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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成长为男人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那一天仍深深镌刻在他的记忆深处。
小杰米的继父失业了。一个弟弟发烧生病卧床在家，这场高烧很快就会让他丧命。他的母亲怀着九个月的身孕。全家人，包括四个孩子，都住在格拉斯哥拥挤的贫民窟中，挤在一个单间里。圣诞节刚过，节日显得令人沮丧又多余，因为对于十岁的杰米来说，他是全家唯一的收入来源，他为一个面包师送面包，每天工作十二个半小时，每周七天。圣诞节刚过的那一周，因为要帮助出去找工作的继父照顾生病的弟弟，他工作又迟到了两次。在一个下着雨的周末，他来到面包房，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
“我到店里的时候浑身都湿透了，光着脚，还饿着肚子。那个早上屋里连一块面包都没有，但‘这天’是发薪日。”有人告诉他，老板想要见他，就在面包房楼上的公寓里。随后，一名女仆叫他等待面包师一家完成晨间祷告。“那个女孩终于打开了门……。他们一家人围坐在一张巨大的红木桌子旁，父亲坐在首位……那张桌子上摆满了美味佳肴。我的主人透过镜片看着我……‘孩子……要是我的顾客继续干等着自己热乎乎的小餐包送到的话，他们就会离我而去了。因此我决定开除你，同时，为了让你在今后多加小心，我决定罚你这周拿不到薪水。’”杰米在格拉斯哥街头游荡了好几个小时之后，才敢回家把这个消息告诉母亲。“那天夜里，小婴儿出生了，后来太阳也升起来了……升起在一个既没食物也没柴火的家的上方。” [1]
他的下一份工作是在煤矿上找到的。
对于詹姆斯·基尔·哈迪（James Keir Hardie）——长大以后，他就不再用小名了——来说，早年经历对他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像用炽热的烙铁打上印记那般，无法磨灭。对于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低微的贫穷生活，他那强烈的基督徒式的愤怒之情从未减弱。当选进入下议院后，他是唯一亲自协助施粥场向那些没有食物的人发放吃食的议员。作为议员，他甚至还曾火速赶往苏格兰的矿难现场，亲自下井进入隧道，为被困人员研究脱困对策，因为他知道目睹矿友遇难是什么样的感受。在肖像画里，年轻时的他浓密的胡须是深红色的，而到了五十多岁的时候，看到自己长久以来担忧的战争终于粉碎了自己的梦想以后，他的胡子则变得像裹尸布一样苍白。他眉头紧锁，忧伤的双眼似乎总是在紧紧地盯着你，力道仿佛能够穿透照片，这对目光有力的双眼也许同样穿过了哈迪自己的一生，凝视着充满世界大战和被碾碎希望的一整个世纪。
哈迪的母亲是格拉斯哥附近一座农场的女仆，和他的母亲一样，他也是一名非婚出生的孩子；出生几年以后，她的母亲搬进了肮脏污秽的城里，城中的贫民窟因为与造船厂、机车厂和各式工厂混杂在一起而臭名昭著。在这里，她嫁给了一个造船木工。哈迪从未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他的家庭也买不起书本，因此他读的都是街上捡回来的废报纸，或是书店橱窗里打开着用来展示的书籍。8岁时，他成为一名送信童。在这之后，他在一间造船厂给一名铆工当过助手，每天站在船体外悬吊着的狭窄工作台上；曾经有一名紧挨着他工作的男孩脚底打滑，结果掉下去摔死了。
