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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问太公曰：“论将之道奈何？”
太公曰：“将有五材 （1） 十过 （2） 。”
武王曰：“敢问其目？”
太公曰：“所谓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则不可犯，智则不可乱，仁则爱人，信则不欺，忠则无二心。”
“所谓十过者：有勇而轻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 （3） ，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洁而不爱人者 （4） ，有智而心缓者，有刚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
“勇而轻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贪而好利者可遗也，仁而不忍人者可劳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也，信而喜信人者可诳也，廉洁而不爱人者可侮也，智而心缓者可袭也，刚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懦而喜任人者可欺也。”
“故兵者，国之人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将不可不察也。故曰：兵不两胜，亦不两败。兵出逾境，期不十日，不有亡国，必有破军杀将。”
武王曰：“善哉！”
（1）五材：五种美德。
（2）十过：十种过失、缺点。
（3）仁而不忍人者：意思是过于仁厚而不忍严格要求下属，会流于姑息。
（4）廉洁而不爱人者：意思廉洁的人，往往要求部属过于严格，近于刻薄寡恩。
武王问太公说：“评选将帅的原则是什么呢？”
太公回答说：“评选将帅要在五项美德和十项缺点之间进行考察。”
武王说：“请你谈谈它们的具体内容。”
太公说：“所谓五项美德，就是勇、智、仁、信、忠。勇者不惧，故不可侵犯；智者多谋，故不易被人迷惑；仁者爱人，故能得心；信者不欺，故能上下信服；忠者没有二心，故可委以重任。”
“所谓十项缺点，就是勇猛而轻于拼命；浮躁而急于求成；贪婪而好私利；仁慈而流于姑息；机智却胆小；诚实却轻信他人；廉洁却不爱民；聪明却不果断；还有刚愎而自用，懦弱而喜欢依赖他人等等。”
“勇猛而轻于拼命的人容易被激怒；浮躁而急于求成的人，容易被长期围困而失去理智；贪婪而好私利的人容易被贿赂、收买；仁慈而姑息的人容易被搅扰；机智而胆小的人容易被胁迫；诚实却容易轻信别人的人容易被欺骗；廉洁却不懂爱护下属的人容易被诬告而招致侮辱；聪明却不果断的人容易被袭击；刚愎自用的人容易被奉承而骄纵；懦弱而喜欢依赖他人的人容易被利用。”
“所以说，国家的大事，存亡的关键，都掌握在将帅手中。将帅是国家的辅佐，为历代君主所重视，因此任命将帅不可不慎重审察。所以说：战争不可能使两方都获胜，也不可能使两方都失败。军队出境打仗，十日之内，胜负即见分晓，不是灭亡敌国，就是己方兵败将亡。”
武王说：“你说得好极了。”
此篇论述的是将帅正反两方面的品德素质。
姜太公指出，作为一位杰出的将帅，必须具备五种美德：勇、智、仁、信、忠；必须克服十种缺点：勇而轻死、急而心速、贪而好利、仁而不忍、智而心怯、诚实而轻信、廉而不爱民、智而心缓、刚愎自用、儒而任人。最后强调了正确选拔任用将领的重要性，指出：“存亡之道，命在于将。”
黄石公《三略·上略》说：“主聘贤儒，主任旧齿，万事乃理。”意思是君主聘用学问品行兼优、阅历丰富的治世之才辅佐自己，事业就会顺利发展、政通人和。只要自己的学问品行兼优，具有出众的才华与见识，往往就能得到贤明君主的赏识和重用。显然，这种谋略思想与姜太公所言“置将不可不察”是一致的。
的确，“存亡之道，命在于将”，“故置将不可不察”。苏秦之所以能挂六国相印，就是因为他深知此一谋略，而在学问、才华、见识与能力上下功夫的结果。
