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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知道英国的下场战争何时来临，但所有人都知道它的对手是谁。性情反复无常的德皇威廉二世心心念念想要扩张，并对德国晚于英国如此之久才加入对非洲和亚洲的殖民竞赛感到非常不满。他一生都无比深情地怀念着年轻时在一支王牌军团担任军官的经历，对于有关军事的一切都非常喜爱，除了打猎他极少会穿着便装。他那强烈而焦急的野心恰是许多德国人的共同心态，他们的国家拥有西欧最多的人口，但直到19世纪90年代都未曾在世界上获得过与之匹配的威望。德国一直在与英国进行着表面客客气气但实际上无比坚决的海军军备竞赛，而英国则致力于维持其在重型战列舰和高速巡洋舰方面的巨大优势，正是这些使皇家海军长期以来得以支配全世界的大洋。两国之间这场动员起造船厂、铸造厂和大批机床建造令人望而生畏的战舰的竞赛向人们暗示了军事领域的新趋势：能够决定战争结局的或许已经不再是军人的无畏刚猛或是长官的雄才大略，工业或许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
不过，并非每个人都如此看待这个问题。继续在仕途上高歌猛进的约翰·弗伦奇于1907年担任了极具影响力的陆军总监一职，在他的心目当中，占据最优先级的无疑还是骑兵。政治上，弗伦奇得到了英王爱德华七世（King Edward Ⅶ）的大力支持，二人频频在晚宴、招待会与军队阅兵式等场合会面，前者还经常向后者通报骑兵有关事宜。可没过多久，弗伦奇便发现身边开始出现大量反对骑兵的言论，这令他十分困扰。例如，一位曾经历过1904～1905年日俄战争的英军观察员在报告中写道，面对战壕里的机枪，骑兵唯一能做的就是为步兵起伙做饭。弗伦奇驳斥了这些他眼中的异端邪说，在他看来，这些人显然忽视了当年自己在金伯利发动的光辉的骑兵突击事例。最让他无法接受的是，这些骑兵的反对者们极力劝说陆军高层，将长矛从骑兵的武器库中抛弃。可如果长矛被抛弃了，那下一个被牺牲掉的会不会是骑士剑呢？几年时间里，弗伦奇展开了激烈的政治较量，他向决策者提供备忘录，在国王耳边吹风，在媒体上发表文章，还招募布尔战争的英雄在幕后进行游说。最终，弗伦奇在1909年赢得了胜利，长矛正式回归了骑兵的军火库。
空闲之时，这位五短身材的将军常在伦敦市内各处与不同的女子幽会，她们都是些已为人妇的优雅女子。由于军务需要，弗伦奇经常越过英吉利海峡前往欧洲大陆；在被派往德国观摩军事演习期间，他与德皇相谈甚欢，后者还授予了他一枚红鹰勋章。然而对弗伦奇来说，和平年代令他感到度日如年。“回顾我一生参加过的大小战役，”他曾这样写道，“我没有一次会在战斗结束后感到心满意足，总是在期待着下一仗的来临。” [1]
弗伦奇经常在皮卡迪利大街的骑兵俱乐部与老友道格拉斯·黑格一起吃饭。二人生活在同一个充满确定性的惬意世界里：那里有阅兵式上军靴擦得铮亮的骑兵组成的方阵，他们骑在战马上，一路潇洒地小跑前进，有帝国赋予的神圣使命，还有他们平坦稳定的军中高升之路。在争取恢复装备长矛的大战役当中，黑格自然是弗伦奇的忠实战友，他曾经在一个高级委员会举办的听证会上作证：“我对自己在南非看到的一切完全满意，同拿破仑时代相比，今天对骑兵进行突击训练同样必要。” [2] 对一名大胆质疑骑兵突击在机枪和连发步枪来临的时代的实用性的怀疑论者，黑格还在报纸上撰文进行过抨击。黑格相信，这一战术的威力一如既往，因为“道德因素显然是不可抗拒的，以最快速度冲锋陷阵……影响……（敌军）步枪兵的瞄准，使他们感到紧张” [3] 。毕竟，自有历史记载以来，马匹就始终在战争中扮演着中心角色，从弓弩到后膛装填弹药的速射炮，经过历次武器进化，它们的支配地位始终无法撼动。为什么在下次战争中，它们就不能维持这种中心地位了呢？