丢掉在面包房的工作以后，他来到一座煤矿出苦工，每天工作十一个半小时，每周工作六天——这意味着除非到了只工作四个小时的周日，否则他一整个冬天都见不到阳光。不久之后，他开始负责赶用来往地下铁轨上驮原煤的“运煤小马”。“我们是特别好的朋友，会从同一个保温瓶里喝凉掉的茶水。” [2] 有一天，矿井发生了部分塌方，他和小马不得不等待救援；哈迪总是会回忆起当时木头支撑架坍塌时发出的物体破裂的吱呀声，泥土落下的轰隆声和惊慌失措的矿工们的啜泣声。年纪大些以后，他变成了采煤工，借着头盔灯发出的昏暗光线，用铁锹和镐子从一处采用前进式开采的矿道的末端挖煤，经常要站在齐膝深的水中工作。到21岁为止，他已在矿井中度过了自己超过一半的人生。
成为矿工工会的一名组织者后，他的角色像一名福音派联盟（the Evangelical Union）的非神职布道者，福音派联盟是一个工人阶级的新教教派，属于“异议者”或者说非国教的众多教派中的一支，英格兰与苏格兰的众多激进分子都出自这些教派。“生活舒适的富裕阶级曾经独自霸占了耶稣，并曲解了他的福音，”哈迪曾这样说道，“但是现在，他属于我们。” [3] 他召集矿工们施压，来争取更高的薪水和更安全的工作条件，并因此导致自己和两个兄弟被炒了鱿鱼。当时，他们正待在一部降到井下的升降机上，结果升降机被矿长召回了地面，矿长对他们说：“该死的哈迪一家不会再在这座矿井出现了。” [4]
不久之后，他成为苏格兰矿工联盟的干事，他开始把自己看作是一名社会主义者，并发现自己的文章与自己的言论具有同样的说服力。尽管第一次离开苏格兰时他已年过三十，但他很快就把自己的眼界扩展到了矿山与格拉斯哥的贫民窟以外的世界。1893年，哈迪成为独立工党的创始人，同时还成为其党报《工人领袖》的编辑，在哈迪谴责布尔战争是帝国主义者发动的一场抢地盘的行动之后，该报办公室的玻璃还曾被一群愤怒的群众砸碎。后来他展开了反对这场战争的全国巡回演讲，有时是在讲堂的台上演讲，有时则是在泥泞地面的马车的后车厢中演讲，更多嘲讽他的群众也随之出现了。
为了参加第二国际举行的各项会议，哈迪开始频频跨越英吉利海峡前往欧洲大陆。对于他和其他许多代表来说，社会主义与其说是一项令工人获得生产资料的事业——尽管他对这一事业坚信不疑，不如说更像是一场使社会将工人置于利润之前、将大众利益置于私人利益之前，尤其是将和平置于战争之前的道德运动。同当时的时代精神一样，社会主义也是乐观主义的一项信条。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曾在笔下将其描述为“对所有人都能得到富足与快乐的黄金时代的一种渴望，一种强烈的永恒的信念”。 [5] 在历史的这个节点上，1914～1918年的血腥战斗尚未爆发，黄金时代似乎已经触手可及。如果曾经需要花费数周之久的旅行依靠蒸汽动力创造出的奇迹能够缩减到几个小时，那么为什么一切的不公就不能被社会主义创造的奇迹根除呢？如果顽强的活动家们半个世纪以前就能成功地将大英帝国的奴隶制消灭，为什么今天的活动家们就不能同样消灭掉贫穷呢？法国人让·饶勒斯（Jean Jaurès）曾经说过，社会主义应该使人民可以“自由地散步、歌唱与展开沉思” [6] ，不论他们选择过怎样的生活。哈迪很快就和这位身材浑圆且不修边幅的法国社会党领袖成为朋友，并和他一样，对未来欧洲爆发令劳动人民兵戎相见的战争的前景深感忧虑。
社会主义革命的终极目标也许还很模糊，但世界上的种种不公正现象却显而易见地存在着，而哈迪对公正的追求则不分国界。他曾为支持同为社会主义者的好友尤金·V.德布斯（Eugene V.Debs）的总统竞选活动在美国进行过为期两个月的巡回演讲，先后举办过44场公众集会，其中包括一场在科罗拉多州的矿业小镇举行的集会。访问印度期间，他强烈表达了对印度自治的支持，并拒绝进入任何与自己同行的印度友人被禁止入内的建筑。布尔战争结束后，他前往南非，为那里没有投票权的多数人口争取政治权利和适合耕作的农田，并发表声明说，不允许非洲人在新国家的立法机构拥有一席之地的行为就像是在大英帝国的大门口刻上：“所有入内者都要抛弃希望。” [7] 他所在的酒店被人用石头袭击，在约翰内斯堡的演说集会则由于白人暴徒的袭击而被迫解散。
