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铁军广州起义

北伐战争的策源地广州，1927年经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洗劫，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屠杀，工会农会组织被解散封闭，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损失。然而，在大革命洪流中锻炼成长起来的广州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并没有屈服。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很快地恢复整顿了工会组织，又掀起了罢工和示威浪潮。在南昌起义军回师广东的鼓舞下，这一斗争又被推进到组织工农赤卫队，为起义做好组织准备的新的时期。

10月间，国民党新军阀张发奎率领第四军回到了广州。他是在后台老板汪精卫的策划下，回来向桂系新军阀抢夺地盘的。张发奎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打着再建革命根据地的旗号，回来就表示对工农运动让步，企图骗取人民的支持。广东省委将计就计，抓住这个时机组织工农进行起义准备。

张发奎还为广州起义带来了一支重要力量，这就是被反动派称为“赤子赤孙”的第四军教导团。这个团的前身是共产党领导的武汉中央军校。立即奉命开往南昌加入起义军行列，但因行动迟了一步，被张发奎截在九江，收缴了武器。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又把军校这支队伍改编成为他的第四军教导团。在当时担任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的庇护下，这个团保存了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并由叶剑英兼任了教导团团长。张发奎又想利用它，又对它不放心，因而在南下至赣州时，再次缴了这个团的武器。叶剑英得知后，找到军长黄进翔陈述利害，才要回了枪支，保住了这个团的完整建制，一直带到了广州，使之成为战斗力最强的起义主力部队。

借这个机会，通过叶剑英的工作，使共产党员梁秉枢当了警卫团团长，还把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派进去，编作这个团的第二营。这样，警卫团的大部分力量也为共产党所掌握。而张发奎在广州市内能调动的兵力，却只有一个炮兵团、警卫团的一个营、军政机关的警卫分队和一部分警察武装，这为武装起义提供了极好时机。中共广东省委又及时地将工人赤卫队统一编为七个联队，派了一部分军事干部去传授怎样使用武器和攻打敌人的军事常识，并于12月7日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决定12月13日举行起义。

在起义前的半个多月中，省委书记张太雷等起义领导人，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日以继夜地穿过大街小巷，在白鹅潭的游船中，在黄花岗的草坪上，在司后街的戏院里，一次次会见赤卫队和武装部队中的领导骨干们，传达党的决定，部署起义行动。

正当起义准备工作搞得热烈紧张的时候，汪精卫和张发奎探知了共产党要在广州举事的消息。汪精卫从上海连电催促张发奎采取镇压措施。张发奎紧急召回前线指挥黄进翔，宣布特别戒严令，日夜检查户口，谋划解散教导团和赤卫队，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危急情况下，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将起义时间提前到11日。

当时叶挺身居澳门，心向广州。因为党已派人告诉过他，要他随时准备到广州去，担任工农红军总司令，负责指挥起义战斗。但他是被蒋介石通缉的人，为了保障他的安全，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的黄平普向张太雷建议，叶挺来广州的时间不宜过早，可以迟一些。这可急坏了叶挺！运筹这样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哪里是一上手就能做好的简单事？他对广州的敌情、我情都很生疏，快去都怕打不赢，怎么可以晚去呢？他蹲在香港等着，直到起义的前一天，才被召到广州。

10日早晨，身着西装、礼帽、风雨大衣的叶挺，匆匆来到九龙尖沙嘴车站，要搭早班车赶往广州。真不凑巧，他刚走进候车室，就远远地看见有一个熟人。此人叫胡毅生，是大名鼎鼎的国民党右派头目胡汉民的堂弟。当年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刺杀时，胡毅生因被指为主谋者，遭到舆论界的追究，跑到香港隐匿起来。从那以后叶挺再没有见过这个人。当前粤桂军阀剑拔粤张，人民起义一触即发，他这个时候钻出来干什么，是不是又要到广州去搞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呢？