黑格经常为之前所在军团的马球队打比赛，并因此结识了热爱培育赛马的银行家利奥波德·德·罗斯柴尔德（Leopold de Rothschild）之类的有权有势之人，他还成为爱德华七世的侍从武官，后来还获封骑士爵位。他也与一些同龄人建立起持久的关系，比如威尔士亲王——也就是未来的国王乔治五世，乔治五世年轻时曾在皇家海军服役了十几年，对于军事事务非常感兴趣。尽管国王在英国的君主立宪政体下几乎没有实权，但在军队关键位置人选的确定上，他的意见依然颇具分量，因此，国王的青睐对一名军人的仕途发展可以说是大有帮助的。于是黑格每次参加完宴会，只要是与国王靠近过，不论是坐在国王的旁边还是对面，他都不会忘记记在日记里。1905年休假期间，爱德华邀请他在皇家赛马会举行那一星期去温莎城堡做客，在那里，黑格在打高尔夫球时结识了品行高洁的多萝西·莫德·维维安（Dorothy Maud Vivian），她是亚历山德拉王后身边的一名侍女。不到48个小时，黑格就向与皇后亲近的多萝西求婚了。“相比这次在婚姻之事上花费的时间，我在很多更重要的问题上做决定花费的时间还要少。”后来他是这样说的。 [4] 二人在白金汉宫内的家庭教堂完成了婚礼，对于非皇室成员来说，这样的优待显然从未有人享受过。
在此之后，黑格来到印度，继续担任骑兵部队总监一职。他乘坐特别专列在次大陆走访期间，每到一处，他就会建立一所新的骑兵学校对印度骑兵军团进行严格的训练，训练内容包括为当时的军事理论家们一致认定为战争开篇的骑兵大战而设计的模拟演练，在他1907年出版的《骑兵研究》（ Cavalry Studies ）一书里，黑格宣称，“在战场上，骑兵这一角色的重要性将持续增强，”一定程度上，这要多亏“小口径步枪被引入战斗，它们发射的子弹几乎不具备阻止马匹前进的冲力”。 [5]
除了偏远的巴尔干地区冲突不断，此时的欧洲已经享受了接近半个世纪的和平时光，然而，不祥的暗流正在涌动，威力甚至比逐步升级的海军军备竞赛还要强大。最糟的是两个竞争集团的存在，双方各自的成员被共同防御条约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实际上这必将导致的后果是，只要两个国家之间爆发武装冲突，其他国家就一定会被卷入其中。
当时德国的领土面积比今天大50%，是欧洲大陆上的经济强国，并与疆域广阔的奥匈帝国结成了紧密同盟，在那里，众多躁动不安的民族被维也纳讲德语的君主统治着。法国的民族主义者们依旧对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结束后，本国边境省份阿尔萨斯和洛林被割让给德国这一令人痛心疾首的损失耿耿于怀，而此时的法国已与沙皇尼古拉二世辽阔又动荡的帝国缔结了军事协定。法俄同盟挑动着德国的神经，因为两国都与德国接壤，这便意味着德国在未来的战争中将面临两线作战。除此之外，俄国经济正在飞速发展，它的铁路网络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而铁路对向前线运送兵力至关重要。德国军政界对俄国的人口规模——超过德国两倍——和它的庞大军队也十分恐惧，在充分动员的情况下，其兵力数字将达到令人生畏的650万人。十多年来，一些德国军事将领秘密探讨着在俄国实力过于强大之前对其发动战争的可行性。
时不时地，德国还要刺激一下西面的对手——法国。1904年，随着非洲最后一批殖民地即将被瓜分完，法国与西班牙签订了一项秘密条约，商定共享摩洛哥，将其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翌年，德皇访问摩洛哥，并在自己的游船上公开宣布支持摩洛哥独立。结果，殖民大国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在国际会议上平息了这次波澜
。
英国并不受任何正式同盟关系的约束，但人们普遍达成的共识是，如果英国也加入战争当中的话，那么它必然将站在法国一边，所以也就会站在俄国一边。往来于伦敦和其他众多英国港口之间的船只都要从细颈漏斗形的英吉利海峡通行，英国政府绝不希望这条至关重要的水道另一侧的欧洲大陆被德国控制。出于这一原因，约翰·弗伦奇爵士和其他军队高级将领经常会与法国同行们讨论他认为“最终必然”的对德之战的作战方案。届时，大规模骑兵突击会将恐惧深植于德军内心，而皇家海军强大的战舰会把德国的港口与船只轰成碎片。
就在弗伦奇、黑格与其他军官等待着下一场冲突在海外爆发时，另一场战争却似乎马上就要在伦敦的街头爆发了。而发动这场战争的偏偏都是妇女。
1907年2月13日，天气很冷，还下起了雨，我们就拿这一天聚集在议会广场的汹涌人群举例。和着《约翰·布朗的遗体》的曲调，大约400名妇女排成了四人一排的队伍，一边行进一边高声唱道：
