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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1世纪，我国商、周之际，是社会剧烈变革时期。变革的结果是商朝灭亡，周朝兴建。实际领导完成这一新旧更替的，是辅佐周武王灭商兴周、接着又摄政当国的周公。周公锐意改革，制作礼乐，创建新制，确立周室800年一统基业，把我国奴隶制社会全面推向鼎盛时期。
周公，名旦，姬姓，周文王第四子，周武王之弟。因为他是成王之叔，故称叔旦；他的采邑在周（今陕西岐山），又称他为周公；灭商后被封于鲁之曲阜（今山东曲阜），史书文称他为鲁公。文王在世时，他为人孝顺、仁厚、笃实，在兄弟中是出类拔萃的。以后武王继承父亲的遗业，以姜太公望（吕尚）为师，出兵讨伐纣王，许多重大的决策都出自周公。武王东进伐纣到达盟津（今河南孟津县东北），大会诸侯，周公全力进行辅佐。武王四年（近人根据《国语》、《竹书记年》记载，依公元推算，即公元前1029年），周公从征到达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商、周两军发生大战，商军失利倒戈，纣王登鹿台自焚而死。毛泽东称这次战争的性质是“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别了，司徒雷登》）。武王灭商以后，周公建议向天下昭告纣的罪状，释放因劝谏纣王被囚禁的箕于，封纣的儿子武庚（字禄父）继续管理商的豪族和遗民，并派武王之弟管叔、蔡叔、霍叔加以监视，史称“三监”。这样，周朝的政局才初步稳定下来。
武王罢兵西归回到镐京，不久便得了重病。他想传位给周公，周公坚决不接受。武王病逝后，由儿子诵继位，这就是周成王。当时成王年幼，周公便以冢宰（宰相）身份摄政，处理军国大事。管叔、蔡叔由于嫉妒便到处散布谣言，说周公将谋害成王。周公向太公望、召公爽表明心迹，说明自己摄政是防天下背叛周朝，并非个人要夺权，取得了大臣们的信任与支持。他让长子伯禽代他到曲阜就封，自己留守镐京。伯禽临行，他教诫说：“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史记·周鲁公世家》）由此可见周公善待贤者的一片衷情。
管叔、蔡叔的中伤没有得逞，便联合霍叔、武庚，发动了叛乱。淮夷、徐戎、奄、蒲姑等邦国起来响应，叛乱在黄河南北迅速蔓延，周王朝面临严重危机。为了保卫文王、武王开创的事业，周公发布《大诰》，决心平定叛乱。他率师东征，在太公望、召公爽的协助下，经过两年的时间将叛乱平定。武庚被诛杀，管叔自杀身亡，蔡叔、霍叔被流放。到这时周王朝的政局才真正稳定下来。西起今甘肃东部、东至山东、北至河北、南至江汉流域的广大地区，成为周朝的领土。
平定以武庚部众为主力的叛乱以后，周公乘势进行改革，从制度建设方面着手，巩固和完善周王朝的统治。
首先是“封邦建国”，以诸侯国作为王室的屏藩。“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荀子·儒效》）。当时分封主要的姬姓国有管、蔡、霍、卫、郕、鲁、毛、蚺、郜、雍、曹、滕、毕、原、酆、郇、邗、晋、韩、凡、蒋、邢、茅、胙、燕、吴、东虢、西虢等。武王弟康叔封于卫（今河南淇县），领“殷民七族”，唐叔封于晋（今山西翼城），伯禽封于鲁（今山东曲阜），领“殷民六族”。总之，“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荀子·君道》）。周公除大封姬姓宗室外，又封纣王异母兄微子启于宋（今河南商丘），封太公望于莒丘（今山东临淄），封召公爽之子于燕（今北京附近）。同时又封神农、黄帝、尧、舜、禹的后代。周公大封姬姓宗室和功臣于东西南北各地，以拱卫王室，形成周王朝的一统天下。
