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将军生平

史迪威，1883年3月19日出生于佛罗里达州，其父亲是一位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毕业的实业家，史迪威则在纽约州附近的扬克斯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1900年，父亲托麦金利总统的一位朋友的推荐，史迪威经过严格的考试进入了西点军校，1904年西点军校步兵科毕业，以少尉军衔被派往菲律宾美军第十二步兵团服务，1906年调回西点军校担任法语、西班牙语语言教官，1910年与温尼结婚，1911年再度被派往菲律宾第十二步兵团工作，同年9月史迪威为了送已经怀有身孕的妻子温尼返回美国，夫妻由菲律宾前往日本。在日本，史迪威得到了中国爆发辛亥革命的消息，11月，他在长崎将温尼送上了返回美国的轮船，只身前往中国进行纯属个人性质的考察。

史迪威到达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上海是1911年的11月23日，然后由上海去了广州，他还沿西江而上去了广西的梧州，他第一次到中国一共待了十七天，于这年的12月9日从广州返回了马尼拉。史迪威第一次来中国就被中国的古老文化和与西方迥异的生活方式以及革命对社会变革所产生的剧烈动荡所吸引。在中国，既有现代大都会的上海的繁荣，又有极端落后的刀耕火种的自然经济；既有各国列强的冒险家和新旧官僚及封建买办的穷奢极欲，又有穷苦大众在死亡线上的挣扎；既有新社会建立的活力，又有旧政府对人权的漠视，对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和社会缺乏法制的无序状态产生了深切地关注，中国之行的十七天对史迪威以后将自己的命运与中国的联结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1912年，史迪威由菲律宾回到美国，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普勒西迪奥驻军中以中尉军衔服务一年。1913年，他又回到了母校西点军校任西班牙语言教官。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调往法国战场，在潘兴大将远征军情报处服务，在美国远征军中他结识了副参谋长马歇尔和史汀生，在法国期间史迪威的战时军衔为中校，1919年回国后恢复为上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中国问题成为美国乃至全球关注的热点，经过史迪威的争取，他被任命为美国驻华陆军语言教官，为了解决语言方面的问题，他随即进入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接受一年的中文训练。1920年暑假他在卡梅尔半岛最突出的地方购买了一块能俯瞰太平洋的土地，准备作为以后安家之地。这年7月他被晋升为陆军少校。1920年8月5日他携全家人搭乘一艘美国陆军运输舰前往中国，9月18日抵达山东半岛，9月20日抵达秦皇岛，又沿京奉铁路乘火车到达华北平原上最大的都市——北京。

这时的北京经历了“五四”运动，新思想的冲击和震荡，是充满活力和生机的城市，但也是各路军阀争夺，城头王旗经常变幻的政治文化中心。史迪威进入了美国人办的北京协和语言学校学习汉语（这所语言学校创建于1910年，是专门为传教士学习汉语设立的，后扩大了培训的范围，包括外交人员和来华投资的企业家，史迪威在校期间有300多学员）以便深入了解中国的国情。就在这时他正式将自己的英语姓名“Stilwell，”用汉语文字取名为“史迪威”。

1920年中国经历了四十年不遇的自然灾害，山西的灾情尤为严重。1921年初，国际救济饥荒委员会决定修建一条由黄河边上山西省风陵渡口至汾阳的简易公路，以便将赈灾的粮食和物品运进灾区。这条公路全长130公里，路基宽近7米，坡度低于百分之六，碎石路面，工期为四个月。经国际救济饥荒委员会商请美国陆军部同意后由史迪威担任修筑这条公路的总工程师，史迪威最后成功地组织修筑了这条公路。

在这条公路修通之后，他又应冯玉祥之邀前往陕西去担任修建由潼关到西安公路的总工程师，并与冯玉祥建立了友谊。由于发生冯玉祥联合吴佩孚展开拒张作霖入关的战事，这一工程开工不久便夭折。史迪威回到北京之后，1922年9月受美国大使馆武官处的委派前往东北、西伯利亚、朝鲜和日本，考查日本根据华盛顿会议的协议从西伯利亚撤出的情况。1923年4月他独自一人乘船和步行游历了浙江省、江西省和湖南省，这也检验了史迪威的语言交际能力和生活适应能力。这年6月，他还前往外蒙古进行了考察。同年7月9日，他带着全家人乘船返回美国，这天他在日记上记载：“我现在已是一个中国人了。”这年史迪威正好40岁。

