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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问太公曰：“愿闻为国之大务 （1） 。欲使主尊人安，为之奈何？”
太公曰：“爱民而已！”
文王曰：“爱民奈何？”
太公曰：“利而勿害，成而勿败，生而勿杀，与而勿夺，乐而勿苦，喜而勿怒。”
文王曰：“敢请释其故！”
太公曰：“民不失务则利之；农不失时则成之；省刑罚则生之；薄赋敛 （2） 则与之；俭宫室台榭 （3） 则乐之；吏清不苛扰 （4） 则喜之。民失其务则害之；农失其时则败之；无罪而罚则杀之；重赋敛则夺之；多营宫室台榭以疲 （5） 民力则苦之；吏浊苛扰 （6） 则怒之。故善为国者，驭民 （7） 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己物，此爱民之道也。”
（1）为国之大务：治理国家的大道理。
（2）薄赋敛：少向百姓征收赋税。薄，少。敛，征收赋税。
（3）俭宫室台榭：少建筑宫室台榭。台榭：高大顶平的建筑物和建在上面的亭子。
（4）吏清不苛扰：清廉的官吏不用苛捐杂税滋扰百姓。
（5）疲：疲劳，此为劳民伤财。
（6）吏浊苛扰：官吏贪污，苛杂税扰乱百姓。
（7）驭民：治理民众。驭，驾驭，此为治理。
文王问太公说：“我很想听一听治理国家的根本道理，怎样才能使君主受到百姓的拥戴，人民生活得安乐幸福呢？”
太公说：“治国的根本道理，无非爱民罢了。”
文王又问：“应当怎样爱民呢？”
太公回答说：“要多给人民好处，而不加以损害；要促进人民生产，而不加以破坏；要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而不要杀害无辜；要给人民实惠，而不加以掠夺；要使人民安居乐业，而不使其困苦；要让百姓喜悦，而不要激起他们的怨怒。”
文王接着说：“希望你进一步解释其中的道理。”
太公说：“不要使百姓失去工作，就是给予他们利益；不耽误农民耕作时节，就是促进他们生产；不使刑罚加于无罪之人，就是保护了他们的生命；减轻赋税，就是给人民造福；少建宫室台榭以节省民力，就能使人民安乐；官吏清廉，不苛刻扰民，就能使人民喜悦无怨。反之，如果使百姓失去工作，就是损害他们的利益；耽误农民耕作时节，就是破坏他们生产；假使人民无罪而加以刑罚，就是杀害他们；加重人民的赋税，就是掠夺他们的财富；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就是使他们陷于困苦；官吏贪污苛刻扰民，就会使得百姓怨怒。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统治人民如父母爱子女、兄长爱弟妹一样，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虑，见其劳苦则为之哀怜。赏罚百姓，如同赏罚自己；征收赋税，好像夺取自己的财物。凡此种种，就是爱民的道理。”
文王向太公请教治国的大道理，无非是想让自己受到百姓的拥戴，使百姓安居乐业，不致怨怒造反。
姜太公回答说，治国的大道理在于“爱民”。这就告诉文王，你如果想安享太平，受到人民的拥戴，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你得先爱护人民。人民拥戴你，并不是无条件的义务，因此，你甚至要牺牲一些个人的私欲，去满足人民的利益。
同时，姜太公认为“爱民”不是一句口号。从人民的物质利益到精神生活，都要全方位地予以关心、爱护，并且落实，既使人们生活得富裕安定，还要使人们心情舒畅。
继姜太公之后，孟子也强调“保民而王”。
春秋战国之际，中原列国已进入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剧烈变化引起意识形态的变更。
统治者已经开始把人民的地位、民心的向背看成是国家是否稳定牢固的关键。《左传》在记敘史事时，曾多次反映出“民惟邦本”的思想。孟子更明确地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希望统治者“以民为本”、“保民而王”。
《战国策·赵策》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齐王派使者聘问赵威后，信还没有打开，威后就问使者，齐国今年收成怎样？百姓怎样？最后才问齐王可好。使者对此感到非常困惑，认为威后不先问王而先问岁与民，把贵贱弄颠倒了。
赵威后却说：“苛无岁，何以有民？苛无民，何以有君？故有舍本而问末者耶？”明确地申明，无民则无君，民为根本，与那种君贵民贱的思想恰恰相反。
赵威后并且还提出：“助王养其民”、“助王息其民”等有益于民生民心的贤者，应该受到重用，否则，“何以王齐国，子王民乎”？
对此，孟子则提出“民贵君轻”的“仁政”思想，认为“人和”是制胜的根本，“城民不以封疆为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曹操在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中能够力克群雄、统一北方，与他所采取的措施得到民众的拥护是分不开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人民迫于战乱，生活流离失所，曹操将流民安置起来，实行屯田，发展农业生产，使人民生活安顿下来。曹操所率军队号令严明，秋毫无犯。有一次，曹操率军经过一麦田，下令“践麦田者斩”的命令，当自己骑马经过麦田时，由于野鸟突然飞起导致战马受惊，践踏了一片麦子。曹操请求部队执法官对自己进行惩罚，最后“割发代首”，号令三军，以示警诫。此举深得民心。
正是基于对民心向背的考虑，故《孙子兵书》首篇就提出了“经之以五事”，五事之首为“道”。对此，孙武解释说：“令民与上同意也。”显然，其意也在于使人民与统治者的意志统一。
中国历史上，商灭夏、周灭商，都是在民众怨声载道之时。平王东迁之后的东周时期，大国争霸，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公、吴王夫差、越王勾践都相继成为地区或中原霸主，他们之所以能成为霸王，关键在于他们在图谋霸业的准备时期，无不设法取得民众的信任。
刘邦所创立的大汉王朝，成为封建社会前期历史发展的高峰。不仅秦王朝所不及，唐王朝以前的任何朝代也难与之匹敌。从历史因素来看，刘邦致力于“伐无道，诛暴秦”的时代使命，并以秦朝覆亡为借鉴，采取了让民修养生息、恢复发展生产的政策，对后世许多封建王朝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唐朝初期的强盛，也与太宗采取的选用廉吏、惩治贪官、减轻禄削、注意民众、休养生息、推行均田制等措施有直接关系。
纵观历史，我们不能不说：“爱民”、“保民”是历史上形成的统治谋略中的瑰宝。“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此言乃历代明智的帝王将相所普遍接受认同的观念。
吴起在向魏文侯进谏治国之策时，也提出要“先教百姓而亲万民”的谋略思想，主张以新兴封建阶级的“道、义、礼、仁”去引导、治理和安抚民众。在吴起看来，“四德”修好，国家就能兴盛、强大；废弃四德，国家就会走向衰败、灭亡。“四德”修好，可和于国、和于军、和于阵、和于战，就可以进行兼并战争，争夺霸权。要取得战争胜利，首先要“亲万民”，要求做到“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发展生产，保持国家安定。
姜太公说得好，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贤德之君，应该“其自奉也甚薄，其赋役也甚寡。故万民富乐，而无饥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亲其君如父母”。治国之要务，只有爱民而已。
君主制的实践者实际上是官吏。官吏在社会的运行机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姜太公特别提到官吏的清廉与腐败问题，指出他们的行为与百姓的苦乐贫富息息相关。在古代社会，由于官僚制度本身有着不可克服的弊病，常常弄到“官逼民反”的地步。这个思想和《水浒传》作者的立场，相去不远，应该加以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