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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城市从未经历过如此阵仗的阅兵式。将近50000名军人身穿华美制服，分成两队聚集在圣保罗大教堂附近。其中一队是由国内最受爱戴的军事英雄、温文尔雅的陆军元帅“坎大哈的罗伯茨
”带领的。元帅身高只有五英尺两英寸，骑着一匹白色的阿拉伯马，在超过四十年的戎马生涯里，他就是骑着这种马，击溃了阿富汗人、印度人以及缅甸人这些胆敢反抗英国统治的形形色色的敌人。另一队打头的骑士身高六英尺八英寸，他是全军最高的男子，是近卫骑兵团团长奥斯瓦尔德·埃姆斯（Oswald Ames）。他身披兵团传统的护胸甲，盔甲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仿佛仅靠发出的炫目闪光，就能将敌人的长矛攻击挡开。他头上戴着银盔，上面的马鬃羽饰令他看起来又高了不少。
那天是1897年6月22日，单是装点街头，就已花费了伦敦市25万英镑——相当于今天的3000万美元以上。在受阅部队上方，英国国旗飘扬在各栋建筑之上；阳台上点缀着蓝色、红色与白色的小彩旗和花环；路灯柱也被花篮装饰一新。这里有来自大英帝国各地的步兵和骑兵精锐部队：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枪骑兵团，特立尼达轻骑兵团，南非海角步枪兵团，加拿大轻骑兵团，头戴缨状流苏毡帽的塞浦路斯扎普提赫骑兵团和留着大胡子的旁遮普枪骑兵团。屋顶上、阳台上，还有特地为当天活动临时搭建的露天看台上都挤满了人。帕丁顿车站附近的一座凯旋门上悬挂着“忠心拱卫女王宝座”
的横幅。英格兰银行的墙上也出现了“女王陛下带给子民长久幸福”的条幅。达官显贵们挤满沿阅兵路线行驶的马车上——罗马教皇的特使与中国皇帝的特使坐在了同一辆车上——但人群如雷鸣般的欢呼大都留给了被八匹淡黄色高头大马拉着的王室马车。维多利亚女王手持一顶黑色蕾丝阳伞，频频向人群点头致意，这是她登基60周年的纪念日。她身穿绣有银色蔷薇、蓟花和酢浆草
图案的黑色云纹长裙，这些图案代表着站在大英帝国最顶端的三个地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
仿佛是要表忠心一般，载着女王的马车刚离开白金汉宫，太阳就从阴云密布的天空钻了出来。在面容忧郁的君主严肃的圆脸上，没有任何一位画师或是摄影师能够捕捉到哪怕一丝一毫微笑的痕迹，是她执掌着那个时代规模空前的世界最大帝国。在这个盛大的日子里，服装商人推出了“六十周年加冕纪念蕾丝衫”的广告，诗人们纷纷写下有关周年纪念的颂诗，阿瑟·沙利文爵士（Arthur Sullivan），就是吉尔伯特和沙利文组合中的那位作曲家，写下了一首赞颂女王周年的曲子。“太阳到底已在天国度过了几百万年？”《每日邮报》写道，“但是直到昨天，它才化作活力与能量，第一次将目光投向人间。” [1]
维多利亚的帝国从不以谦逊闻名。“我坚信，我们是世界第一种族，”未来的钻石大亨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还是一名牛津大学本科生时这样公开谈道，“世界上越多的地方为我们所占据，对人类来说，结果就将会越好。”随后，他继续说道：“要是我能做到，我会吞并整个地球。”
[2]