妇女们要站起来！战斗艰辛又漫长，
大家全部站起来，战歌共唱才嘹亮……
带领这支队伍的不是别人，正是弗伦奇的姐姐。“我问自己，”夏洛特·德斯帕德当年写道，“这是否是个开端？这真的是那场我一生都在等待着的革命运动的一部分吗？” [6]
游行的起因是为妇女争取选举权，怀着仿佛收获新恋情一般的激动心情，德斯帕德对此投入了全部精力。对许多吓坏了的英国人来说，这场新运动似乎的确是场革命。人们总是觉得外国人和下层民众才可能会去闹事，但是妇女怎么会呢？警察在议会大厦前排成了两道人墙，对面，被称为“伦敦的哥萨克人”的骑警们的座驾正不耐烦地发出阵阵嘶鸣。
在最近几个月发生的类似事件中，警察并不愿逮捕一位著名战争英雄的姐姐，所以今天德斯帕德已经提前做好了应对措施，她没戴自己标志性的蕾丝披肩头纱，而是戴了一顶“机车帽”，把帽子和一块头巾绑在了一起，这是女子乘坐敞篷汽车时的装束。等她大步走在潮湿的路面上时，她又用一块长面纱进一步把脸挡住了。当挥舞着雨伞的妇女们面对警察的密集方阵时，一位年轻的游行者看到德斯帕德被两名警官按在马背上动弹不得，慌忙间大喊起来。“我很安全，”德斯帕德向她大声吼道。“我喜欢马！”
[7]
为了吓唬人群，抓住德斯帕德的警官让马扬起前蹄站了起来。“那些妇女像老虎似的搏斗着，打得他们身上到处青一块紫一块……”一份报纸这样写道，
[8]
“黑压压的一大片人群互相推搡摇晃着。”有些年轻女子试图将德斯帕德围起来好保护她，但是都被她愤怒地轰走了。被撞倒在地的妇女大声叫喊着，马蹄踩在路面上发出咔嗒声，一片嘈杂之间，一名巡警揪住了德斯帕德，撕扯间还拽掉了她的外套袖子。最终令她心满意足的是，她被逮捕了，并且还和同时被捕的其他二十多位女性一起被判处监禁。作为游行的领导者，她获得的刑期比其他大多数相关人员都要长：21天的单人牢房囚禁
。
两天以后，她的弟弟出现在了萨沃伊酒店，主持一年一度纪念金伯利骑兵突击的军官周年宴会——此刻他很不高兴。“如果她坚持与这些人为伍，她就应该预料到后果。”约翰爵士告诉记者，“我们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不让她和那些愚蠢的女人们混在一起……我真希望她没做过那些事，但我阻止不了她。” [9]
思想进步的英国人早就在呼吁给予女性选举权，但直到新世纪来临，这项事业才引起轰动。社会活动家们非常渴望著名的德斯帕德能够站在己方阵营，在一年前，她就已经被吸收进了一个名叫“妇女社会和政治联盟”，简称WSPU的新组织当中，并开始代表该组织在全国进行巡回演讲。她不仅为妇女争取投票上的平等，还为她们争取工作与养老金领域的平等地位，甚至还为妇女从事家务活动争取过获得报酬的权利。 [10] 当工人阶级的妇女们最终涌向全国各大投票站时，德斯帕德坚信，自己长期以来梦想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即将成为现实。如同战争中士兵会在彼此间结成强劲纽带一样，德斯帕德也在这场新形态的斗争中感受到了激动人心的兴奋与团结之情。“我一直在寻求与人结成某种同志友谊，”她曾经写道，“我曾经与失业者们在庞大的游行队伍中共同前进……（但是）在所有这些经历中，我都未曾发现初入年轻活力的‘心之联盟’时所体验的一切。” [11]
然而，她所加入的“年轻活力的联盟”实际上并不是表面看起来的群众运动组织，因为，这个“妇女社会和政治联盟”根本不是由上千名成员共同民主经营的组织，支配它的实际上是令人难以招架的潘克赫斯特（Pankhursts）一家人。就采取的策略来说，她们令这一运动变得浮夸、狂热而又莽撞，并且特别容易不分敌我地得罪人，这在当时的英国政治活动领域简直是史无前例的——事实上，在其他任何地方的政治活动领域，她们的这些特点都是独一无二的。
埃米琳·潘克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在40岁那年成为寡妇，她的丈夫是一名比她年长的律师，突然去世后，他留下的是一屁股债和四个不到18岁的孩子。潘克赫斯特一边依靠朋友接济，一边在曼彻斯特一个工人阶级为主的社区做生死登记员的工作。这项工作令人大开眼界，因为她总能接触到许多可怜的妇女，她们或是被强奸，或是被家里年长的男性亲属诱奸，并因此诞下私生子。作为曼彻斯特地方教育委员会的一名委员，她气愤地发现，如果一名教师是男性，他将会得到更多薪水。“我开始思考为妇女争取投票权，”她写道，“这不仅是权利，更是迫切需要。” [12]
