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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富裕的贵族家庭里，长子将会继承家族头衔，通常也会继承地产，而弟弟则常常会参军服役。例如，正在与布尔人作战的少校爱德华·塞西尔（Edward Cecil）勋爵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如宫殿般堂皇的哈特菲尔德庄园里长大，这里极具历史意义的是，伊丽莎白一世女王陛下曾在这里度过了一段童年时光。塞西尔那为人有些古怪的父亲曾经沿着铺装路面练习骑三轮车，一名年轻的马车夫在旁边一路小跑，上坡时帮他推车，然后还要跳到后面让出下坡路。一次，为庆祝他的一个哥哥的21岁生日，一辆特别列车将宾客们从伦敦接到了宴会现场，他们在宴会上消耗掉了240夸脱汤，60只松鸡，50只野鸡，戴着白手套、穿着蓝银色制服的男仆为他们服务。年轻的爱德华在经历过家庭教师辅导和在伊顿公学的学习生活之后，进入了近卫步兵第一团，并在这支当时英国最受欢迎的部队中担任军官。1898年，得益于名门之后的身份，他目睹了马克沁机枪在恩图曼被投入实战。
同许多英国军官的做法一样，当塞西尔在第二年被派往南非时，他年轻漂亮的妻子维奥莱特夫人也陪他一同前往。他加入位于内陆深处的隶属部队后，她继续待在开普敦，英军的战备指挥中心也坐落于此。维奥莱特对帝国的忠心程度堪比夏洛特·德斯帕德对帝国的忤逆，她每天热心于红十字会的工作，并对那些来到开普敦却“一件晚礼服都没带”
的英国妇女颇有微词。在一幅她当时的画像上，画中女子美丽得足以让很多男士移情别恋：身材苗条，嘴唇饱满，留着一头深色卷发，还有一双眼距很宽的美丽的大眼睛。她的确做到了，就在这座海滨城市，在那座云雾像“桌布”一样从平坦的山顶铺就开来、景色壮观的桌山（Table Mountain）下，他与阿尔弗雷德·米尔纳爵士坠入了爱河。
几十年后，经过了那场令二人生活天翻地覆的世界大战，她彻底地整理了米尔纳与自己的全部书信，已确保不会有任何私密的细节在后世流传。但如今我们还是知道，他们之间的情感是相互的，这种情感非常强烈，并且，在许多年的时间里，这都是一段地下情。按照维多利亚时代上流社会的惯例，（一旦暴露）维奥莱特和爱德华将会毫无疑问地离婚。对维奥莱特来说，她已经将他们四岁的儿子交给保姆照顾，还把公婆一家留在英国，被人知道自己在爱德华身处布尔人的枪林弹雨中时秘密地搞婚外情，将不仅意味着对丈夫的背叛，同时还是对大英帝国本身的背叛。米尔纳同样也承担不起哪怕一丁点的不检点被发现会造成的后果。因为，作为派驻南非的最高长官，住在悬挂着维多利亚女王画像的官邸里，他是帝国道德的标杆。
然而，这一公众丑闻（一旦流出）将产生无法想象的后果的一个更深层原因是：爱德华·塞西尔的父亲时任英国首相。
事实上，正是他——罗伯特·加斯科因-塞西尔（Robert Arthur Talbot Gascoyne-Cecil），第三代索尔兹伯里侯爵——建议维奥莱特陪儿子一同前往南非的。爱德华父亲的身份人尽皆知，布尔人也不例外。当爱德华的母亲因癌症去世时，他们放行了举着白旗的信使，允许他穿过包围马弗京的战线，去给和麾下分遣队一起被围困在这座城镇中的爱德华带去消息。
维奥莱特是位优雅、智慧的时髦女子。她的父亲当时是一名海军上将，她还有一位将来会成为知名将军的哥哥。少女时期，她曾在巴黎住过两年，在这期间她学习了音乐和艺术，与印象派画家埃德加·德加（Edgar Degas）结识，并去法兰西喜剧院和其他地方欣赏戏剧，经常与家族的一位好友——法国政治家、记者及未来的总理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见面。爱德华的母亲在给一位家族成员的信中写道，对于爱德华来说，“能有这样一位聪明的妻子肯定很好”
。维奥莱特与爱德华彼此认识不到六个月就结婚了，对二人来说，这似乎是一对绝配：对于爱德华来说，维奥莱特出身名门，地位相称，受过教育，并且非常漂亮；对于维奥莱特来说，她将要嫁给的是一个身份地位能够保证自己过上接近帝国权力顶点的光彩夺目生活的人。