米字旗确实还没有飘扬在其他星球上，但英国的领地的确囊括了地球表面接近四分之一的土地面积。诚然，这些土地中也包括了加拿大位于北极圈内的贫瘠冻土带，而且前者还是一个事实上的独立国家。但是大多数加拿大人——大部分讲法语的人和土著印第安人除外——在这个辉煌灿烂的日子里，都很乐于将自己视作女王陛下的臣民，当时的加拿大总理尽管讲法语，但也动身前往英国，出席了女王的加冕周年纪念活动并接受了爵位册封。的确，有些地区尽管在地图上被乐天地绘成了粉色，但那里的人却完全不认为自己是英国人，例如南非的德兰士瓦共和国。尽管如此，德兰士瓦总统保罗·克留格尔（Paul Kruger）为向女王的周年纪念致敬，还从监狱释放了两名英国囚犯。在印度，同样不承认自己效忠英王的海得拉巴的尼扎姆（the Nizam of Hyderabad）为纪念这一天的到来，让自己监狱里十分之一的犯人重获自由。开普敦港的炮艇鸣炮致敬，仰光办起了舞会，澳大利亚向原住民发放了额外的衣物食品，桑给巴尔苏丹举行了女王加冕周年纪念宴会
。
在这普天同庆的时刻，即便是外国人也暂时原谅了英国曾经犯下的罪孽。在巴黎，《费加罗报》宣称，维多利亚的王国疆域与罗马帝国相比“就算没有超越，也打了个平手”；在大西洋对岸，《纽约时报》声称自己实际上也是帝国的一分子：“对于似乎注定要统治地球的大不列颠，我们不仅是它的一部分，还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3] 为庆祝女王登基60周年，加利福尼亚的圣莫妮卡举办了一场运动会，佛蒙特州国民警卫队派出代表团，穿越国境，参加了蒙特利尔举办的庆典。
在排山倒海般倾泻而来的爱戴与忠心面前，维多利亚女王显得有些受宠若惊，当天她那张通常面无表情的脸上几次出现了泪痕。直到女王在白金汉宫按下了通往电报总局的电钮，海底电缆才终于再次恢复正常通信。当枪骑兵、轻骑兵、骆驼骑兵、戴着包头巾的锡克族士兵、婆罗洲的达雅族土著警察和皇家尼日尔警察等各支队伍穿城行进时，女王的致意从白金汉宫通过摩斯电码，传向了帝国的各个角落。从巴巴多斯到锡兰，从内罗毕到香港：“我要发自内心地感谢我挚爱的子民们。愿上帝保佑他们。” [4]
在这些参加女王加冕周年纪念阅兵的部队中，获得最高声喝彩的，是那些每个人都知道肯定能为英国在未来的战争中赢得胜利的人：皇家骑兵。英国的统治阶级知道，马背上才能统治这个国家，即使在和平年代也是如此。这一点就如当时一位左翼激进记者所说：“一小撮精挑细选的贵族子弟，生下来就穿着马靴，被鞭策学习骑术”，这些人把其他人看成“一大群生下来就被套上马鞍，戴上马勒，等着被人骑的笨蛋”。 [5] 富人饲养自己的赛马，马匹交易场常常被上流社会人士挤得水泄不通，内阁成员中有好几名都是赛马会的理事。当时任英国首相罗斯伯里（Rosebery）勋爵名下的一匹赛马在1894年的久负盛名且高风险高回报的埃普瑟姆德比赛马大会（Epsom Derby）中获胜后，一位朋友向他发来了一封电报：“只剩下天堂（没被赢走）了。” [6] 忠实的猎狐爱好者们穿着红色大衣，戴着黑色帽子在田野间疾驰，他们策马越过石墙，追逐着前面吠叫着奔跑引路的猎狐犬，他们中的有些人会每周抽出五六天时间进行这项活动。有人传言，拉特兰郡公爵的私人牧师会在教士袍里面穿马靴，戴马刺。甚至就连水手都对骑马狩猎的活动感到羡慕，那些花得起钱的人，会整个后背文上一幅文身，在这幅极受欢迎的文身图案里，骑手与猎犬正追逐着一只向着臀缝里跑去的狐狸。毕竟对于不当兵的人，狩猎算是生活中体验骑兵冲锋荣耀最接近的一项活动了。