布尔战争爆发后，潘克赫斯特和她的孩子们对英国展开了直言不讳的抨击，将其描述为侵略者。结果，她的儿子哈里因此在放学后受到了同学的攻击，以致被打到昏迷，是一名教师将他送回家中。她的小女儿阿德拉在学校被同学用书本砸中面部，另外一名女儿西尔维娅则被人威胁，说要把她们家的窗户敲碎。可以看出，这时的潘克赫斯特一家就已经不是那种只会躲在家里发牢骚的激进分子了。
当埃米琳在几年以后成立妇女社会和政治联盟时，就限定只有妇女才能入会，而它的领导权看来则属于潘克赫斯特一家。举例来说，在WSPU的五人宣讲小组中，埃米琳和三个女儿就占了五分之四的席位。如今，她们激进地将为妇女争取投票权的理念带进了民间辩论会、工会组织和群众示威当中。当夏洛特·德斯帕德在1907年那场发生于议会大厦前的游行中被逮捕时，一同被捕的，还有埃米琳和她的两个女儿，克里丝特布尔和西尔维娅。
年近五十的埃米琳·潘克赫斯特是以一名演讲家的角色进入公众视野的，雄辩滔滔的她似乎专为讲坛而生。她的一位朋友回忆，当面对人群发言时，她的声音“就像伟大的艺术家弹奏出的弦乐一般……仿佛整个世界的不屑、愤怒与温柔之情全都从她的声音里喷薄而出” [13] 。她讲出的似乎全都是自己的心声，因为演讲时她从不会照本宣科。照片上那个纤弱优雅的年轻美女如今已经变成了意志坚定的中年女王。从某种程度上讲，她那一身无可指摘的得体穿着和看起来娇小到近乎脆弱的身材只会令她散发出更加强烈的威严气息。从传统的女性角度同样无法指摘的，还有她最大的爱好——缝纫。另一项体现她淑女特点的是她不喜欢谈论自己的年龄——她不止一次在法庭上拒绝回答此类问题。她还曾手持鲜花站在庭审的被告席上。
作为母亲最喜欢的大女儿，克里丝特布尔·潘克赫斯特（Christabel Pankhurst）同样气质高雅；她娇小的身姿和像默片女明星般令人恍惚的美貌无疑使她经常能够抢占报纸头条。“她年轻苗条，野蔷薇色的皮肤上没有半点瑕疵，”她们中间的二女儿西尔维娅曾经写道，“热爱舞蹈使她举手投足间散发着优雅的气质。” [14] 和母亲一样，克里丝特布尔也总会佩戴那个时代流行的硕大的女士帽，在一系列羽毛、褶边、蕾丝和人造花的装点下，帽子总显得摇摇欲坠，由于太过头重脚轻，常常需要用缎带绑在下巴上固定好才可以——要是被一辆颠得厉害的囚车拉着，那就更需要把帽子固定一下了。作为WSPU的首席智囊，像是将运家具的货车弄到下议院的入口，然后猛地打开车门放出里面二十多名女子冲向议会大楼之类的行动都是她策划的。在克里丝特布尔的鼓动下，妇女们潜入了在场全都是男性执政的自由党会场内：她们有的事先藏在发言讲台下，有的从天窗进行索降，有的从窗户往里爬，然后总会高喊起“妇女要有选举权！”的口号。潘克赫斯特一家已经宣战，一种新式战争诞生了——在许多英国人看来，这场战争与他们的国家要准备与德国进行的那一场截然不同。
与姐姐相反，大鼻子、厚眼皮、脸颊微凸的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Sylvia Pankhurst）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女。她对自己的长相毫不在意，也从不在时尚潮流和化妆上花费时间。“她是那种绝不可能保持干净整洁的人；她总是披头散发，”她的一位同事回忆道，“有一天，我……注意到她把衬衣穿反了。于是我给她找了几个箱子，帮她躲在后面把衣服换了过来。” [15] 西尔维娅创作过大量作品，对英国和意大利的艺术也有研究，她把这份艺术才能用在了设计争取妇女投票权的海报、条幅和主题挂历上，还曾经为一名因为这项事业而被捕入狱的妇女设计过一枚奖章。在这个成员经常遭到逮捕的家庭里，她在铁窗后度过了比其他人都要多的时光。
不在监狱服刑时，潘克赫斯特一家和追随者们有时会穿着监狱的囚服出现在游行的队伍中——长裙白帽配上白围裙，看起来竟出奇的端庄。在其他场合，她们穿的是WSPU主题颜色的衣服——绿色和紫色修饰的白色裙子，几种颜色分别代表着纯洁、希望和尊严。一次在美国进行巡回演说期间，埃米琳戴着一条紫水晶、绿宝石和珍珠串成的项链来展示这三种颜色。
