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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些主要指挥者与反对者在战争开始前就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一样，这场战争中的一件关键武器也在这一时期崭露头角。维多利亚女王加冕周年庆典的第二年，这一武器便引人注目地提前登场。
这个地点便是苏丹的恩图曼（Omdurman），在伦敦人的眼中，定居在辽阔的苏丹大地上的人们并没有理解他们自己所应该扮演的角色，也就是作为大英帝国的忠实臣民的角色。在一位激进的伊斯兰领袖的带领下，苏丹的阿拉伯人击溃了占领军部队，并将率领这支部队的将军斩首。十三年后的1898年，英国派出了一支规模更加庞大的军队沿尼罗河而上抵达苏丹，这支军队的指挥官是传奇将领霍雷肖·赫伯特·基奇纳（Horatio Herbert Kitchener）少将，从巴勒斯坦到塞浦路斯再到桑给巴尔，他曾在许多地方为帝国效力，现在他的任务是彻底教会苏丹人认清自己的位置。
这支军队中一位大胆的年轻士兵正透过手中的双筒望远镜凝视着远处的山坡，他以为自己在山坡上看到的是一大排树枝做成的防御篱笆。“突然，那一整条黑线……开始移动了。那篱笆是由人组成的，而不是灌木……我们注视着一切，眼前的奇观令人吃惊，整面山坡都变成黑色的了，上面群集着野蛮人。（他们的队伍）从头到尾长达四英里。”
这些正向着他进军的是从恩图曼，也就是苏丹人的大本营前来的一支约50000人的军队，装备有长矛、刀剑、号角、战鼓和老式来复枪。“山的一整面好像都在晃动。骑兵在大部队中飞驰而过；大量巡逻兵散布在队伍前面；队伍上空，数百面旗帜迎风飘荡，成千上万敌人手中的长矛的矛尖反射出刺眼的光，就好像一片耀眼的云被铺开在眼前。” [1]
这位目击者是时年23岁的温斯顿·丘吉尔，他既是基奇纳军中的一名军官，同时还是《伦敦早报》的通讯记者。作为望族之后，他当然也是在骑兵部队中服役。对于即将爆发的决定性一战，他写道：“站在旷野中的桌旁，我们吃完了丰盛的一餐，这顿饭就像大型赛马会的赛前午餐一样。” [2]
这位未来首相绝不是唯一野心勃勃、全力争取到此参与这场较量的英国人——或者说，一边吃好喝好，一边等待着光耀门楣的英国人。一位名叫道格拉斯·黑格（Douglas Haig）的年轻少校出发穿越苏丹沙漠前，让姐姐从家里给他寄“睡衣短裤、水果罐头、鳕鱼罐头、可可、蔬菜、牛舌、饼干、莱茵白葡萄酒和一两瓶白兰地” [3] ，加上额外准备的丝绸内衣，黑格将这些东西用三头骆驼拉着，随时供自己享用，此外他还带了四匹马、一头驴和一只山羊（为喝羊奶预备的），一名厨师，一名贴身男仆，以及几个为他伺候这些牲畜的用人。
黑格出身苏格兰的一个世家，家里经营着一家十分有名的威士忌酒厂；酿酒带来的财富保证了他从不会遇到像约翰·弗伦奇一样的财政问题。与弗伦奇一样，他青年时代也是在马背上度过的，在牛津大学期间，他养了两匹马，拥有一名全职马夫，后来还成为英国国家马球队的队员。1884年加入军队后，他很快就因脾气暴躁、纪律严明、作风充分体现帝国军人的自豪感而声名鹊起。“我不是那种人，”他在晚年宣称，“那种为给我们的商人打开世界市场而开战感到惭愧的人。” [4] 黑格与弗伦奇的初次相遇是在印度的一处骑兵军营中，弗伦奇比他大九岁，性格与他也截然相反，因为黑格在生活作风上极其严谨，不善言谈，为人就像他的军装高高的衣领一样僵硬死板。尽管如此，在后辈与前辈交织的军队中，他却很擅长与他人建立战略伙伴式的友谊。
尽管弗伦奇此时正困在英格兰的后方岗位上，黑格却运用家里的关系为他在恩图曼赢得了一席之地，热切期待在此役中初尝战斗的滋味。1898年9月2日黎明后的一个小时，即丘吉尔首次侦察到苏丹人的第二天清晨，苏丹人向英军阵地发起了正面攻势。苏丹人穿着开襟外套或是打着五颜六色补丁的宽松长袍，有的还身披锁子甲，他们在人数上比大英帝国的军队人数高出近两倍。但当苏丹人的兵线被英军火力撕开时，战场血流成河——没有什么比最新型的海勒姆·马克沁（Hiram Maxim）的机枪更具有毁灭性了。
