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轻信蒋介石

国民党在第一次反共高潮失败后，即将制造摩擦的重点由华北八路军转到华中新四军。1940年7月，国民党提出一个取消陕甘宁边区，缩编八路军、新四军并限制其作战区域的所谓“中央提示案”。这是其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先声。中共中央拒绝了这个无理的方案，并与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第二次国共合作，蒋介石是被迫的，也是包藏祸心的。他企图借国共合作之机，“行根绝赤祸之实。”奢望在抗战胜利之后，建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统治。1938年底，蒋介石当着中共要人之面，毫不隐讳地宣称，消灭中共，“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甘，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

1937年底，新四军军部在武汉组成，次年1月6日迁至南昌。在新四军各支队陆续开往皖南岩寺集中期间，毛泽东就新四军的作战方向，于1938年2月15日致电项英，指出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最有利于新四军发展。只要向南京、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新四军基地。不久，毛泽东又完整地提出了新四军的战略方案应是“东进作战，直逼上海，并向北发展，进入苏北”。为贯彻这一方针，5月4日，毛泽东又致电项英，以华北平原游击战的成功经验为例，说服项英勿怕困难，大胆向敌后挺进，发展游击队，创建根据地，待江苏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后，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再分兵一部进入江北地区。鉴于项英迟迟不肯积极行动，5月14日，毛泽东又不厌其详地给项英发了一封长达三百多字的电报，指出：“在敌人的广大后方，能更自由地发展与扩大自己的力量与影响，只要自己不犯严重错误与慎重从事，是没有什么危险的”；“新四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主动积极的深入到敌人后方去”；“在大胆地向外发展与积极的抗战行动中，来扩大与巩固统一战线，争取更多的同情者在自己的周围，同时扩大与巩固自己的力量”。

然而，王明在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抛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主张之后，与会的项英公开发言赞成王明的观点，反对毛泽东的正确观点与政策。正因为王明看到了项英等资深权重者的支持，因而在他主持中共中央长江局时，肆意兜售和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时至1938年，沦陷区没有国民党军一兵一卒。国民党的行政系统亦荡然无存，日本强盗烧杀淫掠无恶不作，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已对腐败无能望风而逃的国民党不存幻想，而把拯救民族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身上，渴望新四军迅速挺进沦陷区，领导他们抗日。此时，新四军如果能顺应人民的需要，勇敢挺进沦陷区，定会一呼百应，迅速燃起抗日的燎原大火，建立大块的抗日根据地；久经五次反“围剿”和三年游击战争严峻考验的上万人的新四军，一定能迅猛扩大。这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大发展机会。高瞻远瞩的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因而在1938上半年，特别是4月新四军各路人马云集皖南岩寺后，心急如火地一份接一份致电项英，催令他尽快率军东进苏南敌后，但项英却以种种借口加以抵制。其中主要理由，即是苏南乃平原水网地区，不利部队发展。这实质上是害怕挺进苏南，不敢在沦陷区与凶恶的民族敌人展开搏斗，同时，对多行不义的国民党存在非份之想，天真地以为“把军部放在皖南，背靠国民党区域较安全”。

项英在抵制毛泽东的正确方针的同时，却顺从地按照蒋介石的圈定，于1938年7月1日，将新四军的军部及其所属主力，置于国民党统治区以皖南泾县云岭的罗里村为中心的几个孤立据点中，北临天险长江，东临苏南日寇，西、南两面有10倍于新四军的国民党正规部队，四面被围，进退维谷。这就为新四军可能突遭袭击埋下了危机。

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王明同项英均应召参加。项英因故中途离会，但是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稼祥传达的共产国际指示他是听到的。此时共产国际已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认为毛泽东自遵义会议以来，为中共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并批评了王明，警告王明不要再在党内争领袖地位，全党应紧密团结在毛泽东的周围。这次会议，为了肃清王明路线在党内的影响，果断撤销了以王明为书记的长江局，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负责领导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与此同时，还决定新设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原局，负责领导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的鄂、豫、皖、苏地区共产党的工作。