对于任何一个出身名门、投身军旅生涯的年轻英国男子来说，喜欢骑兵部队是自然而然的。然而，加入其中却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得起的特权，因为这支部队可是军队中最让人破费的一支。在1871年以前，就像参加高档俱乐部需要花钱购买会员证一样，英国的军官们需要花钱才能在部队升职。（“我的老天爷，”据说，一名新上任的陆军中尉在发现自己的银行对账单上出现了一笔由陆军部存入的款项时说道，“我以前都不知道我们还能收钱。” [7] ）当这种卖官鬻爵的行为在改革中被废止后，某个军团的步兵或炮兵中尉由于所在部队不讲究生活品位，也许能够靠自己的俸禄过活，但这种情况对骑兵部队的军官来说并不适用。各种必须加入的俱乐部会员、一名专属仆人加上一名专用马夫、各种制服、各种马鞍，除上述各项投入外，他们还要花钱买马和养马：一两匹作战用的军马，两匹打狐狸时骑的猎马，当然，还得有几匹打马球时骑的小型马。不算工资，这样的人年收入至少要达到500英镑——相当于今天的60000美元——才能满足（过以上生活的）基本条件。因此，骑兵部队的各级军官队伍全都是些来自乡村庄园的（有钱有势的）人。
19世纪末期骑兵手上挥舞着的长剑长矛与1415年的阿金库尔（Agincourt）战役时使用的并没有太大差别，因此，当时的骑兵战斗理念秉承着这样的思想，即在战斗中真正重要的不是现代化的武器装备，而是战士的勇气与技术。尽管只占英国军队的一小部分，但由于威望甚高，这就意味着，骑兵部队的军官们长期以来在军方占据了与自身人数不成比例的高阶职位。正因为如此，在阿金库尔战役结束的五百年后、在战争形态已发生了巨大变化的1914～1918年，先后有两名来自骑兵部队的军人，在这个国家之前从未经历过的最为残酷的战争中担任了英军地面部队的最高指挥官。
他们中的一人于四十年前的1874年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涯，当时，经过合适的牵线，年方21岁的他成为第19皇家轻骑兵团的一名中尉。约翰·弗伦奇（John French）出生在自家位于肯特郡乡下的庄园里，他的父亲是一名退伍海军军官，祖上来自爱尔兰。弗伦奇矮小的身材也许和雄赳赳的骑兵形象不太相符，但他灿烂的微笑、满头的黑发、浓密的小胡子和湛蓝的眼睛赋予了他一种令女人无法抗拒的吸引力。他在信中也能展现出十足的热情。弗伦奇在给一位需要鼓励的退役将军的信中写道：“您对每一位曾在您麾下效力的真正的战士都给予了真心实意的爱，他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在明天就为您奔赴天涯海角。我一直告诉好朋友和好伙伴，要是能为您效劳，即使死在枪下我也愿意。”
然而，弗伦奇做不到守住钱包不乱花，考虑到骑兵们的高消费，这算是个棘手的弱点。他在马匹、女人和高风险投资上花钱大手大脚，债台高筑，然后就开始找别人救急。头一回，他的姐夫替他还了钱；这次之后，他很快就开始向一系列亲戚朋友借钱。
第19轻骑兵团的军官制服是两侧镶有两道金线的黑色裤子加上皮革包边的红色帽子，上面还别着一枚金色徽章。从4月到9月，马刺和刀鞘总会碰撞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黑色皮靴闻起来则会有股马汗的味道，他们在平时训练，周末统一骑马去教堂祷告，秋冬两季，弗伦奇和军官同事们大多会回到各自的庄园，在一轮又一轮的打猎、越野障碍赛马和马球比赛中度过大部分时间。