几十年间，军事发明家们一直在努力制造出一种高效的快速发射武器，但成果都极其笨拙：大体来说，枪手需要转动曲柄射击，为了保证枪管不会过热，还需要在射击时连续使用多个枪管依次击发——有一种早期型号装有37支枪管，另一种则装了50支。直到1884年，马克沁才最终创造出了这类枪械的完善形态，单管发射的同时还能保持全自动射击：它能够利用自身产生的后坐力退出打空的弹带，并将下一条弹带推装到位——并且只要射击者扣住扳机，就能持续发射。枪管周围有水套筒，水沸腾蒸发可以再添加，这可以防止枪管过热。马克沁机枪每分钟可发射500发子弹。
英国霸权的主要对手德国较其他国家更近距离地观察了这场在苏丹的战斗。“敌人成堆地倒下，”一名与英军在一起的德国记者写道，“并且很明显，六挺马克沁机枪完成了其中大部分工作。” [5] 的确，由于马克沁机枪的存在，英国人在几个小时内就向倒霉的苏丹人发射了令人惊叹的50万发子弹。
这是一场被载入史册的大屠杀。当天晚些时候，当恩图曼战役结束时，在无比清澈的天空下，大约有10800具苏丹人的尸体躺在了沙漠上。至少超过16000人受伤，伤员们要么即将失血过多而死，要么也只能吃力地慢慢挪动身子。英军仅损失了48人。米字旗被升了起来，集结的帝国军人们向女王三呼万岁，当军乐团奏响《与主同行》的曲子时，基奇纳将军流下了泪水。
因恩图曼胜利而欢欣鼓舞的胜利者们希望，未来英国能够继续在面对装备简陋的阿拉伯人、非洲人和亚洲人的战争中获得这样压倒性的胜利——或者，按照像夏洛特·德斯帕德之类的反战者的说法，大屠杀。这样的设想，以及马克沁之类的武器将总能为英军带来优势的自信体现在这一时期不同的记录当中，难掩对战斗的得意忘形。恩图曼战役期间担任陆军总司令的沃尔斯利勋爵（Lord Wolseley）曾经写下“攻击敌人带来令人欣喜若狂的欢乐。我无法分析，无法权衡，也无法去评价这种感觉。但一旦体验过后，其他一切感觉与它相比，将不过是门铃发出的叮叮声与大本钟发出的轰鸣之间的区别罢了”。 [6]
英国人与德国人都在非洲的其他地方体验过马克沁机枪的致命后果给他们带来的狂喜了。对欧洲人来说，这好像就是机枪的合理用途。“它是一件武器，”《陆军与海军报》如是宣称道，“特别适合威吓野蛮或者半开化的敌人。” [7] 没有人想到，英国也好，德国也好，他们的军人未来竟然变成苏丹阿拉伯人的角色，在欧洲的核心地带经历了一场属于他们自己的恩图曼战役。
下一场战争显然离欧洲还很遥远。即使基奇纳的马克沁机枪正在飞速收割着苏丹人的生命，大英帝国永不停止的军事脚步在非洲大陆的另一端却还是遇到了意料之外的问题。那里将要爆发1914年以前英国参与的最后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将以当时尚无人理解的方式，让世人进一步瞥见未来的巨大灾难。这场战争的参与者中有几位注定要在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的战斗——或是抗议活动——中扮演主角登场亮相。
凭借着温和的气候与肥沃的河谷，几百年间，非洲南端的土地不断地吸引欧洲人前来，来自荷兰、英国和其他国家的移民从土著居民手中抢夺了大面积的土地。到19世纪末以前，今天的南非在当时被分成了四个部分：两片英属区域，纳塔尔和开普两块殖民地——二者囊括了利润丰厚的大面积钻石矿——占据了全部的海岸线和大部分腹地地区；奥兰治自由邦和南非共和国两个自治体位于内陆，由于瓦尔河流经，因此它也被称作德兰士瓦
共和国。这两大区域由布尔人控制，他们是欧洲早期定居者的后裔，其语言衍生自17世纪时的荷兰语。经过数十年冲突摩擦后，英国人愿意将布尔人放在一旁不管，因为对他们来说，布尔人广阔空旷的非洲草原看起来并没有让人产生想要占领的欲望。