然而，他们之间很快就出现了问题。维奥莱特是个交际花，爱德华的性格则有些郁郁寡欢。她非常热衷于艺术，塞西尔家则对艺术兴趣寥寥。塞西尔家族对宗教十分虔诚，每周日都要参加三场国教
祷告；而维奥莱特则是一名无神论者。在昏暗得吓人的哈特菲尔德庄园度过的第一个圣诞节，她冷淡地记录下，有四名牧师前来共进晚餐，“可以这么说，每个儿媳妇配一个”
。而最重要的是，隐忍的爱德华从来都没有完全地从自己著名父亲的阴影下挣脱出来。
另外，阿尔弗雷德·米尔纳是个影响力巨大的公众人物，对自己的命运充满自信。“我真希望米尔纳不用经历那么多苦战，”维奥莱特在从开普敦寄给一个哥哥的信中这样写道，并补充说，这位高级专员，“成天发电报，每天七点起床，不到半夜两点基本不睡觉……他身体健康，为人机敏，令人心情愉悦，无所畏惧。”
维奥莱特的特权地位为她赢得了许多其他军官妻子得不到的机会，例如受邀到前线检阅警卫队或是在罗兹位于开普敦的宽敞的格鲁特·舒尔庄园居住等。以上两项邀请她全都接受了，有时她还会去慰问在罗兹家养伤的伤员——当然，只是些军官。拉迪亚德·吉卜林和他的妻子卡丽是这座庄园的常客，经常在表面光亮的红木餐桌旁进晚餐，他们也很喜欢维奥莱特。一支由罗兹的八名仆人组成的乐队每天晚餐后都会在阶梯上演奏半小时音乐，在此期间，透过面向桌山的长长的石柱门廊，人们经常能看到成群的斑马在附近的森林里游荡。（庄园）庭院里饲养了一只宠物狮子幼崽。“我知道，总有一天它会打破枷锁，然后出现在我的卧房，”维奥莱特写道，“到时我该怎么办？”
开普敦的帝国之狮米尔纳的驻地要（从格鲁特·舒尔）坐一小段马车才能到达。和他一样，维奥莱特也感到非常开心，因为这场战争展现了“在我国旗帜下，无论在哪里无论什么种族，英国人民团结一心。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新西兰和帝国其他地区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援助纷沓而至。帝国找到了自我” [1] 。在另外一片大陆上的哈特菲尔德庄园，她的小儿子乔治得到了一尊微缩加农炮，能够向布尔人的玩具兵发射豌豆。
维奥莱特对政治很感兴趣，她常常在米尔纳的访客旁听席的私人包厢里观看开普殖民地全部由白人组成的议会进行辩论。二人会抽时间在格鲁特·舒尔庄园的花园里漫步，每周去几次海滩或者去狮头山的山坡上骑马，这座山的美景令人惊叹。在新旧世纪交替的新年前夜派对和许多官方举办的晚宴上，她都陪他一起出席。作为一名活泼闪亮的健谈女子，她总能俘获别人的心，不管坐在她旁边的是来访将军还是内阁大臣。对于米尔纳来说，能让首相的儿媳妇成为自己公署非正式的女主人实在相当难得，（毕竟）他的助手们都是穿着黑色燕尾服配红色丝质翻领的男性。
她甚至还出现在了一张仔细摆拍的米尔纳和手下们的照片里。（照片里）米尔纳呈坐姿，怀表链挂在衣服上，身穿背心、晨礼服和条纹西裤，皱着眉头，脸上一副长官没耐心为琐事浪费时间的表情。维奥莱特穿着一件长裙，卷发盘在帽子里，站在米尔纳身后，手放松地搭在他的椅子靠背上。
其他人很容易就注意到了她对他的影响。“阿尔弗雷德爵士非常高兴，一直在讲笑话，跟每个人都开玩笑。有时候很难相信他和去年七月（她来之前）是同一个人。”他的一位朋友在维奥莱特来到开普敦满一年时写道。
有人猜想这对爱侣是在南非成为情人的，但在休（Hugh）和米拉韦尔·塞西尔（Mirabel Cecil）——他是爱德华的旁系后辈——写的关于这段三角恋爱的书中，两名作者则坚信二人是后来才确立关系的。而我们所知道的是，在1900年6月18日那天晚上，维奥莱特·塞西尔和阿尔弗雷德·米尔纳在他的专员公署共进晚餐，其间发生了一些事，使她此后一直会在日记中深情地纪念这个日子。“这是爱的宣言吗？”作者问道，“还是对平时温和的感情更进一步的表达？我们已无从得知。”
不管是像米尔纳这样的平民
还是像约翰·弗伦奇与道格拉斯·黑格这样的军人，对于所有参与与顽强的布尔人作战的英国人来说，有些情况的存在令这场战争表现出了与他们已知的其他殖民地冲突令人不安的差异。许多英国人认为他们的国家根本就不应该进行这场战争。