当哈迪第一次来到议会厅就座时，现场的小号手吹奏起了社会主义者之歌《国际歌》的旋律
：
起来，汝等酣睡的工人，
起来，汝等一无所有的囚犯……
不同于国会议员通常保持的正式着装——衣领浆得硬挺的衬衫、黑色燕尾服和黑色丝质高帽——他穿着苏格兰花呢外套、戴着一顶夏洛克·福尔摩斯式的猎鹿帽。一次，在进入下议院的大楼时，一名警察拦住了他，这名警察认不出他是谁，但知道大楼的屋顶正在维修。“你是在这里工作吗，老兄？”警察问道。 [8]
“是的，”哈迪回答。
“在楼顶上？”警察又问。
“不，”哈迪说，“在楼里。”
在这栋楼里，他为皇室的铺张财政拨款投过反对票。他曾拍案而起，抗议过那些花了几个小时发言庆祝王室新成员降生，却无视同一天导致251人丧命的威尔士矿难的议员们。对爱德华七世与沙皇尼古拉二世——他的专制统治是欧洲其他地区暴政的缩影——的互访计划发表激烈抨击后，他没有被邀请参加国王一年一度的夏季游园会。而按照惯例，全体下院成员都是会受邀出席的。
哈迪在伦敦参加议会会议期间，他的妻子莉莉负责照顾留在苏格兰的四个孩子——其中一个在童年时夭折——的饮食起居，为他们缝制衣物。哈迪在首都的居住条件十分简朴，一个单间公寓，沃尔特·惠特曼、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的半身像与一张卡尔·马克思的照片就算是里面的装饰品了。他一度不得不将自己心爱的藏书拍卖，以维持《工人领袖》的出刊。在受到阑尾炎的病痛折磨期间，他的家人与朋友集资才帮他做了手术并完成康复。他用的是一块小时候在矿上做工时就有的怀表，上面还有他那匹拉煤小马的牙印，而在街上，他常常会停下脚步和看到的马儿聊上两句。不管是为学童提供免费午餐，还是帮穷人熬过足以让泰晤士河结冻的严冬，或是在为下院内部工作的侍者与信使争取更高的薪水和待遇，在议会里，哈迪从未停止过帮助穷人的脚步。为将没有合法身份的童工纳入职工赔偿保险的受益人范畴，哈迪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尽管哈迪本人的婚姻非常传统，但他对正义事业胸怀宽大，对女性争取投票权事业的热心远胜过大多数主张改革的男性激进分子。在好几年时间里，他都是埃米琳·潘克赫斯特晚餐餐桌上的常客，在反对布尔战争方面，埃米琳是他的同志，而她为争取妇女投票权发起的改革运动，让目睹了自己母亲以及其他苏格兰矿工们的母亲与妻子的艰难生活的哈迪产生了共鸣。他在议会公开支持妇女获得投票权，为WSPU募集资金，还一再介入对妇女参政论者们的关押事件中。一次当克里丝特布尔被捕后，他旋即发电报：“我能做些什么吗？” [9]
自从见证了布尔战争煽动起的英国沙文主义的粗暴面孔后，哈迪对战争的担忧——战争中人类令人恐惧的兽化，它的巨大破坏力，它使人们忘记还要为社会正义而继续斗争——便胜过了一切。他自始至终希望的就是，团结起来的劳动人民能够直接阻止自己的国家走向战争。1904年，就在哈迪于阿姆斯特丹出席第二国际代表大会期间，日俄战争正在进行中，他见证了十分令人感动的一幕：当俄国和日本的代表们突然在大会讲台上发现彼此后，他们冲向对方，紧紧拥抱在一起，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他深深地感到，能够见证这一时刻也就“不枉此生” [10] 了。
在后来的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上，在饶勒斯的支持下，哈迪曾提议，一旦战争爆发，所有国家的工人们应立即宣布罢工。议会将本该用于社会福利项目的资金全部集中到与德国的海军军备竞赛上，投入到强大的新型无畏级战列舰的建造当中，其装备的高速蒸汽轮机和12英寸口径巨炮令一切旧战舰都变成了过时的旧货，而目睹这一切的哈迪则变得愈发忧虑。当一名美国记者问他心目中20世纪的主要危险是什么时，他回答了一个词：“军国主义。” [11]