叶挺一看到胡毅生，马上转身避开。赶忙买了一张三等车票，钻进硬席车厢，远远地躲开了这个家伙。

中午过后，火车开进了广州东站。省委常委杨殷和市委工委书记、工人赤卫队总指挥周文雍，带着几个精干的赤卫队员来接叶挺。在他们的掩护下，叶挺坐上卡车，离开了车站。

叶挺一上卡车就询问起义准备的各种情况。杨殷、周文雍长话短说，一一给予回答。转眼间车子开到了叶挺公馆，叶挺顾不上和妹妹叶香、叶珠多说几句话，就让她们帮他找了一套适合广州时令的西裤、衬衣换上，然后到一个秘密地点，找到了起义军参谋长徐光英。起义作战计划是经省委讨论，由徐光英综合整理做出的，叶挺急着找他，就是要及早看看这个计划。在这里，叶挺比较全面地了解到敌我双方的实力情况，以及省委设想的行动方案，对这次起义才有了详实感。

在永汉南路禺山市场陈少泉杂货店的二楼，叶挺见到了张太雷和当时可能集中起来的一部分起义部队领导骨干，提议向东与海陆丰红二师会合，先将革命力量保存下来，再作其他图谋。

叶挺这个主张无疑是正确的。副总司令叶剑英和一些懂得军事的同志，例如省委军委的聂荣臻、黄锦辉等也都赞成。但是，与会的多数同志却都感到很惊奇。因为在起义准备过程中，人们看到广州工人的斗争性很强，全省农民对土豪劣绅的压迫怒不可遏，海陆丰苏维埃革命因红二师的奋斗而得到了发展，粤桂军阀正忙于火并，普遍认为只要广州一动，各地农民就会起来响应，从而形成一场全省范围的大革命。出于这种乐观估计，很少考虑起义会失败，起义计划中也根本没有“退却”两个字。现在半个广州已被占领，工农政权的职能正待行使，突然出来个“撤退”主张，人们的思想，转不过弯来。

共产国际代表、26岁的德国人诺伊曼，对叶挺的撤退意见最不爱听。他刚到中国，不熟悉实际情况，却搬用欧洲革命占领城市的方式，指导中国革命。他说搞起义只能进击，不能后退，并声色俱厉他说叶挺主张撤出城市，转入农村，是军事上无能，政治上动摇，是想当土匪流寇。

张太雷是起义的最高领导人。他很有才华，威望很高，起义正是在他舍生忘死、不眠不休的推动之下搞起来的。但是，他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很少从军事角度考虑问题，而且他渴望起义成功，渴望苏维埃政权在广州立住脚，进而扭转全国的革命形势，因而他只重视盛气凌人的诺伊曼的意见，也未表示同意撤退。这样，叶挺就不再讲话了。会议开了几个钟头，诺伊曼不但不考虑撤退，反而下令第二天早晨进攻四军军部，肃清长堤的敌人，并在扩编队伍以后，向珠江南岸进军。

12日早晨，起义军向长堤四军军部发起攻击。炮弹落在敌人军部的楼顶。震得敌人慌乱地向江边逃退，乘坐小船逃下了珠江。可是，在军事上，时间就是胜利，起义虽然仅事隔一天，这会儿攻破敌人这个首脑机关据点，已经失去了昨天那样的意义。远处来援的敌军已经靠近了广州，长堤据点的存亡，对敌人对自己，都是无足轻重的了。

就在打掉四军军部据点以后不久，江南李福林部队开始乘船渡江，向江北进犯。稍后，从江门、佛山、韶关、肇庆几个方向赶来的敌人，也先后向东门、西门、黄沙车站和观音山等地，展开了攻击。帝国主义水兵也纷纷登陆，直接加入了战斗。守卫长堤的起义部队同仇敌忾，英勇抗击，将敌人的几艘火轮和木船击毁于江中，使其强渡的企图未能得逞。

中午，敌人的反扑进一步升级。来自北郊的敌人先头部队一个团，攻占了鸟瞰全市的观音山。这个制高点的易位，使部队遭受到压顶威胁。叶挺闻报后下令反击，教导团和炮兵部队各一部，在赤卫联队的配合下攻上山顶，将这个高地拿了回来。不久，又一支敌军的后至部队冲了上来，叶挺命令总部副官陈凝前往督战，教导团一部和徐向前、沈青的两个赤卫联队，扼守各个要道隘口，以迫击炮轰击敌人的后路，以水压重机枪扫射敌人的冲锋队伍，打得敌人死伤累累，大败而退。但攻山未果的敌人，和有一部分溜山边渗入市内一的股敌人沿吉祥路摸到起义军总部附近，与警卫部队发生激战。叶挺来到总部门外，他亲自指挥警卫战士和赤卫队员进行反击，终将敌人击溃。