自然而然，弗伦奇的姐姐也是其中一位。当夏洛特·德斯帕德第一次在巴特西的议政厅举行的和平集会上发表讲话时，愤怒的抗议者试图将她轰下讲台。但这个左倾社区早已与英国上层社会观点不合，他们同情战争中的弱势者，而反战的情绪已经不再增长了。不久之后，甚至出现了一条以皮特·朱伯特（Piet Joubert）来重新命名的街道。皮特·朱伯特是布尔军队的指挥官，曾率领部队数次与夏洛特弟弟的军队交战（朱伯特街现在依然存在，就离夏洛特·德斯帕德大街不远）。
德斯帕德对战争的谴责并没有减少她对那个依旧被他唤作杰克的男人的感情。她似乎大体上还是将他当成了那个被自己从小抚养长大的小男孩，而不是那个被她在讲台上高声斥责、需要对这场“资产阶级政府发动的邪恶战争” [2] 负责的人。姐姐和弟弟都将对方的政治观点视作可以原谅的怪癖而不去深究。
在英格兰，许多这场战争的反对者在政治上都属于左派，他们将布尔人视为无辜的受害者。这些持异见者频繁地受到愤怒的暴民的攻击。曾有一群反战的社会主义者逃到了一辆伦敦公共马车的第二层上，追他们的人要爬上车子陡峭的梯子才能够到他们，社会主义者们靠踩踏暴徒的手（阻止其接近）才逃过一劫。来自威尔士的年轻下议院议员大卫·劳合·乔治是一名技巧娴熟的演说家，是这场战争最激烈的批评者之一。当他试图在伯明翰发表演说时，一支铜管乐队在会场外吹奏起爱国乐曲，还有一名街头小贩兜售砖头：“砸劳合·乔治专用，一便士三块。” [3] 骚动中，一名男子被挥舞着警棍的警察打死，26人受伤。劳合·乔治本人穿着极其不合身的警服乔装从侧门溜走，逃脱了暴民的手掌。他在威尔士的班戈（Bangor）举办的一场反战集会上更加不幸地被大棒击中头部，而后陷入了短暂的昏迷。他自己议会选区的市民们烧毁了他的肖像。
作为几乎只手挑起这场冲突以夺取德兰士瓦黄金的人，米尔纳经常遭到特别的攻击。许多被称作“挺布派”的人将这场战争与国内的不公联系起来，预示了后来的和平运动的走向：每一发射向布尔人的炮弹——劳合·乔治怒吼道——都带走了一份老年人的退休金。尽管他们在战争狂热之下并不占据上风，但对布尔战争的抗议却体现出帝国表面存在的令人尴尬的——同时极为持久的——裂痕。他们提出了一个在今后十年，在一场人力与财力消耗都达到天文数字的战争中经常被提起且争议更大的问题：战争年代对国家的忠诚是否是公民的最高义务，还是说存在着更高的信念？
没有其他地方比爱尔兰对这场战争的反对更加强烈，在这里，英格兰人的军队占领了布尔人土地的场面唤起了人们对本岛历史的记忆。许多爱尔兰人将布尔人视作被英格兰巨人歌利亚压倒的伸手够向弹弓的大卫。爱尔兰的运动队用布尔人的将军为自己命名。世界许多地方的人们也将布尔人视为高尚的弱者，数千名外国志愿者长途跋涉来到南非与他们并肩作战。令英国人愤怒的是，其中来自德国的人数最多。
考虑到英国拥有压倒性的军事实力，击败布尔人仅仅是个时间问题，而且很快他们便赢得了更多的胜利，弗伦奇和黑格也因为其中几场胜仗而广受赞誉。当大奖——金矿——于1900年年中落入英国之手后，有关人士获得了各种各样的表彰，弗伦奇因解围金伯利有功而获封骑士。另一起围城，也就是爱德华·塞西尔经历的持续了七个月的马弗京围城，最终也被打破了。在哈特菲尔德庄园，四岁的乔治·塞西尔种下了一棵名为“马弗京”的橡树，并亲手点燃了庆祝父亲在世界另一头获得解放的巨大篝火。然而，当马弗京获得解围的消息传到开普敦，维奥莱特·塞西尔却因头痛而卧床了。几个月后，已经与爱德华重获团聚的维奥莱特回到了英格兰，此时她已经与小乔治分离了十四个月。她的离开令米尔纳的情绪“真的很低落”
，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第二天，他又在日记里补充道：“依然觉得心情特别沮丧。”维奥莱特向爱德华建议一家返回南非，在那里，他们可以帮助建设一个米尔纳设想中的崭新的、由英国支配的国家，她同时也鼓动自己的两个兄弟这样做。但是，爱德华拒绝了，如今他已察觉到妻子对米尔纳有感情。相反，他继续留在了军队，并成功申请到了去埃及服役的机会。