从长远看来，规模更大也更加稳健的妇女选举权益活动团体在为妇女实际赢得投票权的道路上更有担当。但是潘克赫斯特一家却傲慢地拒绝了其他运动的积极分子，在1914年之前风起云涌的十年里，她们和她们发起的对抗式政治运动将其他人挤到了公众关注的边缘。尽管“妇女参与政权论者”一词实际是由持右翼观点的《每日邮报》带着嘲讽的意味提出的，但潘克赫斯特的追随者们却得意扬扬地将这一称呼据为己有。“我们是致力于圣战的战士，”在一次被捕后，埃米琳公开宣称道，“不赢得胜利，我们誓不罢休。” [16]
然而，这场圣战对于作为军事强国的英国来说却显得是种威胁。埃米琳·潘克赫斯特以前就是布尔战争直言不讳的反对者，如今，她更是在暗示一切战争都是男性愚蠢的副产品。“让我们把战争留给敌人，”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举行的一场群众集会上，她这样宣称道，“让我们把战争留给打仗的男人们自己。战争不是女性采取的方式。” [17] 如果女性赢得选举权并服从她的领导，这个国家还能够进行战争吗？
许多人都在担忧这样的景象将成为现实。他们中间就有拉迪亚德·吉卜林，此时他的住所位于苏塞克斯郡郊外的一栋砂岩建造的烟囱林立的大宅子里，在那里，他常同人们谈起未来不可避免的“大战”。作为反女性选举权社团的一员，他坚信妇女参政论者正在严重削弱帝国的尚武精神。“我希望能有通情达理的妇女参政论者（如果真的存在的话）注意到，”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德国人是在多么满怀信心地期待着英国的‘女权运动’……而信心正是他们赠送给潜在敌人的一件可怕的武器。”
吉卜林认定，妇女不应该在政治中扮演任何角色：
男人应该明白这一点！不仅如此，男人还应该明白，上帝赐给他的女人必定会使唤他，但决不能统治他——可以令他言听计从，但决不能将他彻底征服。
作为一位作品受到广泛喜爱的小说家和诗人，吉卜林本人讨厌的事物同样广泛。他讨厌德国人，讨厌民主，讨厌税收，讨厌工会，讨厌爱尔兰和印度的民族主义者，讨厌社会主义者，而他最讨厌的就是那些被他称作“妇女参政狂
”的女性。女人注定就该扮演英国战士们的贤妻良母的角色；吉卜林担心，给予女性选举权只会导致更多令人惊骇的后果接踵而至，例如女性进入内阁及担任主教等。每当家人和宾客一起玩猜字游戏时，吉卜林年轻的儿子约翰就会带着嘲讽打出“妇女参政狂”的手势让客人猜。
曾经有一位吉卜林的朋友这样描述他：“个子不高，瘦而结实，头脑灵活，浓眉秃头，透过眼镜是一双钢铁般的蓝眼睛，结实的下巴向前伸着。眼镜是他身体的一部分，就像汽车上的大灯。” [18] 两个心爱的孩子约翰和埃尔茜是这位作家生活的中心，他为他们写过一本《原来如此的故事》（ Just So Stories ），这本书后来成为英美两国许多人童年的一部分。伴随着吉卜林那能将自己带入儿童心灵当中的无与伦比的想象力的，是他对一切军事产物的热爱：在一张家庭照片里，四岁的约翰·吉卜林咧嘴笑着，肩上扛着一支比自己还要高的步枪。
吉卜林总是会和孩子们玩个不停；他和自己的美国妻子卡丽属于对孩子十分溺爱的亲力亲为型的家长，与爱德华七世时代寻常的那种情感上与孩子十分疏远、乐得把照顾孩子的一切问题都交给保姆的上流社会家长十分不同。由于曾在布尔战争前夕失去过一个患肺炎的六岁女儿，在这段令人痛心的经历影响之下，他对孩子们的爱变得比以往更加强烈了。在他写给约翰和埃尔茜饱含深情的信中，有感而发写下的诗歌与打油诗穿插其间，有时还会出现委婉的家长式忠告：一张画着一口牙和一支牙刷的画，提醒约翰不要忘记刷牙，以及对约翰的错误拼写开的善意玩笑：“腰是我给泥歇一份权嘟是品错的蛋词的辛，泥腰肿么才能看懂呢？” [19] 当约翰担心自己显然遗传自父亲的近视眼会影响开启梦寐以求的海军生涯时，吉卜林写信告诉他：“别老去想你的眼睛。它们会好起来的。” [20]
阿尔弗雷德·米尔纳勋爵也是来吉卜林的玫瑰园散步的众多访客中的一位。这位诗人曾公开说过，米尔纳是全世界最令他钦佩的人。 [21] 维多利亚女王诞辰日被称为“帝国日”，人们会燃起篝火、点燃焰火庆祝假期，每年的这一天到来之际，二人会轮流在对方家中度过。