然而1886年，一名流动探矿者在约翰内斯堡的一座小镇上偶然发现了一块矿石，当这块矿石被证实是世界上地下储量最大的金矿的露出物后，一切都改变了。这座富饶得令人惊掉下巴的金矿在地下延伸数千英尺，水平方向则在德兰士瓦平原下方绵延超过一百英里。来自欧洲与北美洲的淘金者云集在约翰内斯堡，他们一开始都住在帐篷里。建筑工人、商人、啤酒商、制酒师、皮条客和妓女紧跟着他们的脚步到来，原来小小的定居点很快就变成了街道用煤气灯照明的大城市。十几年不到，这片干燥的草原就开始产出全世界四分之一的金子，并且，令英国人气愤的是，德兰士瓦掌控着一切。
起初，英国人希望仅凭人口优势就能占据德兰士瓦，因为大部分的矿工和能采深矿的采矿公司都是从英国来的。无法想象占德兰士瓦大多数的黑人会拥有投票权，因此，新移民在人数上超过布尔人只是个时间问题。然后，他们就能选出一个将德兰士瓦并入帝国的政府——同时着手为矿业巨头们减税。然而令伦敦大失所望的是，共和国的总统，体型庞大，下巴肥硕，留着白色络腮胡的保罗·克留格尔拒绝给予新移民完整的公民权。英国人有权统治别人似乎是再明显不过的全球共识，但是要由这名长相丑陋、据说相信地球是平的的男子统领的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们去统治英国人，这就似乎有些不可接受了。1897年，也就是女王加冕周年庆典的这一年，作为帝国苍穹上最为闪耀的星星之一，英国政府派出一人前去对付冥顽不化的布尔人。
阿尔弗雷德·米尔纳爵士（Alfred Milner）当时年仅43岁——年纪轻轻就被任命为南非高级专员，这一职位实际上就相当于当地的总督。然而，他在此前就已经向世人证明了自己是国内官员中最厉害的多面手，并且，在这样一个人人对金矿垂涎的贪婪时刻，他的帝国理想主义提供了最为急需的高尚目标。“是不列颠人建立了帝国，”他总是这样强调，“并且，只有团结一心的不列颠民族才能维持它的存在……我们流淌着的共同的血脉要比物质纽带更深厚，更强大，更根本。” [8]
米尔纳是个有着强烈抱负的人，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为了在英国陡峭的阶级阶梯上重新恢复早已没落了的家族地位。他的祖父曾是一名少将，做过殖民地总督，但是游手好闲的生父却没能在本土建功立业，不得不在德国以教英语谋生，米尔纳就是在那里出生并度过了童年的时光。他从来也没有彻底摆脱说话时德国口音的痕迹，并在内心深处对此感到难堪，这一点也许能解释他对“不列颠民族”强烈到几乎宗教般虔诚的忠诚。
他的生活中似乎从没有女性存在，这使得这名作风简朴、面容坚毅、面色阴郁、额头高高的长脸男子增添了一丝神秘的气息。他总是显得精力充沛，效率极高，他曾被丘吉尔形容为一个“没有幻想的男人” [9] 。然而几乎没人知道的是，他与一位叫作塞茜尔·杜瓦尔（Cécile Duval）的有抱负女演员保持过将近十年的情人关系，他将她安置在伦敦南部，每年给她大约450英镑，并与她在假期时一起偷偷去划船，骑自行车，玩纸牌。有时他会待在她那里，但她则从来不会去他的家里。明显是由于她的阶层关系，他似乎从未将她介绍给自己的任何朋友。
在国内与在埃及殖民地工作期间，米尔纳都在政府中担任高级的职位，每天与财政及税收问题打交道。他能够迅速从一大堆杂乱无章的文件中提取有用的信息，对各种数字理解起来也是毫不费力，这为他带来了声誉——一名对他赞叹不已的助手曾说过，对他来说，资产负债表“就像报纸一样简单易懂”
[10]
。米尔纳是殖民地典范式的文职人员，他既是位技术专家型官僚，同时又像帝国派出的先知一样擅长对当地实施教化，英国政府和各矿业巨头都认为他是将那些目中无人的布尔人收归帝国管辖的完美人选。维多利亚女王为他个人在温莎城堡举办了一场送行仪式，大约140名达官显贵参加了在皮卡迪利广场附近的莫尼克咖啡馆为他举办的欢送晚宴。在这里，面对热情的祝酒人群，他当场立下誓言，一定会竭尽全力，尽到“一名帝国的便装军人
的”
[11]
职责。之后，他在日记里记下，自己要去“布里克斯顿……见C
”
[12]
。他写下这三个单词，然后又划掉，最后在边上潦草地写道：“去说再见。”