英国民众知道哈迪是为劳工发声的领头人，也知道潘克赫斯特一家是为妇女争取投票权斗争的反叛化身。但是，还有一个故事是他们不知道的。据我们所知，这个故事开始于1906年的一天，当时，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生了病，正要搬到一处新公寓，食物和钱都没有多少。她名下当时只有25先令，比两个星期的房租勉强多出一点，这一切都是因为她选择了不从妇女社会和政治联盟中支取薪水，从而不得不依赖于母亲和姐姐的帮助。“我坐在一堆箱子中间，生着病又孤独，”她在多年以后写道，“这时令我完全没想到的是，基尔·哈迪在外面敲响了门。他指挥了这一切。他把重物一件件归位，等一切都收拾完毕后，他带我出去吃了饭。” [12]
西尔维娅当时24岁，而哈迪已年近50。从还是个小女孩起，她就认识哈迪这个家里的朋友，也一直都很仰慕他。但这时的他们都正处于人生的低谷，然后便走到了一起。
对于世界上成千上万的人来说，哈迪是一位英雄人物，但在家庭生活上他却并不是最幸福的。22岁那年，还在当矿工的他与莉莉结了婚，但从35岁起，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伦敦度过的。孩子们都在苏格兰当地读书，尽管他经常回去探亲，但对于妻子想要搬到伦敦定居的愿望，他却断然回绝了。哈迪认为她拉低了自己的身价，他曾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抱怨说，莉莉似乎并不知道“在别人眼里她的男人是个多么重要的人” [13] 。大约在同一时间，这位朋友在日记里含蓄地写道，哈迪被莉莉“对他做出的奇怪举动”搞得心烦意乱，并补充说，哈迪“对哈迪夫人……看法很大” [14] 。站在莉莉一方，她要操持整个家，还要抚养孩子，而丈夫却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还成为世界名人，也许莉莉对这一切早就感到愤恨不已了。无论如何，人们已经注意到她总是会沉浸在长时间的消沉情绪中默不作声。
哈迪觉得莉莉沉默寡言，不懂欣赏自己，而年轻得多的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则非常支持他，为人热情又无拘无束。“我们为了成为性伙伴而在一起，随时开始，随时结束。”她后来写道，“我们是为了自由的爱情而在一起，因为爱情是自由的，无人能将它束缚。”
[15]
然而直到哈迪那一天帮她搬家为止，她的这些想法都仅仅停留在理论上；他几乎肯定是她的第一个爱人。在写给哈迪的一首诗里，她提到过他的爱是“如何唤醒了一直沉睡的嫩芽”的。西尔维娅对哈迪的敬重不仅是因为他在政治领域的成就，更是因为他在伦敦会自己做饭打扫，自己擦鞋，工作努力，笔耕不辍。他们会互相交换彼此最爱的书籍，他会大声朗读罗伯特·彭斯的情诗给她听，他们都常因参加巡回演讲出门在外，他们还给彼此写过许多信。西尔维娅寄给哈迪的一首诗
是这样写的：
昨夜，当一切都已沉睡，你来到我身边
我本像是身处无边黑暗，
等待你的吻触碰我的唇边
你的臂弯多么有力，你的嘴唇令人着迷
紧紧地抱着我，直到无法呼吸
而哈迪写给她的内容则多少要显得克制一些：
宝贝，
我整晚都在边工作边想你
希望你一切都好。
1911年，哈迪给正在美国进行巡回演讲的西尔维娅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谈到，她应该将自己的事业继承下去——这一方面是对二人年龄差距的承认，但同时也一定令西尔维娅因其中体现出的二人的平等关系而激动不已：“我喜欢想象你从我走过的同一片场地走过，在我曾经发言的同一座礼堂演讲，与我见过的同一批人会面的样子。我可以将自己所做的看成……让我的宝贝的前行道路变得更加顺畅。希望你的前路永远顺畅。”
