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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案件存在上级很满意，但是公众不满意的情况。
明明落实了领导的意图，判处了很重的刑罚，公众想问的却是：为什么偏偏是他要受这么重的刑罚？同类的或者后果更重的为什么没有处以这样的刑罚？
我们回答不了。
这涉及正义的观感。
我们以为正义的观感是一事一议的，但是公众是有记忆的，他们会联想和对比。通过联想和对比，就构成了他的正义谱系，所有单个发生的案件都会在这张谱系上各安其位。如果有些案件明显与其他案件不协调，那他们首先就会质疑这个案件的处理结果。如果这种个案多了，他们甚至会修正自己的正义谱系。
这个正义谱系就是个体的一种正义观，这种正义观不尽是微观的判别，也有宏观的平衡。
因此，如果我们对特殊案件的特殊考量超越了法律的秩序，显得与以往的处理结果不够平衡，就会引起公众正义观的失序，大家就会感到很别扭。
究竟哪里别扭，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表达出来的，但就是与他们日常积累的经验不吻合，与基于先例所形成的预判不一致，有些甚至与理性的法律规则相冲突。这样，自然就很难与公众的价值观相一致。
公众这种朴素的正义观，我们通常将它描述为常识常情常理。它不仅仅是经验法则，还包括基于经验所形成的逻辑法则。
所以它不完全是感性的，它也是理性的。
它甚至都不完全是实体的，它也是程序的。
有些司法者认为，对于这么恶性的案件，我这么快就判掉了杀掉了，怎么公众还不满意呢？
从同态复仇的角度，好像公众应该满意了。
但是现代司法远远不等于同态复仇，它不仅仅是报应功能，它还需要让公众看清楚。
这就需要程序的保障，需要公开透明，需要有条不紊——审判公开就成了一种基本需求。
也就是亲眼所见，亲耳所听才最能让人信服，这是新闻转述、图文直播远远代替不了的。
但是现场有时会因为“座位已满”等原因导致许多人被婉拒入场。于是，庭审直播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场旁听人数受限的不足。
但越是敏感复杂的案件，对公开的需求越是强烈的案件，公众反而越是看不到，这就会给人造成很大的疑惑。
报道说“诉讼非常顺利”，是否真的顺利？嫌疑人真实的犯罪动因到底是什么？这个案件与之前的案件有什么样的差别以至于他的处刑更重？被告人是否有什么辩解？辩护人对外所宣称的逼供诱供、机械执法的情况是否真的存在？为什么司法机关从来也不回应这些猜测和质疑？如果不方便在庭外讲而只能在庭内讲，那是否应该让公众也听一听，也来评评理？
这些需求和呼声给一些司法机关带来很大的压力，本来想直播也不敢直播了。一听说一场直播引发舆情了，一大批庭审都不敢直播了。
虽然不直播了，但关注还在，猜疑还在。如果不以公开的方式回应关切，那所有的信息就只能从辩护人的一个窗口往外传递，这反而会进一步加深猜疑，进而损害司法的公信力。
因为归根结底，这不符合公众的正义观感。
正义观感的第一条就是：谁不敢公开，谁就是不自信，甚至是不诚实。因为这里可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否则为什么不敢大大方方地说？而这件案件根据法律的规定本应该公开审理，那你到底怕什么？
你怕的是真相吗？
但公众最需要的恰恰就是真相，真正的真相。
是那些琐碎、具体，会被新闻简报一笔带过的，却最让公众牵肠挂肚的“真实动机”“真实背景”“真实逻辑”以及“案件背后的故事”。
这些内容看似与案情没有那么紧密相关，却最真切地反映了社会和司法现实，也最有利于发现背后的体制机制漏洞，也最有利于完善社会的治理体系。
事实上，关心这些个案的公众当然也包括能够完善体制机制的决策层，能够改善执法司法环境的执行层，以及在各行各业承担一定岗位职能的一分子。
对一件案件来说，他们可能只是观众；但对社会来说，他们并不仅仅是看客，他们可以起而行之。
司法者对公众的过于提防不但回避了司法的真实问题，让公众对司法逐渐失去信心；也回避掉了司法所能够反映的社会问题，让社会失去了及时优化的机会。
所以，正义的观感，绝不仅仅是对司法的感觉，它也是基于司法所产生的整体感受，这个感受也会影响人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进而影响他们以后的行为和判断。
所以，办案仅仅让上级满意是远远不够的；让公众满意，让人们从背后竖起大拇哥，才算真正实现了公平正义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