1905年回国以后，自认在南非付出的辛劳而未得到应有重视的米尔纳像一头离群索居的忧郁雄狮一样远离了政坛。凭借掌握的金融知识，米尔纳成为一家矿业公司和数家银行的董事，这为他带来了丰厚的收入，但对于一个曾经发动过战争并管理过一个国家的男人来说，转投商界不免显得有些落魄。不论在海外还是国内，他都在继续就“帝国统一体”的伟大事业发表文章与演讲，在他心中，构成这个统一体的，是英国和她的众多殖民地，以及像澳大利亚这样如今被称作自治领的已经成长起来的前殖民地。未来法国的领导者乔治·克列孟梭将英国人称作“全球公民（un peuple planétaire）”，他开玩笑说，如果出现另外一个也想控制一块大陆的米尔纳勋爵，可是却发现一块多余的大陆也没有了，这时候英国人该如何是好？
与米尔纳同样热衷于帝国统一体事业的，还有他在南非时的年轻助手们，即组成“幼儿园”的前成员们，他们大多已回到英国，各自的事业得到了飞速发展。例如约翰·巴肯，作为米尔纳野心勃勃的前私人秘书，尽管未能在埃及殖民当局担任高管，也没能在议会赢得席位，但作为记者、评论家和小说家，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帝国不仅需要公务员，也需要有人来唱赞歌，而生性亲切和蔼的巴肯便是这一角色的完美人选。他于1906年出版的《旷野小屋》（ A Lodge in the Wilderness ）是一部歌颂英国在非洲统治的小说，书中有一个角色显然是以米尔纳为原型的，还有一个角色则用明显的米尔纳式的术语定义帝国主义：“它是一种精神，一种内心的态度，一种不可战胜的希望……它是对英国国运的感同身受。” [22]
然而在很多人看来，英国的国运似乎正在受到快速崛起的德国的威胁。米尔纳和吉卜林都是对志愿兵役制度进行改革的强力倡导者。他们觉得，再也不能主要依靠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来保卫国家了。“炮弹碎片飞溅于眼前之日，方乃汝习得枪械瞄准之时？”在一首诗中，吉卜林问道。
英国的与法国、德国以及俄国的同龄人不同，英国的年轻人并不必须进入军队服役，二人都为此大为生气。令他们尤为担忧的是能够轻易动员上百万训练有素的预备役军人的德国。
1914年以前的这么多年里，米尔纳的世界观完全没有变过，但作为他在布尔战争时的死对头，埃米莉·霍布豪斯则全然不是这样。那场战争结束后，霍布豪斯回到了南非，在数年时间里，她与当地组织一起工作，帮助布尔妇女恢复她们已变得支离破碎的生活。战争时期她并没有太多关注过当地占多数的黑色与棕色人口，但在此时，她的视野变得更加开阔了。她结识了一位名叫莫罕达斯·甘地（Mohandas Gandhi）的年轻律师，这时的甘地正在为南非的印度人的权益展开斗争，他秉持的非暴力哲学给霍布豪斯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一座为集中营受害者建造的纪念碑的揭幕仪式上，她现场朗读了致辞，她在致辞中善意地提醒到场的布尔领导人们，“不要将你们自己所珍视的自由与权利……从你们统治的其他人手中夺走”。 [23] 1908年回到英国以后，她成为一名虔诚的社会主义者，并致力于为女性以及上百万因不满足财产要求而被剥夺了选票的男性的投票权而奔走。
以另一种方式出现在米尔纳生命中的女性、他的情妇塞茜尔·杜瓦尔最终受够了等待。她结了婚，并移居到加拿大。米尔纳曾经短暂地对别的一两个女子产生过兴趣，可是到头来还是没人能取代维奥莱特·塞西尔在他心中的地位。鉴于在当时的社会风俗下，自己不可能离婚，维奥莱特搬到了爱德华此时的派驻地埃及，最后一次尝试为婚姻注入些活力。但是，体验过米尔纳在战时开普敦的圈子带来的兴奋后，开罗殖民地只令她感到枯燥和窒息。到了这个年纪，女人往往要通过丈夫来实现自己的愿望，极具野心的维奥莱特不是没有期待过爱德华能够离开军队进入政坛。难道这不才是前首相之子应该扮演的角色吗？在那样的环境里，凭借她的魅力与社交天赋，维奥莱特肯定会如鱼得水。然而爱德华却铁了心地要留在埃及，继续做在她看来最不重要的事。几个月后，她返回英国。多年以后，爱德华的嫂子写道，二人的婚姻“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没有比两个人更不适合的了”
。