刚在开普敦的官邸、坐落于城中著名山峰的崖头之下的专员公署安顿妥当，这个精力充沛、志在必得的男人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成功令德兰士瓦和它的金子受英国支配当然算得上一场帝国为争夺发号施令权而发动的漂亮行动，但要实现却绝不简单。尽管欧洲舆论接受并将对非洲人的征服视为稀松平常，但他们绝对无法容忍有人公然在白人控制的非洲土地上抢夺地盘。
与此同时，欧洲国家间日益扩大的敌对阴影也开始笼罩在南非。德兰士瓦当时从德国进口枪支，后者也已加入对非洲土地的大角逐中，圈下了几块自己的殖民地。令英国公众愤怒的是，德皇威廉二世还向德兰士瓦总统克留格尔发送了一封电报，祝贺其维持了国家的独立。面对德国（向德兰士瓦）的示好，米尔纳已经没有时间浪费了。在两年的时间里，他靠坐火车、乘马车以及亲自骑马在非洲大陆南端留下了纵横交错的足迹，他一边经营着自己的管区，一边与克留格尔展开磋商，私下里，他将其称为“披着大衣的尼安德特人” [13] 。双方各种要求、最后通牒、拒绝反复拉锯。米尔纳远比那些将他从伦敦派过来的内阁成员们要强硬得多，他渴望一场战争，以之作为“展开清算的伟大日子” [14] ，为“我们与德兰士瓦之间为了争夺南非支配权而进行的大型比赛” [15] 分出胜负。他想知道，布尔人会不会中计从而打响战争的第一枪。正如他在一封被他打上极密标记、随每周一班的邮政船离开开普敦的写给殖民大臣的信中所说的那样，“难道更多（英国）军队的到来不会令布尔人感到害怕，从而打响第一枪并闯进我们的地盘吗？”这样一来，“他们会使自己成为邪恶的一方，成为侵略者。” [16]
尽管在焦急地等待着战争的爆发，米尔纳还是允许自己适当地放松一下：他骑自行车，狩猎豺狼，射箭，并且就在专员公署的草坪上练习射箭。新来到开普敦的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也成为他的慰藉。吉卜林当时刚刚三十出头，就已经是畅销诗人兼小说家，同时他还是一名记者，他意识到南非将成为大英帝国扩张版图的下一个战场，因此他特地前来，这也是他将在南非进行的数次长期访问中的第一次。
吉卜林的祖父与外祖父都是卫理公会的神父。他对帝国主义的颂扬体现在他不计其数的作品中，从《苏伊士以东》到《白种人的责任》。他出生在印度，后来成为当地报社的一名记者，在拉合尔的英军兵营里度过了大量时间。他听士兵们讲述许多故事，并享受着那种作为勇敢智慧的大不列颠人中的一小撮杰出分子——坐船离家，航行好几个星期，在吉卜林出生的那个年代，电报也联系不到他们——的一部分，孤独地前来执行统治印度大量人口的使命的感觉。“在世界历史上，”他说，“从来没有可与英国对印度的统治相提并论的教化试验。” [17] 正如乔治·奥威尔在吉卜林死后写到的那样，吉卜林之所以完全相信这件事的高尚性，是因为这位诗人从不承认“帝国首要关切是赚钱” [18] 。尽管印度在他担任记者期间也基本上没有爆发过战争，但在对驻印英军士兵的描写上，没有人能比这位戴着极厚镜片的眼镜、眉毛和髭胡浓密，从未披上军装的记者的笔触更加充满着亲近喜爱之情的了。
在英语文学界，吉卜林是最后一位伟大作家，他的作品受到各阶层人们的喜爱；从小兵到将军，人们都对他的韵律悠扬的诗歌作品耳熟能详。在他浑然天成的文学时空里，爱冒险的学生成为勇敢的士兵，忠心耿耿的土著人总是对英国统治感恩戴德，恢宏的帝国从不受分歧暗流的干扰。尽管他能阅读英语、法语和拉丁语，并与当时的众多大作家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但吉卜林更愿意与军官，与诸如商业大亨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这样大胆的帝国建设者，与美国的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以及像阿尔弗雷德·米尔纳这样愿意为自己的信念挑起战争的人结交。他与米尔纳一见如故，二人从此建立起终生未变的牢固友谊。