史迪威回到美国后进入了佐治亚州的本宁堡步兵训练班学习，后又进入了培养高级军事指挥人才的利沃文思堡指挥参谋学校深造，1926年夏天正是史迪威毕业于该校之际，他再次被派往驻扎在天津的美国第十五步兵团填补一个营长的空缺职位，在该团他再次与在欧洲战场就相识的马歇尔相处，马歇尔时任该团的中校执行官。美国第十五步兵团是曾参与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的部队，按照庚子赔款协定留驻天津和大沽一带。此时正值中国的北伐战争由南向北推进，1927年5月，史迪威受美国方面派遣到达徐州前线，了解北伐军与军阀张宗昌作战的情况，由徐州到南京再到上海的旅途成了他历险而难忘的经历。在经历了南京事件之后的外国人普遍存在着对北伐的恐慌与偏见的情况下，史迪威提供了对北伐军客观而公正的评价，对北伐战争的发展提出了富有预见性的判断。

1928年，史迪威被任命为驻华美军司令卡斯特纳将军的代理参谋长，军衔由少校升为中校。这期间他不断在《哨兵》杂志上发表对中国时事和人物的评论，成为驻华美国外交和军事人员走进中国政治迷宫而必看的材料，史迪威研究东方问题的权威身份由此确立。

1924年4月史迪威返回美国任本宁堡步兵学校战术科科长，这时主持该校的马歇尔正在着手进行更加注重实战经验的教学改革，一改过去课堂上纸上谈兵的战场条例、教学方式，在军事理论和实际训练中进行了积极的创新。而主管战术教学的史迪威所从事的领域是军事艺术核心的教育，培养军官的应变能力和控制能力是造就未来战争人才的重要内容。马歇尔在本宁堡的一番苦心孤诣终究造就了一大批在“二战”中光彩夺目的将军群——布雷德利、李奇微、霍奇斯、柯休斯、史密斯、史迪威等重要将领。

1931年“九·一八”以后的中国命运是身处本宁堡的史迪威时刻关注的焦点。

1932年史迪威被派往圣地亚哥训练第九区的后备役部队，他一方面尽力向预备役军人传授军事规则和军事技能，一方面也在尽力克制对这一工作的乏味和失望情绪，他在这种环境中度过了十分艰难的两年。

1935年1月，史迪威经国务卿赫尔批准被任命为美国驻北平公使团上校武官。当年7月7日到达北平。他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加强与中国和外国驻北平的各方面人士之间的交往，前往中国各地考察和访问，加紧对有关中国面临日本大举入侵形势的情报收集和分析，提出了很多具有预见性的报告，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的发展和走向十分关注。他在北平经历了华北危局中的许多重大事件，如“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长城抗战”“七七”事变等。

中国的全面抗战局面形成之后，史迪威邀约英法等国的武官来往于各个战场，了解抗日军事斗争的情况，他深入分析中日双方的力量对比和发展态势，对日本侵略军的暴行进行揭露，对中国人民军事抵抗的每一次胜利都给予了热情的赞扬，如对八路军取得的平型关大捷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其取得胜利的原因是依靠民众，灵活机动地打击侵略者。他在台儿庄大战前到前线考察与商震、李宗仁等将军进行深入探讨。让他终生难忘的是在武汉会战的危难关头，他经史沫特莱介绍在武汉拜访了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并共同进餐，他对中国共产党坚持发动群众，实行独立自主的抗日军事政策十分赞赏，将他们理想远大、襟怀坦白、平易近人、精力充沛、廉洁奉公与国民党军政领导人的装腔作势、目中无人、腐败无能进行了对比，认为二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进而认定中国的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内战一定会再次发生。

史迪威对中国人民进行的抗日战争给予了高度的同情与支持，他积极建议美国给予中国抗战经济和军事上的支持，这在当时“孤立主义”盛行的美国无疑是一种需要具有足够的胆识和勇气才能提出的意见。正是由于史迪威的努力，美国财政部长摩根向罗斯福总统力陈史迪威的意见，促成了总统同意由美国进出口银行向中国贷款2500万美元，用以购买军事装备和武器。

1938年12月28日，作为美国驻华上校武官的史迪威来到了国民政府战时首都重庆，受到蒋介石夫妇的热情接待。会见只有十五分钟，蒋介石还赠送了一张亲笔签名的照片给史迪威。随后史迪威飞往昆明，与被蒋介石提升为中国空军上校的陈纳德进行了长谈。虽然蒋介石在史迪威的心目中印象不是很好，但他还是将其作为未来美国的盟友来看待。

史迪威从南方回到北平之后度过了在日军占领下的十分难耐的最后日子。助手芒森上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方说服史迪威对占领军冈村宁次进行了必不可少的纯礼节性的拜访，而且史迪威有意地将主要话题引向了日本奈良的寺庙里圈养的驯鹿，围绕这一没有任何意义的话题和冈村宁次的辩论占据了大部分会见的时间，终于在1935年5月1日史迪威带着妻子温尼和一家人乘船绕道东南亚经夏威夷回国。