1906年，维奥莱特在伦敦南部一座落成于1635年的砖石结构的名叫“大威格塞尔”的庄园里定居下来，第二年，米尔纳也在附近觅得了一座雅致的乡村别墅。维奥莱特帮助他布置屋子。两人走动频繁，有时和其他人一起，多数时候都是单独交往。朋友们对此当然也都很理解，更何况米尔纳已离开政府，维奥莱特的公公此时也已经去世，他们已淡出了公众视野，再也不会有传出丑闻的危险了。
不能嫁给心爱之人令维奥莱特沮丧，不过她还有自己的孩子——儿子乔治和后来出生的妹妹。他们住的地方距离吉卜林一家只有一小段车程，这也使得乔治经常与约翰·吉卜林在一起玩耍。当阿尔弗雷德·米尔纳“叔叔”来到大威格塞尔看望他们时，或是他们坐车去他家里的时候，他们之间的谈话总是会围绕帝国的进一步扩张展开。也许因去南非自己多年不在乔治身边令维奥莱特感到十分愧疚，如今不论任何情况下，她都会寸步不离地待在儿子身边，当儿子14岁那年离开家去寄宿学校时，她每天都会给他写两封信。南非的时光在她脑海中依然十分鲜活，以至于每到布尔战争各个战役的纪念日，她都会拿它们的名字作为信的标题。
伴随着那场胜利战争的故事长大的乔治很早就决定要成为一名军人，进入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在那里，那些家里能付得起学费的“绅士学员”将被训练为步兵或是骑兵军官。游览了桑德赫斯特并带乔治吃过晚餐之后，吉卜林向维奥莱特汇报说，她的儿子“看起来不错，比以前瘦了点，但身手更好了……人必然总会对子女牵肠挂肚，但是据我所见，他很开心，一切都很好”
。英军的许多高级将领——黑格也是其中一位——都是从桑德赫斯特出道的，对于一名期待着下场战争来临的军官来说，这段经历必将为他的履历增添光辉的一笔。
在国内，也就是夏洛特·德斯帕德投身其中的那一场战争发生在1907年，当她走出堡垒上布满塔楼和枪眼的砖石结构的霍洛威监狱、结束自己21天的监禁生活后，公众眼中此时已年过六旬的她无疑是个身处为妇女争取投票权斗争第一线的值得尊敬的人。然而，她与潘克赫斯特一家的短暂联盟却即将走到尽头。
对于应在多大程度上将自己视为规模更大的左翼运动的一部分，妇女参政论者内部早已产生过激烈的争执。德斯帕德是简称为“ILP”的独立工党的支持者，该党是英国左翼政党，今天工党的前身，她将该党视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最有希望的政党。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私下里同意这一点，但是在公开场合则保持着对母亲和姐姐的忠诚——对于一个不再按照其所要求的将为妇女争取投票权列入议事日程顶端的政党来说，她们已经失去了作用。埃米琳·潘克赫斯特与德斯帕德在独立工党的一次会议上发生过公开冲突，在此之后，埃米琳和女儿克里丝特布尔退出了该党，并公开宣布妇女社会和政治联盟将不再支持任何党派的议会候选人——显然这些候选人全部都是男性。
德斯帕德不可能任由他人替自己做出如此重要的决定，她与妇女社会和政治联盟其他成员一起愤怒地表示，潘克赫斯特一家突然改弦更张违反了组织的章程。对于她们的抗议，埃米琳回应道：“我会把章程撕成碎片的。” [24] 埃米琳又补充道，一场革命运动不应在形式的细枝末节上花费时间，一切决定都必须做到当机立断。
妇女社会与政治联盟迅速地分裂了，不管有多不自在，西尔维娅还是和母亲、姐姐站在了一边，与此同时，德斯帕德于1907年9月在家中聚集起持异议者，组成了一个敌对组织，即“妇女自由联盟”。到了第二年，该组织就在全国拥有了53个支部。尽管在运营上多多少少都更加民主，但在该组织的电报地址上，却只是简单地写着“德斯帕德，伦敦”。
与此同时，潘克赫斯特一家也走上了一条自己的道路。十足的胆量与毫不妥协的态度让她们能够欣然面对逮捕与监禁，但这同样也意味着埃米琳与克里丝特布尔不会容忍任何反对。然而，她们在夏洛特·德斯帕德这里遇到了对手。在这场争取投票权的生死斗争中，她将是离她们而去的第一人。这是盟友间第一次分歧，在今后的岁月里，她们还会失去曾经的盟友。而到了最后，在战争的压力之下，最令人痛苦与最为永恒的决裂也将在潘克赫斯特一家身上发生。
[1] French to Winifred Bennett，19 March 1915，quoted in De Groot，Gerard J. Douglas Haig，1861-1928. London：Unwin Hyman，1988.，p.138.