同当时的许多军官一样，弗伦奇也将拿破仑视为偶像，他在书桌上放了这位帝王的胸像，兜里有钱的时候，还会买些拿破仑形象的小摆件。他常读军事和打猎故事，还有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能背下书中的大段内容。在他晚年时，如果有人念给他一句从狄更斯作品里的某一处摘出来的话，他经常能接着把整段背完。
弗伦奇加入后不久，第19轻骑兵团就被派到了从来都不太平的爱尔兰。英格兰人认为这个岛属于大不列颠的一部分，但绝大部分爱尔兰人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受尽剥削的殖民地。穷困潦倒的天主教佃农和富裕的新教地主之间的紧张关系助长了一波又一波的民族主义情绪。就是在一场诸如此类原因引起的争端中，弗伦奇的部队被召集而来——当然，是站在地主一边。当时一名愤怒的爱尔兰农场工人冲向弗伦奇，用镰刀割断了他的马的蹄筋。
弗伦奇很快就被擢升为上尉。他曾经历过一场感情冲动的早婚，很快又离了婚，在官方档案中，他故意将这段经历隐去，因为在维多利亚时期，社会对离婚行为是严厉反对的。28岁那年，弗伦奇再次结婚，这次的婚姻总算能够大张旗鼓地公布了。埃莉诺拉·塞尔比-朗兹（Eleanora Selby-Lowndes）是一位酷爱打猎的大地主家的千金，对于一名正在崭露头角、深受人喜爱的骑兵军官来说，算是个绝佳的伴侣。看起来他是真心地喜欢新婚夫人，但这并不能阻止他在外面拈花惹草。
在弗伦奇的军旅生涯中，体育精神对军人来说是一项重要的品质。一位军官在临死之前，为鼓励“富有男子气概的运动”的开展，将超过70000英镑的遗产捐赠给了他所在部队。 [8] 有些部队自己饲养一大群猎狐犬，这样一来，军官们就不需要请假出去打猎了。当时一本叫《现代战争》的书，作者是后来成为陆军准将的弗雷德里克·古吉斯伯格（Frederick Guggisberg），他将橄榄球（rugby）赛比作战争，英国人将这种运动称作足球（football）：“一支军队努力在战斗中共同作战……和一支足球队在球场中一起踢比赛差不多……军队为了国家利益而战斗，正如同球队为学校的荣誉而比赛一样。军团之间互相协同，就像球员的相互传球。出其不意的突击和英勇的防守就相当于绝妙的跑位和上好的抢断。” [9] 战争与另一项运动——板球的相似性，成为当时最为著名的一首诗——亨利·纽博尔特（Henry Newbolt）的《生命的火炬》（“ Vitaï Lampada ”）的主题：
午夜即将来临，全场屏息凝神
还需十分，比赛要赢
灯光令人目眩，场地凹凸不平
六十分钟完赛，落场最后一人
不为衣衫上挂满的荣誉绶带
不为私下里企盼的赛季扬名
队长的大手猛地在肩头落下
“加油！加油！加油去赢！” [10]
沙漠里，沙子浸透着红色，
方阵
被破，那是残骸的颜色
加特林机枪卡弹，上校已成故人，
军团迷失了视线，只因烟尘弥漫
死亡之河，水漫堤岸
故国路途遥远，荣耀徒剩虚名，
可男生的呼喊令战士们振奋
“加油！加油！加油去赢！”
这首诗还有下文；英军爱尔兰卫队中尉乔治·布鲁克（George Brooke）在1914年，于法国苏皮尔（Soupir）遭到德军炮火袭击后身受重伤，弥留之际，他和手下说的正是那句“加油去赢”。
