须和国家宏观调控有机统一,而且越推进市场经济的改革,越要加强宏观调控!这都是看问题的片面和浅薄所在,也是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典型体现。
实际上,市场经济、宏观调控各有作用;要文化、道德建设与法治建设有机统一,相辅相成,绝不是某一种方式可以包打天下。鉴于社会的复杂,我们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不要简单地以为“一怎么样就好了”,事实上,社会发展的任何时期都会有各种冲突和矛盾。矛盾是社会的常态,没有矛盾是不正常的;每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都各有价值,但不可将其绝对化,而是要认清楚每一种解决方式的局限和边界,各种方式集中起来,互相融合,共同在动态中实现社会的良性治理。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理解孟子的话了:徒法不可以自行,徒善不可为政。 中国的社会治理,绝不是模仿西方国家就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绝不是移植别人的做法就可以解决自身的问题,而是结合自己的实际,采用各种措施,发挥不同治理方式的作用,多管齐下,共同把社会治理好。
孟子曾言:“物之不齐,物之情也。” 世界万物各有特点,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不同单位也有不同的情况,针对人性的复杂,在社会治理的问题上,一定是多管齐下,各种治理措施各得其所,才能取得良好的治理效果,决不可非此即彼,以为某种治理措施可以包治百病。我们无论是反思和总结历史,还是考察现实,仍然存在大量的非此即彼的现象,仍然存在着某些人以为某一种方式可包治百病的幼稚病。
某一个企业,从乡镇企业做起,三十多年的发展,达到了一年几百亿产值的规模,可谓该行业比较知名的企业。可这个企业的老总一直很自卑,觉得美国等西方的管理经验和模式才是最先进的,花了近千万购买了美国IBM提供的管理模型,结果不到一年的时间,由于严重脱离企业实际,导致大量的骨干和核心技术人员流失,三十多年的企业毁于一旦。究其原因,就是某些人骨子里面对外国的膜拜,对自身管理经验的自卑,看问题的简单幼稚。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一个单位,各有各的情况,一定要善于根据具体的情况做出判断和处理,向他人学习也要结合自己的实际。在具体管理的过程中,不要简单地以为哪个药方可以包治百病,一定要结合实际,因事因地制宜。
我们要充分地吸纳和总结自身的管理智慧和经验,充分认识到任何一个国家的管理智慧和管理经验、模式都离不开本民族的文化之根。我们在学习其他民族好的做法时,绝不要以为简单的移植和模仿就能解决问题,而是要学习背后的道理,借鉴其中某些可以参考的具体做法,但都要懂得为我所用,以我为主,建构适合本国、本单位实际的社会治理模式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