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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塔以西
——一段通信

1930年,写于西伯利亚车中。

夜二时。

一片声音,是赤塔的车站。

赤塔,是一个宏壮的名字。虽说是译音,却使人觉得像是一座赤色的塔,高高地耸立在西伯利亚的原野,风的,雪的,夜的中间。我躺在床上,不能走下车去,瞻仰瞻仰这想象中的名城——至少在现代的历史上它也抵得住一个小的莫斯科了。

只能看见的是在西伯利亚难于看见的窗外辉煌的灯光。

只能听到的是在中国难于听到的,仿佛是在苏联所特有的声音:严肃,沉重,艰苦……

这样过了二十分钟,车开了。

天明醒来,窗外已经不是昨天。昨天由满洲里走入苏境,只有一望无边的荒草:没有田,没有人家,没有坟墓;沿着铁路几条电线在那儿冷冷清清地传布着人间热闹的消息,剩下的只是走不完的荒草。今天,已经不是昨天。白杨、赤杨、榆树、各样松柏一类的长青树,有的很高,有的小学生一般排成队依附在大树的旁边。血红的,阴绿的,焦黄的,色彩斑斓的叶子,没有风也是响着,飞舞着。很少行人,也少牲畜,令人想到原始的世界。色彩太鲜艳了,停车坐爱枫林晚,在这里车却无须停,因为这伟大的,很少经人道破的,美丽的树林是一望无有边涯的。

走下床来,遇见车上的人,也不是昨天。昨天彼此都是生疏的,互相矜持的陌生人,今天一见面,不知怎么就有如世代的旧邻了。隔壁的德国牧师第一句的“早晨好”,听着就好像十分耳熟。一个苏联的大学生也含笑用德国话问我,“你到哪里去?”我说到德国。“读书吗?”“是的。”“学什么呢?”“学文学和哲学。”——大学生听了这句话,眼睛瞪得圆圆的,精神兴奋了,“学哲学?哲学,应该到我们的国里来学,我国里产生过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列宁。”

他不提柏拉图,不提康德,而认为列宁是“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我听着有些愕然,但同时又仿佛感到一个新的世界观正在开始。静默了片刻,他也好像看出我的愕然,面貌变为谦虚,把话题转到另一个方向——

“其实,我们的哲学,文学,都还年轻,尤其是工业。但是我们要工作。”他用手指着一幅贴在车上的宣传画,说,“你看,这个大人脚底下许多东西都破坏了,这都是外国货,我们不要;你看这个人手中捧的是什么——是机械,我们只要外国的机械。我们国内现在已经有许多工厂了,我们只要用外国的机械制造我们的国货。许多外国的学者,技师,我们都出重价请他们来,我们自己吃黑面包,给他们白面包,我们穿破衣裳,他们穿好衣裳——但是,他们为我们工作。”

这时大学生的母亲立在一旁望着她的儿子,很满意地笑着。

这时牧师望着窗外久已没有钟声了的礼拜堂,向我们另外一个旅伴发着感慨:“十九年前,我也从西伯利亚走过,绝不是现在这样荒凉,那时沿路都有卖东西的,车站上也很洁净。现在呢,一个鸡蛋要三十戈比,合中国钱六角。你看,这些小孩子,见人就知道要香烟,用两根手指在嘴唇上比着,多么卑下!”

母亲的手中拿着一卷杂志一类的东西,大学生孩子似地从她手中抢来,给我看,“这是我母亲正在读的一本小说,Erberg写的,作者在中国住过,里边写的是贵国的一位共产党员彭湃的故事,——你知道这个人吗?”

“我听到过这个名字——里边写的是什么呢?”

“里边有一段说中国的一个将军有八个太太,真吗?”

我还没有回答,他接着说下去:

“贵国还在内战吗?你是哪一党?贵国革命有多少年了?一九一一?——我们是一九一七,我们现在要好好地建设了,我们现在很苦,可是将来要同美国比赛比赛呢。不过我们的朋友还是中国,我们是要携手的。今年的长沙——”

牧师特别锐敏地听到“长沙”两个字,他插嘴了,我渐渐退出来,处在旁听的地位。

牧师说:“长沙,你不要提长沙了,我在那里住过十九年,我才从长沙来。”

大学生微笑着,“战争是特殊的情形,你们德国人在法国又何尝不如此呢。——你念过列宁的书吗?你如果念过他的书,我管保你不替基督说教了。”

“基督教我们爱,不教我们恨。我们牧师有什么坏呢?我们不饮酒,不吸烟,我们省下钱周济穷苦的人。”

“我们是教穷苦的人也能够饮酒,吸烟,而不受人周济。”

谈话止于此。午饭的时刻到了。

饭后一觉醒来,日已西斜,人人都倚着车窗,我在期待着贝加尔湖。

牧师的儿女们跑来跑去。每到一站牧师太太就说这样的话:“看这街道,看这房子,有多么脏啊;车站上怎么有这样多女子作工呢,俄国的男人都到哪里去了?”

我拉住了一个小孩子,我问他许多话。他说:他们住在长沙,住在很好的房子里,七个仆人,四条狗,他姊姊有男朋友,他有女朋友。这次是爸爸送他们回国。我说,你们都是兄弟姊妹吗?“不都是,史密特不是。”他把另一个男孩子指给我。

“你的父母呢?”我拉过史密特的小手。

他歪着头待了许久。“爸爸——,长沙——;妈——妈——,汉口——”

“你为什么回德国呢?”

他只是歪着头。

“你离父母时,哭了吗?”

他只是歪着头。

牧师含笑走来了。“这些孩子们,我把他们送回德国去,送到福音堂的教养院里,我就不再管他们了。”

“还回中国吗?”

“还回中国,同我的太太,在三月后。”

“孩子们呢?”

“放在教养院里。”

总是笑着的牧师的脸上现在有些黯然了。“先生,这是怎样一个时代呀,今年夏天的长沙,你在报纸上也读到了吧?将来的世界还要大乱,人们更要受苦,共产党和资本家更要争斗,我把孩子们安排好,我们信上帝的人就有福了。”

“怎么?”

“先进天堂。”

我几乎要打一个冷战。小孩子这时嚷起来了:“真好看!真好看!”

原来黄昏已近,贝加尔湖在我们面前了。 idYOmZTk+E+m2XW/dwFBVZGr/8r1JAyUi7PZEUjBnoPtOOwY/c0FBL7pf8V1Up0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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