对于年轻的约翰·弗伦奇来说，那被鲜血浸透的沙漠于他似乎遥不可及。除了上次那个挥舞镰刀的爱尔兰雇工之外，他在30岁之前并没有亲身经历过任何战斗。后来，在1884年，他奉命前往可能有潜在战事发生的边区：即将爆发一场殖民战争的苏丹，这令他十分高兴。最终，弗伦奇经历了他长久以来梦想中的战斗，他指挥的部队成功地击退了一场奇袭，当时敌人们从峡谷里像潮水一般涌出，他们的主要装备是大刀长矛。这是场真刀真枪的战斗：在白刃战中，造反的“土著”被训练有素的骑兵和英军展现的勇猛气概彻底击败。回到英国后，弗伦奇受到了上级的褒奖，获得了荣誉勋章，并得到了升迁，在32岁的年纪，就十分不寻常地成为陆军中校。没过几年，在马背上度过了十多年，有些罗圈腿了的弗伦奇成为第19轻骑兵团的团长。隔着指挥部办公室的围墙，约翰、埃莉诺拉·弗伦奇和孩子们能听见军团的吉祥物在外面咆哮怒吼，那是一头黑熊。
对于一名野心勃勃的年轻军官来说，在不同的大洲留下足迹是履历上的加分项。正因如此，当1891年第19轻骑兵团奉命被派驻印度时，弗伦奇非常高兴。在这片英国最为广阔富庶的殖民地上，许多军官都曾坚信自己正执行着神圣而又无私的使命，他们在这里度过了对前途产生决定性意义的数年时光。
打打马球，在军官食堂吃吃饭，还有戴着头巾的仆人伺候着，弗伦奇享受着安宁和平的日常生活，没经历任何真正的军事行动。相反，他每天忙着训练骑兵熟练掌握密集阵型，练习碎步跑和疾驰快跑，在宽敞的印度练兵场或是阅兵场里跑圈，在身后扬起滚滚尘埃。因为家人都留在了英国，因此他把闲暇时间都花在了追另一名军官的妻子上，他们俩曾经一起去高地度假别墅区，那里是英国人躲避印度平原夏日酷暑的场所。愤怒的军官丈夫起诉要求离婚，并传讯了弗伦奇作为共同被告。盛传，他还与一名铁路职员的女儿，以及长官的妻子有染。
1893年当弗伦奇返回英国时，上述经历的风言风语阻碍了他的仕途。由于和其他军官一样，在两次外派之间只领取一半的俸禄，他、埃莉诺拉和他们的三个孩子被迫搬去和他们的一个宽宏大量的姐姐同住。相比之下更令他感到丢脸的是，为了减少花费，他开始尝试用骑自行车来代替骑马，而他从没真正完全掌握作为马匹替代品的自行车的骑法。他的军官同事们常常能看到弗伦奇在街上和自行车一同摔倒在地没法再骑的场面。不过由于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大手大脚，因此他不得不将家里的物件拿去典当。活得灰溜溜的弗伦奇焦急地等待着新任命的下达，或是更好的一种，也就是新的战争来临。
约翰·弗伦奇时代的英格兰，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周年纪念会上阅兵队伍行进时所穿过的林荫大道，的确非常漂亮，但相比之下，伦敦和其他城市的大部分地区看起来就没那么光彩照人了，原因显而易见，这个国家从殖民地攫取的财富几乎一分都不会进入穷人的口袋里。在煤矿附近的拥挤的排屋里，饥肠辘辘的一家子人也许只能共住一个单间，整条非铺装路两旁的所有民居也许只能靠一个手泵式水龙头汲水；在伦敦东区的大贫民窟，两三位穷困潦倒的工人可能要在八小时倒班期间挤在小旅馆的一张床上睡觉。儿童因营养不良而发育迟缓，孩子们的牙齿已经腐蚀坏掉，他们可能一星期才能吃上一次鱼或肉。穷人中的赤贫者最终将流落到济贫院，他们在这里能得到活计和容身之处，但却会让人觉得自己如同囚犯。在济贫院里，没鞋可穿的孩子们穿着单薄的破棉衣哆嗦着捱过冬天，常常只有无靠背的长条凳可供他们坐下来休息。在条件最恶劣的贫民窟，每100名新生儿中就会有20名活不过一岁，婴儿的死亡率近乎富人儿童死亡率的三倍。就如同在世界遥远角落与帝国敌人的战斗塑造了约翰·弗伦奇的爱憎观一样，国内同不公正的战斗与国外发生的战争也将会塑造同一时代其他英国人的好恶——甚至在某些情况下，那些与弗伦奇来自同一阶级的人的好恶。