[2] Haig，Douglas. The Preparatory Prologue，1861-1914：Diaries and Letters. Ed. Douglas Scott. Barnsley，South Yorkshire：Pen & Sword Military，2006.，pp.223-224.
[3] Ellis，John. The Social History of the Machine Gun. New York：Pantheon，1975.，p.56.
[4] Winter，Denis. Haig’s Command：A Reassessment. London：Viking，1991.，p.33.
[5] Douglas Haig， Cavalry Studies：Strategical and Tactical （London：Hugh Rees，1907），pp.8-9.
[6] Women’s Franchise ，11 July 1907.
[7] Mulvihill，Margaret. Charlotte Despard：A Biography. London：Pandora，1989.，p.73.
[8] Daily Mirror ，quoted in Linklater，Andro. An Unhusbanded Life：Charlotte Despard—Suffragette，Socialist and Sinn Feiner. London：Hutchinson，1980.，pp.113-114.
[9] Linklater，Andro. An Unhusbanded Life：Charlotte Despard—Suffragette，Socialist and Sinn Feiner. London：Hutchinson，1980.，p.114.
[10] Despard，Charlotte. Women’s Franchise and Industry. London：Women’s Freedom League，1912［？］.，p.6.
[11] Women’s Franchise ，11 July 1907.
[12] Pankhurst，Emmeline. My Own Story. London：Eveleigh Nash，1914.，p.28.
[13] Ethel Smyth， Female Pipings in Eden （Edinburgh：Peter Davies，1933），pp.194-195，quoted in Purvis，June. Emmeline Pankhurst：A Biography. London：Routledge，2002.，p.100.
[14] Pankhurst，E.Sylvia. The Suffragette Movement：An Intimate Account of Persons and Ideals. London：Longmans，Green，1931.，p.221.
[15] Helen Grawfurd，quoted in Winslow，Barbara. Sylvia Pankhurst：Sexual Politics and Political Activism. New York：St. Martin’s，1996.，p.13.
[16] Standard ，27 May 1913，quoted in Purvis，June. Emmeline Pankhurst：A Biography. London：Routledge，2002.，p.221.
[17] Pankhurst，Emmeline. My Own Story. London：Eveleigh Nash，1914.，pp.264-265.
[18] Rupert Grayson， Voyage Not Completed （London：Macmillan，1969），quoted in Holt，Tonie and Valmai. “ My Boy Jack？”：The Search for Kipling’s Only Son. London：Leo Cooper，1998.，p.104.
[19] Kipling to John Kipling，6 October 1908，Kipling，Rudyard. “ O Beloved Kids”：Rudyard Kipling’s Letters to his Children. Ed. Elliot L.Gilbert. 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3.，p.73.
[20] Kipling to John Kipling，18 May 1908，Kipling，Rudyard. “ O Beloved Kids”：Rudyard Kipling’s Letters to his Children. Ed. Elliot L.Gilbert. 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3.，p.59.
[21] Gilmour，David. The Long Recessional：The Imperial Life of Rudyard Kipling. 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02.，p.198.
[22] John Buchan， A Lodge in the Wilderness （Edinburgh：Blackwood，1906），p.28.
[23] Roberts，Brian. Those Bloody Women：Three Heroines of the Boer War. London：John Murray，1991.，p.252.
[24] Purvis，June. “Christabel Pankhurst and the 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 in Joannou，Maroula，and June Purvis，eds.， The Women’s Suffrage Movement：New Feminist Perspectives. Manchester，U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8.，p.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