与塞西尔一家一样，其他的英国人也很自然地觉得战争基本上已经结束了。毕竟，米字旗现在正飘扬在南非的大小城镇上空，守护它们的是成千上万戴着高盔的英军士兵，与残存的布尔人相比，人数比例超过十比一。但令约翰·弗伦奇爵士与道格拉斯·黑格和其他英军士兵恼怒的是，自己如今要追击的敌人已变成了那些神出鬼没、穿着便装、拒绝承认己方战败的大胡子战士。
布尔人的马上游击队对英军前哨站和铁路线展开突袭，对英军进行伏击，然后就消失在南非无边无际的大平原上。如果你连敌人都发现不了的话，像在金伯利发起的那种正规骑兵突击就毫无用处。作为回应，英军决定切断布尔人游击队的食品与补给供应。这意味着不论布尔游击队在何处展开袭击，英军都会无情地将周边几十英里范围内的布尔人农场设施、地里种着的庄稼和贮存的粮食捣毁。大约30000座农场的上空升起了滚滚黑烟，成群的秃鹫俯冲下来，享受着由超过300万只被屠杀的绵羊组成的盛宴。弗伦奇、黑格和其他指挥官还下令军队砍倒果树，向井里投毒，用刺刀割开装满谷物的袋子，并放火烧毁各家的家具什物。没有人能想到，十五年后，同样的情景将在欧洲爆发的战争中重演，军队会肆意造成更大规模的破坏，或者，不仅是一座座农场，就连历史悠久的整座城市都将彻底沦为废墟。
当英军继续无情地焚烧农场时，10万多名失去家园的市民——他们几乎全部都是布尔妇女、儿童和老人，再加上一些非洲劳工——将会面临何种遭遇呢？从这里，我们依然能窥见并不久远的恐怖的未来，英国人开设了一系列设有守卫的集中营，它们由一排排白色帐篷组成，通常被带刺的铁丝网包围着。其中最大的一座关押了超过7000名布尔人，这些人被士兵用车轮巨大的有篷马车或是铁路无盖货车运来，刚到时，面色铁青的女人们身上还穿着长裙，头上戴着有遮颈布的系带帽子来阻挡阳光。出于对集中营将给“本土的疯子们最需要的黑材料” [4] 的担忧，米尔纳命令媒体用电报发送的与集中营有关的一切消息都要先经过审查之后才能离开开普敦。
然而，1901年初的某天，一位来访者前来与米尔纳会面，并带来了一封介绍信，写信人是她的家族中米尔纳认识的一名成员。米尔纳邀请她到专员公署共进午餐，在那里，埃米莉·霍布豪斯（Emily Hobhouse）发现自己是八名男性宾客中间唯一的女性，四周环境中到处都有英国王冠的标记，吊灯上、书写纸上，甚至连仆人的制服上都有。当米尔纳问起她为何来到南非时，她说自己更想私下里和他讨论这个话题。他客气地允诺给她15分钟的饭后时间。而她最终占用了超过一个小时。
在这场私人谈话中，米尔纳很快便意识到，尽管这位客人的衣着打扮无可挑剔，家庭出身也很显赫，但她就是米尔纳在秘密通信里提到过的那种人，一个“背后使坏的人” [5] 。霍布豪斯是一个名为“南非妇女儿童救难基金会”的团体的创始人，并且已经与劳合·乔治等人一起在国内的公众集会上发表过反战演说。但是她并不满足于此，所以她便亲自出马，向战争受害者们派发衣物、食物和毛毯，布尔妇女和儿童亦包括在内——正如她刚抵达开普敦时惊恐地发现的那样——他们正被英国军队驱赶进米尔纳建立的集中营。
对于这位公署客房里最不受他欢迎的客人，米尔纳不想让自己显得对什么有所隐瞒，于是便不情愿地同意了她参观集中营并发放救济物资的请求，这些救济物资填满了整整两节铁路货运车厢。“他让我感觉……缺乏同情心的同时头脑又很清楚，”在给英格兰的姑姑的信中，她这样写道，“每个人都说他没有善心，但我却觉得自己无意中发现了他那萎缩了的残存的善心。”
金发碧眼的埃米莉·霍布豪斯时年40岁。在我们掌握的她的大部分照片里，她都是以一种当时女性所不常见的直率眼神望着镜头，就像那天她望向米尔纳的眼神一般。面对那个比她成长其中的世界广阔得多的世界中的不公正的现象，是什么启迪了她的心智，我们只能依靠猜想。也许是她父亲，一名国教牧师，曾经愤怒地拆散了她与本地农民儿子的恋情，他认定后者地位在其女儿之下——农民儿子的一个亲戚曾经在他家做过女佣。或者，也许是数年之后，她在思想更加解放的知名改革家的姑姑与姑父的鼓励下，研究童工生存状况经历的时光。为了照料患病的父亲，她在他的乡村教区度过多年，直到长期鳏居的父亲死后，她才真正感到可以自由地过上自己的生活。显然，搭上一艘票价低廉的汽船，乘坐二等舱来到开普敦的她本来并没有想过，在将组织募集的救济物资分发给相应的人之外，还要去做其他的事。