英格兰派来的新部队最终产生了米尔纳盼望的效果。眼见着与英国人为敌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布尔人的两个共和国认定，他们最大的希望就是趁更多的英军到来之前率先迅速发动一波攻击。于是，1899年10月11日，两国对英宣战，这令米尔纳非常高兴。在伦敦，英国的政客们同样很高兴，因为他们的敌人已经中计，成为率先挑衅的一方。内阁其他成员写信给殖民地大臣
说：“请接收我的祝贺。”
[19]
撇开恩图曼屠杀，今天我们所说的布尔战争是近半个世纪以来英国的首场战争，不过当时的公众十分欢迎这场战争，就好像它是女王登基纪念庆典的延续一样。有人将其称为米尔纳战争，每个人都期待着这场战争在圣诞节前赢得辉煌的胜利。作为奖励，这一决定性的胜利将向德国发出强烈警告，德国当时正在开展其令人不安的造船计划，准备将海军规模翻倍。
英国军官们谈及战斗时总会将其形容为一场运动。接到命令向布尔人阵地进军的士兵则被称为“猎人助手
”，他们就像在打野鸡时那样，要把猎物从其藏匿处驱赶出来。帝国义勇骑兵队的一名上尉宣称，在非洲的草原上追逐布尔人“就像一场绝妙的猎狐行动”
[20]
。首位驻南非英军总司令，大腹便便、长着一副双下巴的雷德弗斯·布勒（Redvers Buller）爵士向士兵下令，不要做没有体育道德的“玩偶盒”
，起身开完枪就藏起来。
然而，这场战争却没能按人们想象中的绝妙狩猎行动的方式展开。布尔人发动的一连串伏击与英军遭受的一系列耻辱性的失败令朝野大为震惊。更令人震惊的是，之前大张旗鼓前往位于开普殖民地金伯利的钻石中心准备照看自己钻矿的大英帝国首富罗兹，被困在了那里，当时布尔人包围了整座城镇，与罗兹一起被困的还有50000名平民与600名英军士兵。此时的罗兹正住在镇上他名下的一座红砖盖成的温泉疗养宾馆的豪华房间里，从这里，他向身在开普敦的米尔纳发送了一则愤怒的口信：“一切都要抓紧。立刻替金伯利解围。我不会谅解你的耽搁。” [21]
由于金伯利出产全世界90%的钻石，打破对它的围攻成为当务之急。一支英军部队正过关斩将地向镇子靠近，其先头部队是骑兵分遣队，紧接着是补给车队和炮兵部队，最后还有一辆边走边放下电报线缆的马车。开心地指挥这支部队的是由于战争被召回的约翰·弗伦奇，摆脱丑闻的他如今已成为一名将军。
在他身边做参谋长的是他在印度时期的老友、刚刚离开恩图曼的道格拉斯·黑格少校。二人坐着同一艘船从英格兰来到南非，当弗伦奇发现黑格在船上并没有自己的客舱时，便邀请后者与他在上层甲板的客舱同住。同往常一样，弗伦奇这时也面临着财政危机，这一次是因为他轻率地购买了南非的黄金股票准备投机。尽管上级军官欠下级军官钱这样的事几乎闻所未闻，但弗伦奇的确从黑格那里借了2000英镑
来为自己在债主身上多争取一些时间，这算是一大笔钱，放在今天价值超过26万美元。
1900年2月15日，弗伦奇的侦察兵完成了位于被围困的金伯利与其部队之间的最后一座敌军据点的侦查。约900名布尔人在相距约四分之三英里的两条山脊上设立防御工事。随后，包围在鼻息阵阵的战马群、马刺和靴子的撞击和吱嘎声以及马鞍皮革散发出的味道中，这位并未深思熟虑的将军下达了所有骑兵们梦寐以求的命令：冲锋！
一波接一波的英军骑兵戴着热带高盔，呐喊着策马冲上了两条山脊中间缓缓升高的山谷：先是手执飞扬的三角旗的长枪兵，斜肩带在卡其色的胸甲上构成十字形图案，随后是剑骑兵，马车驮着大炮殿后。弗伦奇本人率领的是第二波攻击的部队。这是一场大胆的行动，并且收到了效果。约3000人的骑兵部队仅损失了二十余人，“那种感觉特别刺激，就像参加了一场狩猎盛宴。”英军一名军官说。 [22] “这是骑兵史上的新纪元，” [23] 伦敦《泰晤士报》兴奋地写道，布尔步兵们“面对成群骑兵飞一般的速度和持续不断的冲击毫无还手之力……这个秘密被弗伦奇洞悉了”。