“他们对彼此之间的喜爱毫不遮掩，”哈迪的一位朋友回忆，“……我还记得她曾坐在他的腿上，双臂环抱着他的脖子。” [16] 哈迪晚上长时间工作时，西尔维娅就会给哈迪画素描或者油画像，很快，两张她画的画像就被哈迪挂在了房间的墙上。他们之间的关系的确十分密切，但正如忘年恋经常表现出的那样，这段恋情中间同样存在着不确定性。同时，这段诞生于两个繁忙的社会活动家之间的恋情仿佛永远奔走在路上，西尔维娅的频频被捕也让情况更加复杂。
数百名被关押的妇女参政论者正试图发动狱中绝食，好引起政府的重视。当局对此给出的回应是，下令对她们执行强制喂食。哈迪在议会对这一措施进行了激烈抨击，此外还有超过100名医生共同签署了一份抗议书，但这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他拼命劝说西尔维娅，让她停止继续绝食。作为一名政治操盘手，他理解她们这次所采取的策略，但作为她的爱人，他却对此惊恐不已。“他告诉我，”西尔维娅后来写道，“强制喂食的设想令他感到恶心。” [17] 难道这项事业的殉道者还不够多吗，哈迪问道，“再添一个又有什么用呢？”
然而，西尔维娅的殉道精神十分坚定，这使她不断地挑战着自己的身体极限。在这一点上，她与自己也在进行绝食抗议的母亲或是妇女社会和政治联盟的同志们完全不同。有一次，由于身体过于虚弱，刚被放出监狱的她不得不被担架抬着才来到了一处争取妇女投票权的集会现场，没说几句话，她就被救护车拉回家了。她曾经在监狱里偷偷给母亲捎话，渴望能够得到她的爱与敬佩：“我一直在斗争，斗争，斗争。每天我身边都有五六个女看守，另外还有两名医生。每天我会被用胃管灌食两次。他们用钢制口枷把我的嘴撑开，在我的牙缝中间把它固定好。我一直不停地反抗。我的牙龈一直在流血……肩膀上全是他们按住我将管子插进我的喉咙时我挣扎弄出的瘀伤。” [18]
然而，不论西尔维娅说了或是做了什么，都无法改变潘克赫斯特家在情感分配上的不公。从记事起，她就觉得自己生活在名人妈妈和长着一副瓷娃娃般的漂亮面孔、受到大家喜爱的姐姐的阴影之下，而后者甚至由杜莎夫人蜡像馆专门为其制作了蜡像。鉴于这段历史的存在，基尔·哈迪的爱与尊重很可能令她感到了加倍的重量，而进一步考虑到她对受到公众瞩目的渴望，可想而知，当她发现自己提出的好几个议题都被哈迪在下院进行提案之后，一定会感到非常兴奋。
他们两个人都有充分的理由将这段恋情隐藏起来。毕竟，哈迪是一名已婚男性，他势力强大的右翼政敌们一定乐于看到他由于与另一名年龄只有自己一半的女性之间的恋情而陷入公众丑闻的旋涡中。而就在哈迪刚与西尔维娅走到一起不久，潘克赫斯特一家就停止了与独立工党的合作，激进地将拥有男性议员成员的政治盟友全部都踢开。在妇女社会和政治联盟中，西尔维娅一直都是以坦率著称的活动家之一，因此，对于潘克赫斯特一家来说，对这段恋情的披露必将令他们在政治与个人层面上皆蒙羞，成为反对妇女参政的漫画家们笔下的素材。埃米琳一直以穿着考究、值得尊敬的孀妇形象去小心地平衡自己的好战形象，对于这件事，她感到格外的失望。一次在监狱进行绝食期间，西尔维娅偷寄给埃米琳一封转交给哈迪的信，但她的母亲没有把信送过去。西尔维娅永远都无法原谅她。
尽管哈迪担心的战争似乎并非迫在眉睫，但大众文化领域却弥漫着对德国的怀疑气氛。1906年，《每日邮报》连载了一部名为《1910年大入侵》的小说，为了给小说造势，报社派人戴着顶上有尖刺的普鲁士军盔，身上挂着广告板在伦敦街头四处走动。小说引起了轰动，并对整个入侵题材的幻想文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另外一部小说的描写中，德意志帝国的黑鹰旗帜飘扬在白金汉宫的上空，英国国王流亡到德里，海德公园的草坪上出现了德文“禁止入内”的标志。一部关于一场由“北方的皇帝”发动入侵的戏剧于1909年首演，直到18个月后仍在继续公演。书店里充斥着入侵题材的小说，为了讽刺这一现象，幽默作家佩勒姆·格伦威尔·伍德豪斯（P.G.Wodehouse）自己也写了一部叫作《俯冲！克拉伦斯拯救英国》 [19] 的作品，里面虚构了瑞士海军对英国发动袭击和中国在威尔士占领了一个叫“Lllgxtplll”的港口。