苏秦早年就有志步入官场，但因欠于学问，曾问任于秦，未被秦惠王聘用，反而费尽盘缠，受讥于兄弟妻嫂。他想，要跻身于官场，须学得一身真本事。于是他激励发愤，伴读于青灯黄卷之下，数年寒窗，刻苦钻研《鬼谷子》谋略，精通了《六韬》、《三略》，然后告别兄嫂妻子再度出门，以真才实学和过人见识去游说六国，仅半年多时间，就使六国会盟于洹水之上，六国公推苏秦为“纵约长”，佩挂六国相印，尽领风骚。其车马到洛阳，东周的周显王还派人打扫街道以示欢迎。兄弟妻嫂以及宗亲朋友，都一改从前鄙视他的态度，前来夹道欢迎。
子产为春秋时期的政治家，公元前54年为卿执政，实行改革，使郑由弱国跻身于十二诸侯大国之列。他之所以彪炳千秋，主要在于其品行才华兼优而被委以重任，遂其一展宏图之意。
有这样一件事，足以说明子产品行之正。郑国上卿子皮素敬子产之才能，愿将自己的职位让给他。移职前的关键时刻，子皮有私事相托，想让自己的儿子尹何去当宰邑。子产闻言，婉言相拒说：“此人年轻，缺乏经验，恐怕难以胜任。”子皮仗着深厚资历，又对子产不薄，便说：“吾儿为人善良诚实，你不妨让他到任上一试。”
子产正言回绝说：“不行！您爱儿子，自然希望事利于他。若委之以大邑政事，无异派不会操刀的人去割切东西，其害无穷。如您家若有块好布料，必定不会用初学之人裁剪它。大邑若美锦，岂能让人学着乱画乱剪？只有学有所长方能从政，何处听说用邑来练习做官呢？真若如此，必将搞坏政事。一如行猎，只有擅长射箭驾车，方能猎取禽兽，若是连驾车都不会，还害怕翻车，又哪里敢想会有所收获呢？”
子皮听了这番话，惭愧不已，同时又为子产的忠诚与无私所感动，乃将全国政务的重任都交给子产。
诸葛亮为三国时蜀汉政治家、军事家。东汉末，隐居邓县隆中（今湖北襄阳西）10余年，自比管仲、乐毅、被称为“卧龙”。建安十二年（207年），经颍川徐庶推荐，刘备“三顾茅庐”，诚心求教。他向刘备提出，占据荆（今湖北襄阳）、益（今四川成都）两州；争取西南各族的支持；联合孙权，对抗曹操，最后统一全国的谋略。即所谓“隆中对”。刘备采纳了他的主张，建立蜀汉政权，诸葛亮任丞相。刘备死后，诸葛亮倾心辅佐刘禅，励精图治，赏罚分明，抑制豪强，加强对西南各族统治。并改善同西南各族人民的关系，促进当地经济、文化发展。他又屯田汉中，发展农业生产，对统一和开发我国西南地区做出重大贡献。他曾五出祁山，与魏争中原。后与司马懿在渭南对峙，病故于五丈原（今陕西眉县西南）军中。他治国汉军严谨慎重，善于用兵，有《诸葛亮集》、《出师表》传世。
魏征为唐朝大臣，唐初著名政治家。少时孤穷，曾为道士。隋末，初任武阳郡丞元宝藏文书，后参加瓦岗起义军，随李密降唐，为太子李建成谋士。太宗即位，不计前嫌，欣赏其才能，任谏议大夫。为人刚正，敢于直言，提出“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进谏时据理力争，不留情面，深得太宗器重，前后进谏达200余次。多被采纳，对“贞观之治”起了重要作用。
历史上，伊尹受聘于商汤，吕尚受聘于文王，管仲受任于齐桓公，商鞅受用于秦孝公，李斯受用于秦王政，韩信、陈平、张良受用于刘邦，诸葛亮受聘于刘备，郭嘉受用于曹操，魏征受用于李世民等等，这些都是主聘贤儒的典型例子。
一般以为“兵者诡道”，以为选用将领就在于看他是否善于玩弄权术与阴谋诡计。姜太公则不然，他论将首先看重品德素质，这是十分高明的思想。一个人如果没有良好的品德素质，就免谈将帅的资格。看来各项事业的用人之道，首先都应该论之以德。
现代科学证明，人的潜能是无限的，而这种潜能能否充分发挥，却不是潜能本身可以决定的，决定的因素在于“德”。“德者得也”，没有“德”就不可能真正得“道”。一个邪恶无德的人，他的潜能发挥是有限的，其价值则完全是负面的。
但将帅不是一个道德家，作为一个领导者和指挥者，他还必须具备完好的素质，仅有道德而没有完好的素质，对于将帅来说，仍是致命的缺点，比如仁慈而流于姑息，廉洁自爱而不关心他人，聪明智慧而优柔寡断等等，都会让一个领导者和指挥者造成严重的失误，这样的人不是坏人，但可能坏事。坏人只能干坏事，好人也可能干坏事，只有品德好而又具备优良素质的人，才有能力成就好事。选任将帅或其他领导者，必须明白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