然而，所谓的飞一般的速度和持续不断的冲击实际上并非真的那么厉害。首先，把守山脊的布尔人并没有配备机枪。此外，在南半球酷热的夏日里，英军马匹冲过干燥的大草原时扬起了大量沙尘，以至于那些布尔神枪手们什么也看不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射出的子弹都打得太高了。只是在巨大的沙尘慢慢散去后，晕头转向的布尔人才发现骑兵早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全员几乎毫发无损地穿过了他们的防线。最重要的是，布尔人忘了使用一样东西，这种东西在南非十分寻常，并且十年半后会证明它是最简单高效的防御装备。
他们没有在两条山脊之间设置任何带刺铁丝网。
新闻媒体笔下描写的骑兵突击是如此的令人欢欣鼓舞，以至于数百万英国人都忽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这场突击并不是一场典型的使敌人闻风丧胆的冲锋，而更像是在两队被沙尘遮蔽了双眼的布尔士兵中间穿过，却没受到一点伤害的行动。没有一位骑兵的剑上或是矛上沾过敌人的鲜血。但这无所谓：当消息传到伦敦股票交易所时，掌声与欢呼声在全场爆发，南非金矿股票价格暴涨；在利物浦一场谋杀案的庭审现场，法官中断了庭审，现场宣布金伯利已被解围，陪审员和旁听席上发出阵阵喝彩。
“骑兵——或者我应该称他们为被人轻视的骑兵——刚刚拯救了帝国，”性情乖戾的黑格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你必须把这个事实灌输进那些令人厌恶的号称帝国统治者的人的耳朵里！” [24] 不论对弗伦奇还是对黑格来说，金伯利解围一役都给他们带来了声誉，并极大地推动了他们事业的发展。当时在场的德国军事观察员们对他们的印象尤为深刻，近距离观看过这场战斗后，他们觉得也许自己也将很快在某一天与这两位指挥官在战场上对决。“弗伦奇麾下骑兵部队展开的突击是这场战争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一位德军参谋在报告里这样写道，并补充说，“它惊人的成功表明，在未来的战争中，即便是在装备着现代化枪械的敌人面前，大规模骑兵突击也绝不是毫无希望的。” [25]
德国人与英国人此时都将这场非洲平原上的战争视为对未来更大规模冲突的一次预演。但他们不仅误判了骑兵问题的形势，同时也没有对机枪给予足够的重视。此时机枪仍旧被认为是一种主要用于对付非洲人、阿拉伯人和其他“土著人”从正面发起的大规模进攻的有效武器。布尔人与英国人都装备有少量的机枪，但却被装在了重400磅的马车上，光是钢制车轮就将近五英尺高，很难进行操控，因此很少被投入使用。
尽管战争尚未结束，但每一个英国人都对即将庆祝获胜感到十分高兴，这一点上，没人比好战的拉迪亚德·吉卜林表现得更明显了。他是那种每个准备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都极其需要的人物：一位十分尊崇勇士的民间名人。在南非他每到一处，无不受到士兵们的热烈欢呼，他们知道他在故事中对他们的“英雄事迹”大加赞美，在诗作中将他们的俚语写成颂歌。在一场为表彰其好友、英军资深高级指挥官米尔纳召开的宴会上，他为布尔人的领导者克留格尔献上了一段讽刺的祝酒词，说他是“令大英帝国了解了肩上的重担，让全世界知道了它的威力无边，让大海里塞满了运输船，陆地上到处游荡着武装人员” [26] 的人。过去数年，反德的讽刺语一直在吉卜林的散文和诗歌里零星地出现。他相信这场战争将会给他钟爱的英国士兵们带来“数不清的好处”，让他们为与德国不可避免的冲突做好准备。在他当时写作的一篇故事里，其中一个人物说道，布尔战争“是为大决战所做的最好的阅兵典礼” [27] 。
[1] Churchill，Winston. The River War：An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Reconquest of the Soudan ，vol.2. London：Longmans，Green，1900.，p.87.
