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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问太公曰：“凡用兵为天阵 （1） 、地阵 （2） 、人阵 （3） ，奈何？”
太公曰：“日、月、星辰、斗杓 （4） ，一左一右，一向一背，此为天阵。丘陵水泉，亦有前后左右之利，此为地阵。用车用马，用文用武，此为人阵。”
武王曰：“善哉！”
（1）天阵：根据天象布设的战斗队形。
（2）地阵：根据地形布设的战斗队形。
（3）人阵：根据车辆、马匹等装备以及器械情况，决定用政治还是武力等人为手段的战斗队形。
（4）斗杓：指北斗七星。斗，指斗魁；杓，指斗柄。
武王问太公道：“用兵打仗有所谓的天阵、地阵、人阵，是怎么回事呢？”
太公回答说：“根据日月、星辰和北斗星等天象位置的变动来部署阵形的左右向背，就叫做天阵。在山陵和江河之间布置阵形，要顾及前后左右地形的利弊，就叫做地阵。根据不同的兵种，把计谋和兵力结合起来布置阵形，就叫做人阵。”
武王说：“好啊！”
军队战斗力的发挥，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主观因素，即人们常说的“人和”，客观因素即人们常说的“天时”、“地利”。由此布置阵式，就有天、地、人三阵。它们并不是互相分裂的，而是通过人的作用相互联系，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从而发挥战斗力，往往能收到克敌制胜的最佳效果。
天阵、地阵，主要是一个利弊选择的问题，人阵的根本则是一个“用”字，“用车用马，用文用武”，即用物、用力、用智，发挥人的全部主观功能动性，在天时、地利的大舞台上，演出战争的戏剧。在此以“文治武功”来说明“文与武”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作用。
文与武，历来是治国安邦的两大支柱，缺一不可。武功离不开文治，社会不安宁，动乱贫弱，不可能有强大的武力，文治离不开武功，没有足以维护统治的武力，国家的稳定和社稷安全也是不可能的。二者互相依存，互相促进，不可偏废。孔子提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主张文武不相离，反映了他对文治武功辩证关系的精深见解。
在孔子主持鲁国国政的短时期内，鲁国正处在危机四伏的多事之秋。孔丘文武并举，重礼制，使民众讲礼义、知廉耻，维护和发扬周公之德。同时，立纲陈纪，平定内乱，使鲁国一度出现了中兴迹象。
公元前500年，孔子陪同鲁定公与齐景公会盟于齐鲁界上的夹谷山前。鲁定公头脑比较简单，没有考虑采取必要的武力保护措施。孔子向定公说明了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文武之事不可相离的道理，又讲了宋襄公不修武备而失霸权的例子，请定公命左右司马率兵随行。到了会盟之地，孔子探知齐国部队在周围驻扎甚多，亦命左、右司马提高警惕，随时准备战斗，又命大夫兹无还率兵车300乘，离会盟10里下寨。
齐国大夫犁弥对齐景公说，孔子知礼而无勇，不懂战事。明日会盟，我们用300莱夷人假扮乐工，趁其不备，拿下鲁侯君臣，杀散他们随从，鲁国命运就攥在我们手里了。
第二天，齐鲁两国君相4人登坛会盟。齐景公使300莱夷人上前奏本土之乐。鲁定公吓得变了脸色，孔子却无惧色，先让齐王去夷狄之乐，齐王自知理亏，只好让莱夷人退下；又要齐王对侮辱鲁侯的乐队领队绳之以法，齐王不肯。孔丘怒不可遏，按剑张目说：两国通好即兄弟，鲁国的执法官也就等于齐国的执法官。举袖大呼左、右司马，二将飞驰上坛，于男女乐队中各揪出一领队当即斩首，余人惊走不迭。齐景公骇然。鲁定公起身下坛。
会盟不欢而散，齐景公谴责出坏主意的大夫犁弥。为挽回影响，缓和矛盾，齐王接受晏婴建议，退还了齐顷公时侵占的鲁国领土。
《韩非子·内储说下》载，孔子用文治武功之策使鲁国道不拾遗，国力日强，使齐景公食不甘味，夜不能寐，最后用16名美女送鲁哀公，使之沉湎声色，不问国政。孔子劝谏不听，就离开鲁回到楚国去了。
文治武功相得益彰，是历史上各个全盛时期的共同特征，现代社会中，文治武功的治国之策已为大多数国家所认识。无文不足以治国，无武不足以安邦，以为民众所接受，不管世界局势怎样趋于缓和，只要战争形成的因素存在着，就不能忽视这一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