这一天的中午，张太雷在战火纷飞中、赶到丰宁路西瓜园，出席广东人民拥护苏维埃群众大会。这时形势已很紧急，但他仍然镇定自如地发表演说，宣读苏维埃政府的施政纲领，主持通过各项公告和电文。一心要使广州起义的伟大政治影响深入人心，进而扩大到全中国全世界去。下午2时，大会在锣鼓声中宣告结束时，已有更多的敌人进入了市区。张太雷乘坐汽车返回起义总指挥部，警卫团长梁秉枢、团指导员陈选甫、连长袁耐坚和赤卫队联队长沈育、邓苏、李连，市郊农军总指挥陈追舟，这些人有认识叶挺的，也有没见过面的，大家不约而同，都对叶挺的到来表示欣喜。

张太雷因为急着要到几个地方检查赤卫队的集结情况，只与叶挺简单交谈了几句，就跟周文雍一起走了，叶挺则留下来和这些将要带兵打仗的人进行座谈，了解更多的情况，借以充实自己。他详细地询问了起义队伍的思想情绪、武器装备的数量和质量，对进攻目标的侦察，以及战斗中相互呼应、伤员救护和后勤供应等等情况。他边听边指点，再三强调周密侦察和因故用兵的重要性。杨殷和徐光英又补充介绍了一些敌情材料。这个临阵磨枪的战前调查会，一直开到后半夜。

11日凌晨2时，叶挺和张太雷、恽代英、徐光英一道，由教导团连长曾干庭带路，乘车来到教导团驻地四标营。正在佯睡的新任团长李云鹏，把他们引进一间房子里，坐下来休息，马上下令集合部队，开始行动。按计划首先除掉教导团参谋长朱勉芳。

朱勉芳是最近发枪之前张发奎派来的坐探。他以特务手段监视控制部队，是起义行动的一大障碍。负责处理他的几个学员冲进他的卧室，将他拖出门外，几刺刀就结束了他的性命。朱勉芳的同伙一营长方际平、三营长樊少卿等反动军官和暗藏的“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共五十余人，也被一网打尽，关进了牢房。

在同一时间里，部队静悄悄地起了床，披挂武器，传达口令，结扎红布领带，带到了操场。全团分东西两边刚站好队，张太雷、恽代英、叶挺大步流星，走进了队伍当中的一土块空地。

这几位大革命时代风云人物的出现，引起了一片轰动。但是，根据嘱咐，没有人大声说话，就连这些领导人讲话的时候，也没有人鼓掌。张太雷望着整齐的队列说：“同志们都知道的，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统治下，革命的士兵和工人、农民，除了拿起武器和敌人拚个你死我活，是没有第二条路好走的。今天我们就要举行暴动，解除广州敌人的武装，成立工农民主政府，打倒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反动派。你们这个团是暴动的主力军，你们要勇敢战斗，完成我们党交给的任务。”讲到这里，张太雷停了一下，按捺下激动的情绪，接着宣布：“现在时间紧迫，请你们的党代表恽代英同志讲几句话！”

一提到恽代英，队伍又活跃起来。他曾任武汉军校常委，又是讨伐夏斗寅、许克祥时中央独立师的党代表，是全团官兵的老首长，又兼理论水平高，善于演讲鼓动，常常深人浅出、入木三分地剖析反动势力，深受人们尊重爱戴。恽代英讲道：“我离开你们参加南昌起义好几个月了，很想念你们。我知道你们每个人的胸中也埋藏着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无穷怒火。在九江，在赣南，反动派两次缴你们的械，这回我们可不交枪了，我们要暴动，要报仇，要跟反动派算帐，要讨还血债！”

恽代英说着，指向叶挺：“这是铁军叶挺，我们起义部队工农红军的总司令，现在请他给我们下达战斗命令。”这又引起了一片欢腾。在场的人几乎都在叶挺的指挥下，参加过讨伐夏斗寅的战斗，这会儿听说他又当了总司令，顿时胜利信心倍增。叶挺讲话总是很简短的。他说：“反动派不让我们革命，而且肆意屠杀我们，这是因为我们没有武装，没有政权。这次起义要夺取武装，夺取政权。各营各连的进攻目标按预订计划不变，现在依路程的远近，分途前进！”