就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结束后不久，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假抗战，真反共，并制定了反动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具体办法。形势对孤处皖南一隅弹丸之地的新四军军部极为不利。

为了发挥这支在十年内战烈火中千锤百炼的红色劲旅的作用，同时尽早使其脱离险境，1939年2月，毛泽东特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千里迢迢专赴云岭新四军军部，当面做项英的工作。周恩来严厉批评项英在1938年一年当中屡次拒绝党中央“东进北上”战略方针的严重错误，而项英固执己见，强调“江南特殊”，仍坚持王明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观点，说什么江南要一切服从国民党三战区的命令。周恩来当即指出这是严重的右倾。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项英被迫接受了中共中央“东进北上”的战略方针，并与周恩来、叶挺、陈毅、粟裕、张鼎丞、邓子恢等人一起，共同研究了落实这一战略方针的各项具体方针。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周恩来一走，项英立即变卦，不仅不照办，而且到处散布新四军不具备向东作战、向北发展条件的舆论，甚至诬蔑中央“东进北上”的战略方针是“冒险”、“蛮干”、“乱弹琴”的“左”倾方针！在这年10月31日新四军积极分子会议上，他作《中共六中全会的总结和精神》的报告，仍认为一切工作的发展，都要经过统一战线，否则就不能发展。

与此同时，他还在行动上千方百计阻挠陈毅、粟裕、叶挺、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等人积极执行党中央的正确方针，利用职权压制刁难。苏南敌后抗日根据地是陈毅、粟裕坚决执行中央方针率部开辟出来的。陈、粟深感兵力不足，曾多次要求项英将在皖南的兵力东调，支援、扩大苏南斗争，项英则反其道而行之，将在苏南前线浴血苦战的2个装备较好的主力团西调皖南。苏南急需增派干部，项英则不仅把住军部过多的干部不放，而且将中央派往敌占区工作的红军干部及大批立志报国投奔新四军渴望到前线杀敌立功的青年学生、归国侨胞，无必要地长期抑留在云岭军部，最后成了皖南事变的牺牲品。项英的所做所为，后来终被周恩来知道。周恩来气愤地说，对于“东进北上”这个方针，“项英表面上没有反对，实际行动中仍坚持自己的错误主张”，“并对国民党的种种无理要求，一再无原则的迁就退让，这就种下了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遭受严重损失的根子。”

1939年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在全国各地频繁挑起国共争端，惨案迭起，制造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与此同时，国民党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遵照蒋介石反共指令，调集5个师10个旅共18个团的兵力，将新四军在皖南、苏南的2个主力隔开，特别是重点包围新四军军部，大有一口鲸吞之势。

为免新四军突遭不测，1940年3月29日，远在延安的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致电项英：“国民党顽固派可能利用其优势兵力向新四军军部地区进攻，因此军部及皖南部队应预先有所准备，以免袭击，万不得已时，可向苏南陈毅所率新四军一支队靠拢，再向苏北转移。”项英接电后不但仍不执行，相反却多次致电中央，要求中央服从蒋介石的无理命令，将在大江以北的新四军统统调往江南以维护蒋的威信。对项英这种卑躬屈膝为蒋张目的投降行径，中央甚为恼怒，断然拒绝。

5月4日这天，毛泽东又给项英拍了两份电报：一份是《关于新四军各支队发展方向与任务给项英陈毅的指示》电，明确命令“军部后方机关及皖南主力移至苏南”，再向“长江以北地区发展”。一份是由毛泽东起草，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后，以中共中央名义发给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政治局的长达二千七百多字的指示电。毛泽东在该电中严肃批评了项英的种种错误观点，并指明改正的具体办法，还郑重提醒他要“充分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任何地方性和全国性的突然事变”。该电要求将中央这次策略指示“传达于全党全军的全体干部，并坚决执行之”。“在皖南由项英同志传达，在苏南由陈毅同志传达”。