与此同时，各国对潜在战争的准备工作正在以令人瞩目的速度升级：1908～1913年间，欧洲最大的六个国家在军购的投入增长了50% [20] 。如今，几乎每一个大国都将5%～6%的国民收入用在了军备上，即便他们几乎不具备通常意义上的冲突动机。例如，至少在公开层面上，没有一个欧洲主要国家对其他国家提出领土要求。
基尔·哈迪与其他成千上万的人们相信，战争最大的平衡力量来自社会主义运动。第二国际拥有超过30个会员国；其第一届大会主席团中曾同时有一名德国人与一名法国人；聚集在它的红旗之下的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国家间会发生冲突这回事。每年的五一节，欧洲各地的人们就会涌上街头举行游行。德国的将军们也许会发出战争叫嚣，尽管长期受到当局的骚扰，德国的社会党，即社会民主党却一直是议会的第一大党。德国社民党旗下拥有超过90份报纸和庞大的职业运营队伍，他们提出的福利计划似乎正在令社会主义国家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萌芽，这一切都让世界各地的左派们嫉妒不已。哈迪曾经出席过社民党的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中女性的人数之多令他印象深刻。大会期间，她们一直通过离开会议厅的方式进行和平示威。德国政府当然对该党的存在感到恐惧，不但禁止该党在军营进行演讲，还不允许其党员担任军官。在欧洲其他各国，社会党获得的选票份额都在持续增长。即便是在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的美国，哈迪的朋友，坐着红旗招展的“红色特快”列车进行选战的尤金·V.德布斯，也在1908年总统大选中赢得了超过40万张选票，在1912年大选中又增加了一倍多，达到90万张。
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取得进步能令其他所有国家欢欣鼓舞；一个国家遭受的挫折同样也会令其他国家感同身受，例如，当沙皇派出哥萨克骑兵射杀圣彼得堡的游行工人时，英国各行业工会迅速在利物浦召开会议，为死难者家属筹集了1000英镑的善款。即便社会主义者内部产生分歧，友谊与尊重依旧存在。在第二国际一次代表大会上，脾气火暴的波兰裔德国人罗莎·卢森堡对让·饶勒斯的一项陈述进行了激烈的批评。饶勒斯起身准备回应，并问有谁能够将他的回答翻译成德语。“我愿意，如果你愿意的话，公民饶勒斯。”卢森堡说道。这样彼此信任的同志之间可能会存在战争吗？
当然，怀疑论者也许会说，在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眼中，无产阶级对和平的渴望仅仅是个白日梦。但哈迪对这个梦想却是坚信不疑的，他属于工人阶级——事实上，在第二国际的主要领导人中，他是两个能够指出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区别的人之一。另一个人是德国人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对于自己工友们的和平本能，他的看法远没有那么乐观。“看看这些伙计们，”一次观看阅兵式时，他曾经做出评论，“他们中80%都是柏林市民和社民党人，但只要出了点什么事，上头一声令下，他们绝对会朝我开枪的。” [21]
[1] Hardie，James Keir. Keir Hardie’s Speeches and Writings：From 1888 to 1915. Ed. Emrys Hughes. Glasgow：Forward，［1927？］.，pp.1-2.