正当史迪威心情沉郁、前途无定地漂泊海上时，马歇尔越过了三十四名较他更为资深的将军被任命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他提出的晋升准将的名单中第二个就是史迪威。史迪威被任命的消息是在轮船抵达夏威夷前从无线电广播中获悉的。历史再一次将挽救人类命运的使命赋予了埋头研究现代战争的本宁堡的先知们，以马歇尔为代表的一大批将军由此走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舞台。

由于“一战”后美国社会进入经济大萧条，给美国陆军复员就业和福利供给造成了困难，积累的各种矛盾产生了社会动荡，虽然罗斯福总统的新政逐步舒缓了经济危机和美国社会的矛盾，但美国陆军并没有恢复元气，加之日本和德国、意大利的法西斯势力所波及的多是老牌帝国主义的殖民势力范围，似乎对美国本土的安全没有构成什么威胁，美国被“孤立主义”的氛围所笼罩，没有在陆军的建设上进行必要的投入，因而美国陆军长期处于一种一蹶不振的状态。1939的美国陆军部队是一支严重缺编又缺乏训练及装备落后的部队，美国陆军总人数名列世界第十九位，位于葡萄牙之后。按人口比例，陆军的人数要退到世界的第四十五位，现役陆军总人数为17万4千人，是1920年国会立法规定的非战时状态武装力量人数的三分之二，美国陆军的装备还停留在“一战”后的水平上，国会不断削减国防开支使陆军的作战能力每况愈下，这种三流水平的部队战斗准备程度不到百分之二十五，是无法应付未来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的。

摆在新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歇尔和陆军准将史迪威等一大批将领面前的任务是，尽快使陆军达到满员，加强陆军的训练和装备，加快做好迎接未来现代化战争的准备。

史迪威回国后被任命为驻扎在得克萨斯州的萨姆豪斯顿堡的步兵第二师第三旅旅长。一方面他作为师长沃尔特·克鲁格将军的助手，负责加强部队的机动作战和快速反应能力的训练，对部队进行三三制的改编；另一方面他到西点军校和华盛顿做关于中日战争的形势、问题的讲课和报告。史迪威反复强调美国不能在日本的军事侵略面前保持沉默，日本在亚洲的进逼必然要与美国的利益发生冲突，美日之战正在到来，美国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欧洲影响了对日本危险性的认识。日本在中国的暴行不仅针对中国人，也针对在华的外国人，比较突出的是日本飞机悍然对停泊在长江上的美国军舰“帕奈号”进行了反复轰炸，直至击沉。这些都表明了日本对美国的敌视。美国为避免刺激日本南下太平洋夺取石油、橡胶、矿石等战争资源，还在保持向其供应原油和废旧钢铁这些战略性物资。但随着欧洲战事的发展，南亚出现了防务薄弱的环节，美国只是想竭力推迟日本在太平洋上展开全面战争的时间，以便做好必要的准备。而已经与日本进行了数年艰苦抗战的中国是美国牵制日本的最好盟友，美国支持中国坚持抗战是当务之急。

1940年7月1日，史迪威被任命为步兵第七师师长兼蒙特雷奥德兵营司令。统辖官兵15000千人。同年9月史迪威被升为少将，在史迪威将军的严密组织训练下，该师的整体战术技术水平得到大大提高，集体荣誉感得到增强，士气高昂，史迪威率领的第七师在1941年夏季陆军大演习中成为最为出色的部队。

1941年3月，美国总统罗斯福说服国会通过《出借或出租军火物资法案》，该法案旨在通过提供财政和物质援助，使战争远离美国，以其他国家的持续作战来保持美国的非介入状态。该法案第一次提供的战争物资总金额为七亿美元，中国被该法案确认为有资格享受援助的国家。

1941年6月30日，史迪威晋升为美国陆军第三军军长。

1941年12月7日，美国时间为12月8日，日本海军长途奔袭了3300英里以外的夏威夷群岛上的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美国国会正式投票通过对日宣战。

12月22日，正当史迪威率领所在的军队加紧加州海岸线的防卫，以防止日本海军和空军的袭击时，第四集团军总部向史迪威将军传达了华盛顿陆军总部的急电，要求他立即赶往华盛顿。他被作为拟派往北非的美国远征军的指挥官。 LBGc6OCFmyf14D/XZTEviy3H7F9Xqws/0bmKqujysy4eQmCN9fYVz4lWrKACey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