时任新四军苏南指挥部总指挥的陈毅，接电后立即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作了传达，表示坚决执行中央指示，渡江北上，向苏北发展。而项英接电后，拒不传达，拒不执行，对中央的批评还拒不接受，先后于5月9日、12日、29日连拍三份电报给中央，无端指责该电“系一半告同志书的性质”，“系带错误的批评与指示形式”，并明确表态：“中央责成我传达，不能负此责。”

陈毅不愧为党性很强的领导同志。他深知，一旦自己率苏南新四军主力北渡长江，皖南新四军必然更加孤立、危险。为了挽救皖南上万兄弟部队，争取项英同自己一同执行中央指示，陈毅特派专使携其亲笔信函，策马飞奔，日夜兼程赶到云岭军部，劝项速率军部及其所属主力东移苏南茅山根据地。项英听后却以“军部率部转移，不经国民党当局同意不行”等错误意见为由，断然拒绝，反命令陈毅率苏南主力西移皖南。专使复命后，陈毅闻之，勃然大怒，以拳击桌，说道：“项英既然这样目无中央，不接受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一味相信那个狡猾的朋友，总有一天顾祝同要打到你头上来，打得你头破血流！”由于项英执意不走，陈毅无奈，只好自率苏南主力北渡长江。

毛泽东在陈毅北渡长江后，于9月6日至10月12日，与朱德、王稼祥等联名，至少给项英发了4封令其转移的电报，甚至用了“速速渡江”、“绝对不要再迟延”等措词。然而均被项英拒绝执行。

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公开发布精心炮制的反共檄文《皓电》，无端攻击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纵队“游而不击”、“专事摩擦”，并限令坚持长江南北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电到一月之内悉数开到黄河以北，否则即以破坏国共合作，破坏抗战论处，决以武力制裁。《皓电》发出后的第二天，顾祝同奉蒋密令，调兵遣将，欲从最易得手的皖南开刀，一举消灭皖南新四军。

《皓电》传到延安后，毛泽东异常重视，多次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一致认为，蒋介石此举非同寻常，是他企图发动大规模反共内战的信号。毛泽东特别想到了皖南的局势，深知一旦打起来，皖南定会吃亏，必须从速催项英离开险境，于是他又与朱德、王稼祥等人联名多次致电项英，命令“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应迅速渡江”。11月19日，中共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发出《佳电》，严词驳斥《皓电》的恶毒诬蔑，坚决拒绝国民党当局无理要求，但为顾全团结抗战大局，同意将皖南新四军部队移至江北。此举也可解救皖南新四军出险境。12月14日、18日、24日，中共中央一再命令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迅速北移。

然而，项英在国共两党中央都命其转移的新情况下，还是以“目前有种种客观困难，不能立即实现这一方针”为由，加以拖延。12月下旬，蒋介石“围剿”皖南新四军的一切部署已经就绪，险象丛生，项英六神无主，只好连电中央，请示去留大计。毛泽东接电后，愤怒至极，于12月26日以中共中央名义，破例给项英、袁国平、周子昆发了一份措词空前激烈的电报：“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向中央请示方针，但中央远在一年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缓、犹豫不决、无办法无决心的。”毛泽东明确表示不同意他们再拖。此电发出的当日，毛泽东又与朱德联名给项英个人发了专电，提醒他“应估计到在移动中可能遇到特别困难，可能遭袭击，可能遭损失，要把情况特别看重些。”为此，特命项英“必须把一切机密文件统统销毁，片纸不留，每日收发稿件随看随毁。此事不仅军部，还要通令皖南全军一律实行，不留机密文件片纸只字，是为至要！”毛泽东要项英北移的决心，已到了破釜沉舟的地步。项英接电后，在情急之下，在广大新四军官兵强烈要求之下，终于最后决定离开国民党为其圈定了3年之久的弹丸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