他们当中一位女性以婚后姓名为世人铭记，她就是夏洛特·德斯帕德（Charlotte Despard）。童年时，她和五个姐妹总是钻出围在自家庄园园林四周的木栅栏，到最近的村子去和那里的孩子们玩耍，直到有一天她们的父母发现并阻止。这件事——至少在夏洛特的记忆里——点燃了反抗的火花，十岁那年，她离家出走了。她后来写道，在附近的一座火车站，“我买了一张去伦敦的车票，准备在那里帮佣为生。”
尽管第二天就被抓了回来，但她并没有被“驯服”。她的父亲在同一年去世，出于我们不知道的原因，她的母亲也在几年后被关进了精神病院。打这以后，夏洛特姐妹几个和她们的弟弟一起由亲戚们和一名家庭女教师进行抚养，而夏洛特自己也会帮助照顾比自己小的孩子。这位家庭教师教给了他们一首赞美诗：
我感激上帝和他的恩典
在我出生时露出笑脸
赐予我这些快乐的日子
一个欢乐的英格兰孩子
我本非生而为奴
为何要出卖苦力，忍受烈日炎炎，
真想早日躺进坟墓
一切辛苦全都再见
“那首赞美诗是一个转折点，”夏洛特经常这样讲，“我质问为何上帝要创造人来当奴隶，结果我就马上被送上床去睡觉。” [11]
等到年纪大了一点时，她参观了约克郡的一座工厂，薪水微薄的女工和童工们把成堆的旧布料拆开，用拆出来的线做绳子，眼前看到的景象令她深感震惊。二十多岁的时候，她亲眼见证了东区贫民窟的模样：“这一切多么令我感到惭愧啊！我是多么热切地想要和这些悲惨的人们说说话，告诉他们：‘你们为什么要忍受痛苦？要站起来反抗……狠狠地打击压迫你们的人。面对现实，然后强大起来！’”
当然，我实在太腼腆，这些话我一个字都没能说出口。
1870年，26岁的夏洛特结婚了。马克西米利安·德斯帕德（Maximilian Despard）是一名富裕的商人，但就像新婚妻子那样，他也对爱尔兰自治、女权和女性就业等当时的许多其他进步事业感兴趣。在这段婚姻中，他自始至终都一直受到肾病的折磨，并最终因此去世，有传闻说他和妻子从未同房。不过，他们曾在20年的时间里一起四处游历，去过好几次印度，那之后的几十年，夏洛特经常提起当年的自己有多么幸福。不管这段没有后代甚至性生活的婚姻为她带来过多少失意，夏洛特·德斯帕德确实拥有了一样对于她的阶级和时代来说十分稀有的东西：一个尊重自己事业的丈夫。这里提到的事业是写小说。当代读者不必为德斯帕德的七套大部头小说（出版商能在多卷本作品中赚到更多钱）已经许久不再重印而感到遗憾。这些作品中充斥着光辉女英雄、神秘老祖宗、哥特古城堡、临终团聚和大团圆结尾等元素，在维多利亚时代就相当于当代的格式化的言情小说。
如果在当时，这个国家的绅士们生活中的角色就是扮演马背上的骑士，那么维多利亚时期的上层妇女们扮演的角色就是大宅门里的女主人，因此，德斯帕德家也购置了一座名叫考特兰的乡村别墅，那里地势绵延起伏，四周被树林、草坪和溪水环绕，还附带一座规则式庭院，能俯瞰到萨里郡的溪谷。光是应付室内事务，他们就雇了十二名用人。奥尔巴尼公爵夫人住在附近另一座更加宏伟的庄园中，她将夏洛特吸收进了自己发起的“九朵榆树花福利会”，这是一个阔太太们从自家花园（花园也是用人负责照料的）里采摘鲜花，然后把一篮篮的鲜花送给生活在“九朵榆树花”地区，这个位于拥挤不堪的伦敦巴特西区一个最贫穷的角落里的人们的项目。对于那个年代一名体面的上层女性来说，这已经是你所能期待她在面对贫穷问题时所能做出的最大回应了。