凌晨3时，历史性的进军开始了。教导团1200名师生兵分3路，有徒步急行的，也有乘车的，飞也似地奔出了四标营营门。

起义枪声首先在东校场打响。因为驻在这里的薛岳新编第一师留守处和原桂系部队学兵营，离四标营最近，只有十几分钟的路程。这里枪声一响，天字码头附近的警卫团第二营在梁秉枢指挥下，也将参谋长唐继元等几个反革命分子先行处决，宣布了起义。潜伏在市内各地的工人赤卫队，也闻风而动，犹如万箭齐发，从各个秘密集结地奔出来，挥舞着刀枪棍棒，攻向各个指定地点。

叶挺与李云鹏一道，跟着进攻敌人炮兵团的教导团第五连和炮兵连，向沙河燕塘疾速前进。他亲自指挥这一路，是有所考虑的：一是这里的敌人炮兵团是由第二次北伐时投降过来的奉军炮兵旅改编的，他们拥有一批威力强大的山炮、野炮和重迫击炮，叶挺想把这些重型武器先拿过来，以便在城内巷战中，用来摧毁敌人的据点；二是沙河是广州通住陆海丰苏区的必经之路，他想来这里现场熟悉一下地形，以便在起义出现不利情况时，好从这里撤退。这都是一些带有战略眼光的谋划，用心良苦，难能可贵。

队伍进到黄花岗，听到东校场打响了。叶挺当即督促部队：“跑步前进！”有的学员望了望叶挺的魁伟身躯，向战友们打听：“那是谁？”战友们回答：“谁？铁军叶挺！”人们轻声地惊叹着：“啊，总司令也跟咱们来啦！”当起义部队将炮兵团包围起来以后，敌人还正在房子里紧急集合。叶挺跑上就近的山坡，挥着手关照部队，“赶快，赶快，天要亮了！”指战员们在叶挺的亲自指挥和鼓舞下，占据了有利地形，一边向敌人猛烈射击，一边喊着：“缴枪不杀！”打了十几分钟，敌人就吃不住劲了，从房子里往外喊话：“老乡，别打啦，交枪啰！”原来，这个团里也有一一些来自武汉军校的进步学生，在他们的帮助下，起义军很快地收缴了枪支，从炮房里拉出来三十多门火炮，完好无损。

叶挺在燕塘附近巡视了一会，炮卧已经整理好了。他告诉李云鹏，将五连留下来看管俘虏。并向广汕公路方向警戒，缴获的大炮由炮兵连携带进城，听候调令布置过后，叶挺乘车进城之后，叶挺乘车进城，前往维新路（今起义路）公安局起义总指挥部。炮兵连随后跟进，也上了路。正当他们护着六匹马拉着的大炮快速前进，沿途老百姓夸赞他们缴了这祥大的炮很了不起的时候，教导团第六连派人求援来了。原来六连攻打广九车站，因守敌保安队和一个中队的英国兵据守站房顽抗，总也攻不下来。叶挺批准炮兵连派了一门大炮猛打，一只炮弹就轰垮了敌人的工事，显示了重武器的巨大威力。

叶挺来到公安局时，天已放亮。这里的战斗也已结束了，教导团第一营和赤卫队第一联队，在张太雷、叶剑英、周文雍等同志的指挥下，粉碎了敌人在铁甲车掩护下的顽抗，攻下了这个机动堡垒，马上打开了监狱，数百名被囚禁的革命者得到解放，一片欢腾。这时，北边的观青山（今越秀山），西边的石围塘火车站，市内的各区警察署和国民党各级党政机关，都已被起义军占领，除了长堤的第四军司令部等几个据点，尚有敌人抵抗以外，珠江以北的广大市区，全部为起义军所控制。街头上红旗招展，人流涌动，几小时前还笼罩着反革命阴云，转眼间出现了庆祝起义胜利的欢腾景象。

