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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了社会治理的宗旨——启发道心与防范人心，我们就可以对人类的社会治理模式做一点反思和总结。
在社会治理的问题上，我们要警惕非此即彼的现象。所谓非此即彼，简单地说就是肯定一个极端，否定其他角度的价值。当前，非此即彼的现象比较明显。比如说，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中医与西医等问题，有人认为计划经济是错的、不好的，市场经济才是好的；西医是好的，中医是不好的，等等，就是典型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在中国的现实中，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可谓大行其道，对于我们的社会发展起着非常消极的影响，值得警惕。比如说，有人把西方尤其是欧美的做法当标准，只要是我们和他们做得不一样，那就是我们错了。这种根本不顾及中国实际的言行，就是典型的非此即彼的表现，严重危害中国的社会发展。当前中国之所以出现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与近代以来西方的影响和教育大有关系。
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我们是“和而不同”和“中道圆融”的思维，是注重不同力量动态平衡的思维，而不是主张一方打倒另一方的思维。西方文化的深层，有着“理念和现实”“正义和邪恶”“天堂和地狱”“此岸和彼岸”的二元对立倾向。虽然西方近代以来的一些思想家开始反思这种二元对立的危害，但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二元对立的思维习惯。所以在当今的美国看来，凡是和他们价值和制度模式一样的国家就是朋友，否则就是敌人。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是近代以来人类出现诸多血腥和冲突的文化根源之一。西方社会治理的困境也与此有关。早在18世纪，西方的经济学家认为社会治理一定要放开，反对政府的管控，持这种观点的典型人物就是亚当·斯密。后来在自由市场经济的推动下，西方出现了经济的飞速发展，但两极分化、社会不公、经济危机等各种问题纷至沓来，以致酿成了20世纪30年代全球的经济大萧条，于是凯恩斯又提出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国家主导经济。几十年之后，哈耶克等人又反对这种政府对社会的管控，提倡新自由主义，结果又引发新的金融危机。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在不同的治理模式之中跳来跳去，结果现在西方也无法面对自身的治理困境。其实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各种治理模式各有各的价值，各有各的发挥作用的方式，而不是说某一种方式就是灵丹妙药。
因此，我们今天在社会管理的问题上，一定要自觉摒弃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不要以为哪种治理方式可以包治百病，可点石成金，而是根据社会的现实情况，需要哪种治理模式就采用哪种治理模式，更要综合发挥不同治理模式的优点，共同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前几年，针对中国社会治理的问题，有人曾认为法治就是灵丹妙药，而不能深刻理解中央提出的“德法相依”理念；就如同更早推动市场经济改革的时候，面对中国经济的问题，仿佛一旦搞市场经济，一切都好了，不懂得市场经济必须和国家宏观调控有机统一，而且越推进市场经济的改革，越要加强宏观调控！这都是看问题的片面和浅薄所在，也是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典型体现。
实际上，市场经济、宏观调控各有作用；要文化、道德建设与法治建设有机统一，相辅相成，绝不是某一种方式可以包打天下。鉴于社会的复杂，我们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不要简单地以为“一怎么样就好了”，事实上，社会发展的任何时期都会有各种冲突和矛盾。矛盾是社会的常态，没有矛盾是不正常的；每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都各有价值，但不可将其绝对化，而是要认清楚每一种解决方式的局限和边界，各种方式集中起来，互相融合，共同在动态中实现社会的良性治理。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理解孟子的话了：徒法不可以自行，徒善不可为政。
中国的社会治理，绝不是模仿西方国家就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绝不是移植别人的做法就可以解决自身的问题，而是结合自己的实际，采用各种措施，发挥不同治理方式的作用，多管齐下，共同把社会治理好。
孟子曾言：“物之不齐，物之情也。”
世界万物各有特点，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不同单位也有不同的情况，针对人性的复杂，在社会治理的问题上，一定是多管齐下，各种治理措施各得其所，才能取得良好的治理效果，决不可非此即彼，以为某种治理措施可以包治百病。我们无论是反思和总结历史，还是考察现实，仍然存在大量的非此即彼的现象，仍然存在着某些人以为某一种方式可包治百病的幼稚病。
某一个企业，从乡镇企业做起，三十多年的发展，达到了一年几百亿产值的规模，可谓该行业比较知名的企业。可这个企业的老总一直很自卑，觉得美国等西方的管理经验和模式才是最先进的，花了近千万购买了美国IBM提供的管理模型，结果不到一年的时间，由于严重脱离企业实际，导致大量的骨干和核心技术人员流失，三十多年的企业毁于一旦。究其原因，就是某些人骨子里面对外国的膜拜，对自身管理经验的自卑，看问题的简单幼稚。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一个单位，各有各的情况，一定要善于根据具体的情况做出判断和处理，向他人学习也要结合自己的实际。在具体管理的过程中，不要简单地以为哪个药方可以包治百病，一定要结合实际，因事因地制宜。
我们要充分地吸纳和总结自身的管理智慧和经验，充分认识到任何一个国家的管理智慧和管理经验、模式都离不开本民族的文化之根。我们在学习其他民族好的做法时，绝不要以为简单的移植和模仿就能解决问题，而是要学习背后的道理，借鉴其中某些可以参考的具体做法，但都要懂得为我所用，以我为主，建构适合本国、本单位实际的社会治理模式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