“封邦建国”，是周公对古代政治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当然分封制并非是从周公开始的，在他以前的夏、商两朝早已产生。据司马迁说：“禹以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史记·夏本纪》），“契（商始祖）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史记·殷本纪》）。但是，夏、商两朝天子与诸侯的名位未定，天子虽为天下共主，必须由诸侯拥戴而立。天子相当于诸侯盟长，诸侯国各自为政。中央与方国之间，方国与方国之间，政制与文化的差异很大。周公的“封邦建国”，则自上而下，举行隆重的仪式，天子向诸侯授土授民，颁布诰命，形成比较严格的君臣关系。诸侯对周天子必须定期朝觐、述职、交纳贡物，军事上服从调动。“天子适诸侯，曰巡狩。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孟子·告子下》）。可见，周朝对于不朝贡、不述职的诸侯处分是很严厉的。这样，周天子便成了诸侯国名符其实的共主。诸侯受封，不仅接受了周天子授予的土地、百姓，同时又把周朝的礼乐制度、典章文物带到全国各地。各诸侯国又仿照王室的设置，建立了各自的政治制度和文物制度，于是便从政治思想方面加强了中央与地方、天子与诸侯的一致性，使中国历史进入新的大一统的局面。
其次是统一规划土地，普遍推行井田制，巩固和加强国家的经济基础。据史书记载，周朝的土地制度大体是这样的：京城周围的土地为天子所有，即所谓“王畿千里”。王畿之中留下千亩，称为籍田。朝廷每年举行春耕典礼，周天子象征性地亲自扶犁，算是“亲耕”，劝导百姓不违农时。王畿土地收入，供周王室饮食、祭祀之用。王畿以外的土地，分封给诸侯和公卿。诸侯在各封区内普遍推行井田制。井田划分为“公田”与“私田”。农夫“同养公田”，收入交奴隶主即诸侯和公卿享用。一夫授田百亩为“私田”，根据土地的肥瘠也有少于或多于此数的。“田里不鬻”，土地不能自由买卖。农夫“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他们依附在土地上生息繁衍，没有迁徙的自由。井田制的确立，并非如孟子后来所赞誉的：“乡里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孟子·滕文公》），但是，它确实适应周朝前期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有利于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
再次是建立宗法制，把政权与族权统一起来。周公摄政，7年以后还政于成王，以自己的行动革除了商代兄终弟及的继承制，确立了舍弟传子法。在周公建立的宗法制中，周天子是天下的大宗，姬姓的总族长。相对于周天子来说，分封的诸侯是小宗，小宗必须服从大宗的领导和调派指挥。在诸侯国里，诸侯又变成大宗，可以分封自己的兄弟、诸子为卿、大夫，卿、大夫相对诸侯来说是小宗，必须服从诸侯的领导和调派指挥。各大宗、小宗的继承人法定为嫡长子，这就是所谓“立嫡以长不以贤”，其地位永远不变。这样便把政权与族权统一在一起，在群臣之间，在君臣、诸侯与卿、大夫之间，除政治关系外，又加上了一道血缘关系，“立嫡以长”，减少了因争位而起纷争。在实行宗法制的同时，周公又规定了同姓不婚制。这种规定很严格，同姓虽百世不得通婚。这样便使姬姓天子与诸侯，通过与异姓诸侯通婚结成姻亲，这是宗法制的一种补充，加强了政治上的相互支持。因为禁止了族内婚，人的体质大为增强，并逐步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血统。
周公辅佐成王期间，制定了一整套礼乐刑政制度，以维护周王室的统治。成王四年夏，制定《刑书》9篇，这是周王朝的法典，今已亡佚。至于礼乐，则是明尊卑、别贵贱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从思想方面统御诸侯，教育子民，其内容如上述宗法制的规定外，还对居室、宗庙、服饰、祭祀、乐队、宴会，甚至人死的称呼，都作了许多等级森严的规定。周公一心想把政治制度伦理道德化，力图把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组织在统一的周王朝内，彼此相安无事。他主张“明德慎刑”，以缓和阶级矛盾；重礼轻物，以礼乐治理天下，巩固周王朝的一统江山。由于他的惨淡经营，开拓得力，终于形成历史上有名的“成康之治”。
周公归政后常居住在洛邑（今河南洛阳东），统治东方各国，后来退休隐居，不再干预成王的政事。临死前他留下遗言，请求归葬镐京，以表示对成王的臣服。后来成王将周公葬于镐京附近的毕（今陕西长安县西南）。为了表彰周公及其业绩，成王批准鲁国世世代代用天子的礼乐祭祀周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