[2] Churchill，Winston. The River War：An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Reconquest of the Soudan ，vol.2. London：Longmans，Green，1900.，p.98.
[3] Haig to Henrietta Jameson，17 February 1898，quoted in De Groot，Gerard J. Douglas Haig，1861-1928. London：Unwin Hyman，1988.，p.56.
[4] Haig，Douglas. Rectorial Address Delivered to the Students in the University of St. Andrews，14th May 1919. St. Andrews，Scotland：W.C.Henderson，［1919］.，p.4.
[5] Ellis，John. The Social History of the Machine Gun. New York：Pantheon，1975.，p.86.
[6] Farwell，Byron. Mr.Kipling’s Army. New York：Norton，1981.，p.117.
[7] Ellis，John. The Social History of the Machine Gun. New York：Pantheon，1975.，p.102.
[8] Farwell，Byron. The Great Anglo-Boer War. New York：Harper & Row，1976.，p.27.
[9] Winston Churchill， London to Ladysmith and Ian Hamilton’s March （London：Eyre&Spottiswoode，1962），p.123.丘吉尔在布尔战争期间为《晨报》撰写的关于米尔纳的文章中第一次使用这种表述。
[10] Buchan，John. Pilgrim’s Way：An Essay in Recollection.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40.，p.98.
[11] Marlowe，John. Milner：Apostle of Empire. A Life of Alfred George the Right Honourable Viscount Milner of St. James’s and Cape Town，KG，GCB，GCMG（1854-1925）. London：Hamish Hamilton，1976.，pp.38-39.
[12] 23 January 1898，quoted in Pakenham，Thomas. The Boer War. 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79.，p.34.
[13] Gilmour，David. The Long Recessional：The Imperial Life of Rudyard Kipling. 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02.，p.140.
[14] Gollin，A.M. Proconsul in Politics：A Study of Lord Milner in Opposition and in Power. New York：Macmillan，1964.，p.33.
[15] Johannes S. Marais， The Fall of Kruger’s Republic （Oxford：Clarendon Press，1961），p.330.
[16] Milner to Selborne，24 May 1899，quoted in Marlowe，John. Milner：Apostle of Empire. A Life of Alfred George the Right Honourable Viscount Milner of St. James’s and Cape Town，KG，GCB，GCMG（1854-1925）. London：Hamish Hamilton，1976.，p.68.
[17] Gilmour，David. The Long Recessional：The Imperial Life of Rudyard Kipling. 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02.，p.78.
[18] “Rudyard Kipling，” in George Orwell， A Collection of Essays （New York：Doubleday，1954），p.126.
[19] Lansdowne to Chamberlain，10 October 1899，quoted in Pakenham，Thomas. The Scramble for Africa：The White Man’s Conquest of the Dark Continent from 1876 to 1912. New York：Random House，1991.，p.567.
[20] James，Lawrence. Warrior Race：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at War. New York：St.Martin’s，2001.，p.434.
[21] Judd，Denis，and Keith Surridge. The Boer War.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3.，p.147.
[22] Anonymous officer，quoted in German General Staff. The War in South Africa：Prepared in the Historical Section of the Great General Staff，Berlin. Trans. W.H.H.Waters. London：John Murray，1904.，p.147.
[23] L.S.Amery，ed.， The Times History of the War in South Arica，1899-1902 ，vol.3（London：St. Dunstan’s House，1905），pp.394-395.
[24] Haig to Lonsdale Hale，2 March 1900，quoted in De Groot，Gerard J. Douglas Haig，1861-1928. London：Unwin Hyman，1988.，p.80.
[25] German General Staff. The War in South Africa：Prepared in the Historical Section of the Great General Staff，Berlin. Trans. W.H.H.Waters. London：John Murray，1904.，p.147.
[26] Rice，Michael. From Dolly Gray to Sarie Marais：The Boer War in Popular Memory. Noordhoek，South Africa：Fischer Press，2004.，p.xvi.
[27] “The Captive，” in Traffics and Discoveries （New York：Scribner’s，1904），p.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