公安局是预定的起义首脑机关所在地。楼顶上升起了铁锤镰刀红旗，门桅上悬挂起“广州苏维埃政府”横幅，起义领导人陆续来到这里，叶挺穿过人群走进一座楼房，在工农红军总司令办公室里，见到了叶剑英和陈发同志，叶剑英这时已脱离张发奎的第四军，就任了红军副总司令。指挥部设在公安局二楼，墙壁上挂了一幅广州市区地图。叶挺有时站起来面对地图，深沉思考；有时坐在长桌的一侧，听取起义军和赤卫队负责同志的战况报告，发出各种命令。早晨6点钟，张太雷召开苏维埃政府第一次会议，决定了政府各部门的人选，发表了苏维埃政府宣言、镇压反革命和扩大红军等项决议。会议进行中，长堤一带枪声不绝，攻打第四军军部留守处等几处据点的战斗，还在进行。

起义军在长堤的第四军军部大楼打了一天，也没打下来。这是一座濒临珠江的高层建筑物，门前道路狭窄，又有铁栅栏、障碍物和铁甲车护卫，守在里边的反革命卫队在江中军舰和南岸敌军的火力支援下，以自动枪火器拚死顽抗，使起义军无法接近。

擒贼要擒王。叶挺所以把全部精力集中在攻占张发奎的这个据点上，因为它是广州敌人的巢穴。如果它垮了，就意味着江北敌人的灭亡，对聚集在河南、珠江和沙面的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势力将是一个沉重打击；对我们则有利于苏维埃政府开展建立革命秩序的各项工作，有利于起义部队发展进攻，扩大成果。如果打不垮，就会牵制我们的力量，预计的军事行动和群众工作都将无法进行。珠江岸边的这一场规模不大的战斗，已成了革命和反革命较量的焦点所在。

早晨，当珠江上的国民党军舰“宝壁号”、“大江号”挂起“张”字旗号开枪开炮援助四军军部的时候，叶挺就想到了起义部署上的一个重大漏洞，这就是只注意了解除敌人的武装，忽略了捕捉敌人的首领。起义行动之前，许多领导同志曾经提醒过这件事，但当时一片忙乱，没能采取有效措施。这样，起义爆发后，张发奎、黄进翔、陈公博、朱晖已等人安然无恙地逃到珠江南岸。海军和南岸敌人的参战，都是他们和那里的地方势力李福林一起策划的。

到了下午，停泊在沙面江中的英、美、日、法等国的军舰也向长堤一带开枪，直接参加了对起义军的作战，叶挺断定，这也是张发奎一伙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勾结的结果。他和叶剑英急忙调动炮兵，从长堤还击帝国主义军舰，使他们遭受了一些伤亡，但敌舰又开往白鹅潭，在起义军重迫击炮射击之外继续逞凶，使起义军遭到很大伤亡，不得不暂时停止进攻。

叶挺一边指挥部队打击北江一带的敌人，一边惦记着远处敌人的动向，他判断，张发奎肯定已向他在外地的部队下了回师广州的命令，有些部队肯定已经开始了向广州移动。为加强防范，叶挺亲自写了两个手令。一个写给凌津，任命他为“北江农军第一支队司令”，担任“在粤汉铁路沿线扰乱敌人后方及毁坏铁路”的任务；另一个写给周文雍，要他“速即饬令农军到观音山、大北门一带警戒”。

为了瓦解和迟滞广九线上的敌人二十五师，叶挺动员该师在广州的一位连长雷文渊前往石龙，通过北伐时的老关系运动该师七十五团倒戈，参加起义军。他还派陈凝去说服市内守卫弹药库的敌人归顺起义；督促负责管理俘虏的曾干庭，加快收编俘虏工作，以增强起义军的力量。因为缺少粮食，起义部队常常吃不上饭，赤卫队员要回家去吃。叶挺为此又写了一个“本总司令部粮食部现因需要粮食等物，须借取于商人，以资给养”的手令，派人去征粮。这些事情因为时间和其他种种复杂原因，以后大部分未能兑现，但这种立足全局的深谋远虑，作为城市武装起义的尝试，实在难能可贵。

11日半夜，起义军总部开会研究军事形势时，叶挺根据我军已由进攻转入防守的具体情况，大胆地提出了撤退的建议。理由是：暴动几小时内攻下几十个据点，俘敌两千余人，成立了工农政府，竖起了苏维埃旗帜，已取得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重大胜利。当前，由于敌人首脑人物出逃，勾结帝国主义势力向我反扑，西江、东江、北江的敌人必定很快回师广州。为了避免四面受敌的危险，应当趁敌人大军未来到之前，把缴获的大量武器武装，以及参加暴动的工人，尽快扩充到队伍中去。明天就撤出广州，撤得越快越好！