直到她发现了集中营的情况并与米尔纳针锋相对后，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在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霍布豪斯登上了一辆从开普敦出发前往内陆的火车，旅途全程长600英里。她在走访第一座集中营时，天气酷热难耐，苍蝇到处都是，在那些贫穷而痛苦的家庭居住的帐篷里，最类似于椅子的东西常常就是那些卷起来的毯子。身处被英国士兵包围的混乱中，她发现一些布尔妇女与自己的孩子分开了。食物很糟糕，饮用水来自一条被污染的河，每顶帐篷里最多要挤进12个人，人们不分健康还是患病全都住在一起。只要下雨，帐篷里就会漏水。当她正对一名妇女进行询问时，一条鼓腹巨蝰钻进了帐篷。面对毒蛇，霍布豪斯并没有显得比面对总督更大惊小怪，当每个人都在逃跑时，她竟试图用手里的太阳伞杀死毒蛇。在其他地方，她看到了正被抬向乱葬坑的尸体。“当我看到此等惨状时，我的内心在哭泣。”
[6]
（战争结束后的最终统计显示，共有27927名布尔人
——几乎全部都是妇女儿童——死于集中营，人数是战斗中被杀的布尔士兵的两倍。）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霍布豪斯继续走访着一座座集中营，她所见的惨状仍在大幅增加。“一名6个月大的婴儿在母亲的膝盖上断了气，”她在给姑姑的信中写道，“……下一个，是一位躺在担架上就快断气的24岁姑娘。”
怒不可遏的霍布豪斯向被她吓到的英军军官提出了一系列要求：牛奶，煮沸生水的烧水壶，护士，衣物，药品，肥皂。集中营的长官中没有人确定这个穿着考究、社会关系良好的女子到底是谁，但他们知道，她很愤怒，并且他们不打算拒绝她。“我尽了自己最大所能向他们心中的痛处撒盐，”她如此写道，并将自己目睹的种种暴行归咎于“冷酷粗暴男性的无知、愚蠢、无为与糊涂”
。她不光给姑姑写了信。部分归功于霍布豪斯寄给英国报社的一连串信件，集中营的存在迅速成为一起国际性丑闻。反战议员们在下议院对此进行了谴责，这令米尔纳惊慌不已，将其视为战争引发的主要公关问题。“如果我们能从集中营这件事上挺过去，”他告诉殖民地大臣，“就没有其他对我们的攻击能让我惊慌了。”
[7]
阅读埃米莉·霍布豪斯从南非发回的信不仅令人看到了战争背后隐藏着的对平民造成的伤害，更让人见证了在这个妇女受到众多限制的年代，一位找寻到自我的女性。很快，霍布豪斯学会了如何在一个处于战时的国家生活下去，比如说，从士兵那里，她学会了如果想要热水来泡茶的话，自己应该打开停下的蒸汽机车一侧的哪个阀门（找热水）。她睡在传教士的家里，睡在火车车厢里，睡在火车站站长的宿舍里，还曾在一座集中营的帐篷里睡过。甚至有一次，她还目睹了一支疾驰穿过草原的布尔游击队。与这么多无家可归、行将死去或是身陷战火的人在一起的经历是她成长过程中完全没有过的，但洋溢在她充满愤怒与同情的家书之下的，是这位牧师的女儿第一次充分地面对世界时迸发出的克制的热情。
大约五个月之后，霍布豪斯相信自己返回英格兰以后将能够达成更多目标，于是便预定了1901年5月从开普敦出发的邮轮“萨克森”号的多人客舱船票。刚一登船，她便在高等客舱里发现了熟人，不是别人，正是她的对头——阿尔弗雷德·米尔纳爵士。阿尔弗雷德·米尔纳爵士在船上并不同别人交流，但凭着自己特有的果断，霍布豪斯堵到了独自一人待在上层甲板的米尔纳，并随即开始对他就集中营问题展开声讨。一如既往彬彬有礼的米尔纳先听霍布豪斯把话讲完，然后故意刺激她说，自己已经收到了大约60份有关她的报告。“这么多告密的，要给他们多少钱啊！”霍布豪斯后来写道。 [8]
米尔纳此行回到伦敦是为了打击自己口中霍布豪斯曾帮助造势的反战“挺布疯潮” [9] ，同时还要与情人塞茜尔·杜瓦尔进行几次秘密约会。在公开与私下场合，他还将与维奥莱特·塞西尔多次见面，身为首相儿媳的维奥莱特已经成为他在英国政府内安插的耳目。抵达伦敦的滑铁卢车站后，他被一辆敞篷马车接走，前去接受爱德华七世陛下的册封，陛下的母亲，也就是维多利亚女王，刚刚于这一年的年初去世。
