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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问太公曰：“赏所以 （1） 存劝 （2） ，罚所以示惩 （3） 。吾欲赏一以劝百，罚一以惩众，为之奈何？”
太公曰：“凡用赏者贵信 （4） ，用罚者贵必 （5） 。赏信罚必于耳目之所闻见，则所不闻见者，莫不阴化 （6） 矣。夫诚，畅 （7） 于天地，通于神明，而况于人乎！”
（1）所以：用来。
（2）劝：鼓励、劝勉。
（3）示惩：表示惩罚的道理。
（4）凡用赏者贵信：凡用奖赏的手段，最重要的是要兑现。信，信用。
（5）用罚者贵必：凡用惩罚的手段，就要坚决执行。必，坚决实行。
（6）莫不阴化：没有不替移默化的。阴化、暗中感化。
（7）畅：感动。
文王问太公说：“奖赏是为了鼓励好人好事，惩罚是为了警戒坏人坏事。我希望奖赏一人来鼓励一百个人，惩罚一人来警戒一百个人，应该怎么办才好呢？”
太公回答说：“凡是奖赏，贵在守信；凡是惩罚，贵在坚决实行。如果能对你所见所闻的事都做到赏必信、罚必果，那么你所未看到未听到的人，没有不潜移默化了。真诚，畅达于天地、上达于神明，何况对于人呢？”
周文王深知，赏罚的目的，如果仅仅在于针对当事人本身，就失去了积极的社会意义。也就是说赏罚应当具有赏一劝百，罚一警众的作用，应当有利于推动整个社会风气的好转。
但是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文王并不十分明白。姜太公对此作了深透扼要的阐述。他认为，关键在于施行赏罚的君主是否具有“赏信罚必”的“诚心”。所谓诚心，就是出以公心而毫无偏私。不管谁做了好事，都不要埋没，都要论功行赏，给予鼓励；不管谁做了坏事，都不要袒护，都要量刑惩处，以为后戒。这样一来，想做好事的人，就会更加踊跃；想做坏事的人，就会望而生畏，而整个社会人心向善的风气就会因此而形成了。
姜太公之后，《孙子兵书》开篇就在“五事”、“七计”中提出“赏罚孰明”的问题，可见孙武对此问题的高度重视。据《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记载，晋文公问狐偃说，给予士卒和百姓很多好处，如缓刑罚、补不足等，不知能不能使军队勇于作战。对此，狐偃明确地说：“不足为战”。晋文公又问：“然则何如足以战民乎？”狐偃回答说：“信赏必罚，其足以战。”即该赏者一定要赏，该罚者一定要罚。
后来，晋文公依狐偃之言，执法严明，在战场上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信，即言而有信。赏信罚必，是古今兵家极端重视的统御谋略之一。“若法令不行，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吴子兵书·治兵第三》）吴子也把“信赏必罚”看作对敌作战、欲求制胜的首要条件之一：“进有重赏，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军能达此，胜之主也。”（《吴子兵书·治兵第三》）以上种种即是在强调：该赏的坚决赏，该罚的必须罚。
已经制定并公布了的军法军令，该执行的就必须贯彻执行，绝不能法而不信，令而不行。如果有一次不严行赏罚，失信于全军，则一切军法军令都难于继续执行。
诸葛亮第一次出兵祁山失败后，不仅挥泪处斩了失守街亭的马谡，重赏有功的王平，而且还引咎自责，上疏刘禅自贬三等，这是“信赏必罚”的典型例证，也是蜀军战斗力的重要源泉。
陈寿在《三国志》中说得好，诸葛亮对“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所以，诸葛亮死后，连曾受过他惩治的人也都为之悲痛涕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