[2] Hardie，James Keir. Keir Hardie’s Speeches and Writings：From 1888 to 1915. Ed. Emrys Hughes. Glasgow：Forward，［1927？］.，p.2.
[3] Benn，Caroline. Keir Hardie. London：Hutchinson，1992.，p.259.
[4] Benn，Caroline. Keir Hardie. London：Hutchinson，1992.，p.22.
[5] Countess of Oxford and Asquith，ed.， Myself When Young：By Famous Women of To-Day （London：Frederick Muller，1938），p.262.
[6] Tuchman，Barbara. The Proud Tower：A Portrait of the World Before the War，1890-1914. New York：Macmillan，1966.，p.421.
[7] Hope Hay Hewison， Hedge of Wild Almonds：South Africa，the Pro-Boers and the Quaker Conscience，1890-1910 （London：Currey，1989），p.340，quoted in Lowry，Donał，ed. The South African War Reappraised. Manchester，U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0.，p.17.
[8] Labour Leader ，February 1906，quoted in Benn，Caroline. Keir Hardie. London：Hutchinson，1992.，pp.211-212.
[9] Benn，Caroline. Keir Hardie. London：Hutchinson，1992.，p.203.
[10] John Bruce Glasier， James Kei Hardie：A Memorial （Manchester，UK：National Labour Press，1915），p.24，quoted in Benn，Caroline. Keir Hardie. London：Hutchinson，1992.，p.189.
[11] Benn，Caroline. Keir Hardie. London：Hutchinson，1992.，p.161.
[12] Pankhurst，E.Sylvia. The Suffragette Movement：An Intimate Account of Persons and Ideals. London：Longmans，Green，1931.，p.217.
[13] Keir Hardie to John Bruce Glasier，22 October 1903，quoted in Benn，Caroline. Keir Hardie. London：Hutchinson，1992.，p.182.
[14] Glasier to his sister，Lizzie，29 Sepetember，1903，quoted in Benn，Caroline. Keir Hardie. London：Hutchinson，1992.，p.181.
[15] Notebook entry，1918，quoted in Romero，Patricia W. E.Sylvia Pankhurst：Portrait of a Radical.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7.，p.118.
[16] Interview with Fenner Brockway，quoted in Benn，Caroline. Keir Hardie. London：Hutchinson，1992.，p.238.
[17] Pankhurst，E.Sylvia. The Suffragette Movement：An Intimate Account of Persons and Ideals. London：Longmans，Green，1931.，p.320.
[18] Sylvia Pankhurst to Emmeline Pankhurst，18 March 1913，quoted in Winslow，Barbara. Sylvia Pankhurst：Sexual Politics and Political Activism. New York：St. Martin’s，1996.，p.44.
[19] 本书全名为《俯冲！克拉伦斯拯救英国：大入侵时期的故事》（ The Swoop！How Clarence Saved England：A Tale of the Great Invasion ）。——译者注
[20] Fromkin，David. Europe’s Last Summer：Who Started the Great War in 1914？ New York：Knopf，2004.，p.94.
[21] Valentine Chirol， Fifty Years in a Changing World （New York：Harcourt，1928），p.274，quoted in Tuchman，Barbara. The Proud Tower：A Portrait of the World Before the War，1890-1914. New York：Macmillan，1966.，pp.417-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