回到英国的霍布豪斯同样有自己的日程安排。她与内阁军务大臣进行会面，还同他——用了将近两个小时——讲述了有关集中营的情况。她就这一主题制作了一批成本低廉的小册子，将它们分发给下议院议员们，随后便开启了巡回演讲，先后在26场公众集会上发表演说，常能令听众潸然泪下。在绍斯波特，捣乱者对她大喊“卖国贼！”；在普利茅斯，他们向她投掷西葫芦；在布里斯托尔，椅子、棍子和石头满天飞。霍布豪斯则把一些投掷物留作了纪念。殖民地大臣约瑟夫·张伯伦直称她是个“歇斯底里的老处女”。
经过在英国将近半年的政治动员后，霍布豪斯悄悄启程返回集中营，继续完成自己的使命。尽管她已经设法让自己的名字从乘客名单上消掉，但此时已回到开普敦的米尔纳还是发现了她的行踪，并在船只抛锚停靠时派士兵前去阻止其登岸。第二天，当地驻军司令来到码头，要求她返回英国。霍布豪斯拒绝了。几天以后，她又被命令登上一艘回国的运兵船，而她再次拒绝了。这一次，士兵们直接把她抬起来弄到了船上。她拼命挣扎，以至于现场负责的上校不得不下令将她的胳膊捆住，“像个疯子一样，”他说道。“长官，”霍布豪斯回答，“疯狂在你这边，让你言听计从的那些上级们才是疯子。”
后来，当这位上校被问起在这场极为罕见的对女士的抓捕行动中，当时她是否有裙底走光的危险时，上校回答道：“我早就考虑到这一点了，当她被抬起来的时候，我在她腿上盖了一块围巾。”
[10]
在运兵船上，霍布豪斯设法给米尔纳写了最后一封信。“你那粗暴的命令已经被执行完毕了，”信的开头这样写道，“所以我希望，这回你能满意了。”
两名军官的妻子与她同船，整个航程中，她们都不肯跟她说话。
通过让集中营的消息登上全世界报纸的头版，埃米莉·霍布豪斯证明了自己有勇气在战争年代挑战公众舆论，而在另外一场更具毁灭性，也离国土更近——阿尔弗雷德·米尔纳会再次在其中扮演主要角色——的战争中，她还将毫不犹豫地再来上这么一次。
南非的游击战争一拖再拖，直到1902年的年中，绝无妥协余地的米尔纳勋爵完成了对最后一批布尔战士的纳降仪式后，战争才迎来了最终结局。如今的米尔纳已移驾到了约翰内斯堡这座金矿之城，搬进了一座由红砖建成的梁柱式结构的富丽堂皇的庞大官邸内，并且毫无疑问地将自己下一阶段的任务定为了“在更高的文明层面上对新殖民地（新占的两个布尔共和国）进行重塑”， [11] 将它们与已有的两块英国殖民地融为一体，如此便能令这块荣耀之地很快成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理所当然的是，在新生的南非，占人口多数的黑人是不可能分享权力的——只有在这个问题上，英国人与布尔人始终保持着共识。“白人必须是统治者，”米尔纳宣称，“因为他们已经在进化的阶梯上走得太远太远，将黑人远远甩在了身后；想要追上的话，将要花费几个世纪的时间。” [12] 对于20世纪的南非，他比任何人都更像是这个白人统治下的单一制国家的总设计师。
如果这个正在形成的国家想要成为英国统治的光辉典范，那么它必将需要最出色的统治者。因此，米尔纳从英国招募了十多位渴望建功立业的优秀帮手协助自己经营这片刚完成统一的土地。终其一生，精力旺盛、胸怀大志的米尔纳一直像磁铁一样，不断吸引着野心勃勃的青年才俊。这一次，他挑选的人大都和自己一样，是牛津大学的毕业生，这些年轻人被坊间冠以“米尔纳的幼儿园”的集合称谓，并因此为世人所知。这里以米尔纳的新任个人秘书、为人极其乐天的苏格兰人约翰·巴肯（John Buchan）为例。不管是在包厢里遇见一名刚刚赢得英国军队最高荣誉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负伤轻骑兵，还是被委派向同乡道格拉斯·黑格递送公文，巴肯都觉得好玩刺激。顺便说一句，沉默寡言的黑格也许正是在这时同别人开了史上唯一一次玩笑。巴肯坐的是一辆夜间火车，结果他却睡过了头，好不容易及时下车赶到目的地后，匆忙间将军队外套套在了睡衣外面。黑格告诉他不用担心：布雷齐诺斯学院——这是二人在牛津时学习的地方——从来都不是个讲究穿衣打扮的地方。