黄昏时分，敌人又攻占了观音山。叶挺和聂荣臻赶到永汉北路财政厅，从楼顶上观察各处的战斗情况。他们看到北边大队的敌人从观音山下来，正向市内拥进，长堤和东西市郊炮火连天，敌我之间已进入巷战。他们都觉得在优势敌人进攻面前，如果再坚持打下去，除了徒然增加无谓的牺牲外，已无意义，聂荣臻问叶挺应该怎么办，叶挺一声不吭。诺伊曼的粗暴批评和蛮横的瞎指挥，严重伤害了叶挺的感情，更使战局变得难以收拾，叶挺的心情非常沉重。但当聂荣臻提出再拖下去起义部队将会被消灭，必须马上组织撤退时，叶挺虽然仍未说话，但显然是符合他的原意的。

他们离开财政厅后，聂荣臻赶忙返回总指挥部。他在指挥部门前碰到恽代英、陈郁等同志，告诉他们赶快离开，然后进到指挥部里，找到黄锦辉，简单地商量了一下，便分头出去，通知起义部队撤退，聂荣臻不会讲广东话，也不熟悉街道，所以分工由他去通知教导团和警卫团，黄锦辉负责通知工人赤卫队。

这时市内各地都已处于敌我犬牙交错的混战状态。比较集中的部队接到命令以后，迅速组织了行动。而散在市区深处的赤卫联队和一部分部队，有的没有接到命令的队伍，正与敌人打得难解难分，无法摆脱；有的抱定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不肯撤退。他们逐街逐屋与敌抗争，在浴血奋战中大部壮烈牺牲。只有教导团、警卫团和赤卫团的一部人员撤出了市区。他们赶到指定地点沙河，会合了起义后在那里坚持战斗的黄埔军校特务营和教导团第五连，简单地整理了一下，又向花县方向转移。

叶挺混过敌军的搜索，回到了叶家祠。他不能在敌人熟悉的这个地方久留，当夜化装成商人，带着妹妹叶珠、叶香、侄孙叶一舟和叶珠的两个孩子，分乘三辆人力车，来到天字码头附近的太平沙岳母家中，躲避起来。

几天当中，他听说敌人采用枪杀、活埋、火烧、水溺等种种残忍手段，屠杀了五六千起义军官兵、赤卫队人员和革命群众。又听说反革命头子陈公博向报界发表谈话，说他11日曾和张发奎、黄进翔一起，在“宝璧”和“大江”舰上参与援助四军军部的作战；并和张发奎乘坐火轮赶赴江门、婆庆等地搬兵。还说他们出去搬兵时的“心境”是“不怕兵力不够，只怕共产党不待兵来便向东江逃跑。”叶挺听到这些狂言，恨得咬牙切齿。他对自己忽略了“擒贼擒王”的古训，没能及时将这些家伙一个不漏地捉拿起来，感到非常悔恨。他又想到起义军没能及时撤退而铸成的大错。如果能象陈公博害怕的那样，“不待兵来”起义军便退出广州，那将会减少许多牺牲，拉出一支相当规模的队伍来。

叶挺以沉重的心情回顾着这一场伟大的斗争，觉得这一次起义和五个月以前的南昌一起义相比，还是前进了一步。参加这次起义的不仅有兵，还有工农群众；在广州升起的革命旗帜，是镰斧交叉红旗，不再沿用国民党军队的番号，而是创立了工农红军的全新名称。叶挺更想到，广州起义也以失败而告结束，但同样它也没有完全失败。同样有很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战斗力很强的党必将前进一步，将革命进行到底。至于叶挺自己，还是没认输，他暗暗想着：有朝一日，还要再干。

广州城再次被白色恐怖笼罩着一片腥风血雨。张发奎的军队和警察，黄色工会的反动分子，日夜出动捕杀革命群众，反革命气焰甚嚣尘上。叶挺在岳母家中躲避了几天之后；又化装成富商的模样，让妹妹叶珠陪伴着，闯过了广州、香港两地中外敌人的重重搜身检查，踏乘“泰山”号轮船，又回到了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