巴肯在布尔人最终投降前就已走马上任，他将当时依旧逍遥法外的游击队司令们视为一群具备高尚体育精神的赛场的对手。与纽博尔特那首著名诗歌遥相呼应，在他笔下，这些人“像绅士一样参与比赛，必须被作为绅士来对待” [13] 。口中的比赛刚一结束，巴肯便协助米尔纳投入到了被他称作“最有前景的迷人工作” [14] 之中，在他们已被破坏殆尽的农场对布尔幸存者们展开重新安置。对这个走出校园刚三年、永远都是那么积极乐观的年轻人来说，亲手起草法律（“我必须要说，我特别为我的《土地法》感到骄傲。” [15] ）、管理百多名公职人员与负责带来访的内阁大臣四处参观（“没见过像M勋爵这么大块头的”）都是令他感到兴奋的经历。巴肯与其他三位“幼儿园”的成员同住一栋房子，他们每天打着黑色领带共进晚餐，其间会讲一些牛津大学流传的笑话，还经常拿好脾气的巴肯打趣，后者差点在草原上买下一个一滴水都找不到的农场。对于一名渴望飞黄腾达的聪明年轻人来说，以上全部都是非常精彩的履历，而能有米尔纳勋爵作为后台，无疑还将加快他的崛起。不到30岁就能协助管理整个国家，还有别的工作能比这更让人前程似锦吗？
米尔纳和他的“幼儿园”成员们使各大金矿恢复全力生产，领导建设了总长约800英里的新铁路，成立精神病院和麻风病人隔离区，并起草了各项规章制度，从税收制度到施用于不服管束的工人的“轻度体罚”的规定无所不包。经过八年战争与和平的洗礼，米尔纳最终于1905年返回了英国。
道格拉斯·黑格和约翰·弗伦奇爵士之前就已回到了国内，并因为其取得的军事胜利而大获褒奖：黑格很快便成为英军最年轻的少将，弗伦奇则擢升为中将。弗伦奇送给了黑格——此时他还欠着后者2000英镑——一个纯金酒壶，上面刻着“对我们久经考验的友谊小小的纪念，敬亲爱的道格拉斯” [16] 的字样。收获牛津和剑桥的荣誉学位令精力充沛的弗伦奇很开心，但最令他感到高兴的还是他的下一项任务：统领位于汉普郡奥尔德肖特的英军第一集团军。奥尔德肖特一直被视为英国陆军的大本营，传统意义上，其司令在军界拥有着超越自身军阶的影响力。“我想他应该不是最聪明的，”对于弗伦奇，有位政府官员这样写道，“但却是我们能找到的最成功的军人。” [17]
“对我来说，这无疑是件天大的幸事，”弗伦奇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我想，这次任命将确保我能够参加下次战争。” [18]
[1] Milner，Violet. My Picture Gallery，1886-1901. London：John Murray，1951.，p.138.
[2] Linklater，Andro. An Unhusbanded Life：Charlotte Despard—Suffragette，Socialist and Sinn Feiner. London：Hutchinson，1980.，p.96.
[3] Farwell，Byron. The Great Anglo-Boer War. New York：Harper & Row，1976.，p.315.
[4] Milner to Bagot，21 November 1900，quoted in Jacqueline Beaumont，“The Times at War，1899-1902，” in Lowry，Donał，ed. The South African War Reappraised. Manchester，U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0.，p.83n39.
[5] Milner to Haldane，1 July 1901，quoted in Kaminski，Diane Clements. The Radicalization of a Ministering Angel：A Biography of Emily Hobhouse，1860-1926.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Ph.D.，1977.，p.99.
[6] Emily Hobhouse， The Brunt of the War and Where It Fell （London：Methuen，1902），p.72.
[7] Milner to Chamberlain，7 December 1901，quoted in Krebs，Paula M. “‘The Last of the Gentlemen’s Wars’：Women in the Boer War Concentration Camp Controversy，” History Workshop 33（Spring 1992）.，p.52.
[8] Balme，Jennifer Hobhouse. To Love One’s Enemies：The Work and Life of Emily Hobhouse Compiled from Letters and Writings，Newspaper Cuttings and Official Documents. Cobble Hill，British Columbia：Hobhouse Trust，1994.，p.183.
[9] Milner to Kitchener，7 June 1901，quoted in Pakenham，Thomas. The Boer War. 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79.，p.511.
[10] Roberts，Brian. Those Bloody Women：Three Heroines of the Boer War. London：John Murray，1991.，p.224.
[11] Farwell，Byron. The Great Anglo-Boer War. New York：Harper & Row，1976.. p.444.
[12] Cecil Headlam，ed.， The Milner Paper ，vol.2（London：Cassell，1933），p.467，quoted in Adam Smith，Janet. John Buchan：A Biography.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p.123-124.
[13] Blackwood’s Magazine ，1902，quoted in Adam Smith，Janet. John Buchan：A Biography.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122.
[14] Adam Smith，Janet. John Buchan：A Biography.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117.
[15] Adam Smith，Janet. John Buchan：A Biography.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118.
[16] Cassar，George H. The Tragedy of Sir John French. Newark：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1985.，p.32.
[17] Esher to Knollys，16 January 1904，in “French，John Denton Pinkstone，”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online），accessed 9 March 2010.
[18] French to Sir Charles Boxall，20 October 1901，quoted in Holmes，Richard. The Little Field-Marshal：Sir John French. London：Jonathan Cape，1981.，p.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