然而，当丈夫在1890年去世后，巴特西区成为德斯帕德生活的中心，这一举动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利用从丈夫和亲戚们那里继承来的钱财，她在贫民窟里开设了两间社区活动中心，堂而皇之地将它们称作“德斯帕德俱乐部”，里面有为年轻人开设的课程，一间无须预约的诊所，营养课程，为新生儿母亲准备的补品，还有借给产妇的一批全套婴儿服和婴儿用品。她把家搬到了其中一间俱乐部的楼上，尽管她还是会在周末返回考特兰别墅居住，但这还是最令她的家人感到震惊的一件事。尽管出身背景不同，但德斯帕德显然在与巴特西的孩子们打交道方面很有一套。“她从不觉得他们无法管教，”作为观察者，社会改革家查尔斯·布思（Charles Booth）在报告中这样写道， [12] “在她温柔的感染力面前，他们都很愿意听她的。‘你弄疼我了，’一个长得又大又壮的小家伙叫道，但当她因维持秩序而抓住他的手臂时，他并没有抗拒。”
据说当时一个人还没等到巴特西，就能在老远的地方闻见那儿的味道。这是因为巴特西的空气中弥漫着从一座大型煤气厂、一座铸铁厂和前往维多利亚与滑铁卢站的蒸汽机车排放出的颗粒与烟尘。煤灰覆盖了一切，也覆盖了居民们的肺。很多妇女都去了城里其他更富裕的地区给人洗衣赚钱。破烂不堪的公寓和民宅里满是老鼠、蟑螂、跳蚤和臭虫。像巴特西一样位于城市里的制造业区域是英国工业革命的核心，在未来的大战里，那些地方坐落的工厂将会产出大批武器，而那些拥挤不堪的公寓，也将为战壕提供大量的人力。
德斯帕德很快便发现，当时的巴特西是一座类型不同的战场，是激进的政治活动和不断发展的劳工运动的中心。这里的煤气工人曾走上街头为赢得八小时工作制进行罢工；后来，区自治委员会还拒绝了苏格兰裔美国人、工业巨子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对本地修建图书馆提供的捐赠，因为他的钱财“沾满了美国罢工钢铁工人们的鲜血”。德斯帕德在巴特西活动的那部分区域反映了帝国不同民族间存在的等级差异，同许多英国最贫穷的街区一样，巴特西的穷人大多是无奈之下背井离乡的爱尔兰人，为了在伦敦寻找更好的生活，他们有的是佃农，有的拖家带口从比巴特西更加贫穷的都柏林逃亡至此。
出于对巴特西的爱尔兰贫穷民众的认同和对自己出身的上流新教社会的嗤之以鼻，德斯帕德改变了自己的信仰，成为一名罗马天主教徒。她还对通神论产生了兴趣，这是一种内涵模糊的神秘主义信仰，融合了来自佛教、印度教和神秘学的元素。这还没有结束，后来她还写道：“我决定凭借自己的力量，去研究那些社会上的重大问题，而这些研究最终使我与立场坚定的社会主义思想邂逅。” [13] 她像朋友一样地关心卡尔·马克思的女儿埃莉诺，并在1896年，作为一个英国马克思主义小组的代表，出席了被后世称为“第二国际”的全世界社会党与工会联盟大会。尽管这次大会看起来像是一场不同信仰体系的怪异组合，但有一束光清晰地照射出来：（德斯帕德）同身处英国社会阶梯底端的人民寻找共鸣，同时，给予他们除了花篮之外的更多实质性的帮助。
正如同抛弃了自己曾经想要的生活一样，德斯帕德也一并抛弃了过去的着装。如今她总是一身黑色穿着，也不再戴上层妇女常戴的那种制作精良、明显流露着安逸气息的帽子，而是改用一件黑色的蕾丝小披风包住自己逐渐变得灰白的头发。她不再穿原来的女士鞋，而是穿起了露趾凉鞋。不论是在演讲台上，还是在她的某处活动中心为贫民窟的孩子们做饭的时候，她都一直保持这样的穿着。她也是穿着这样的衣服被投入监狱的。
不久之后，德斯帕德获选进入济贫法局，该机构的职责是监督本地济贫院的运行情况。作为首批进入此类机构的社会主义者，她曾勇敢地挺身而出，对向被收容者配发腐烂土豆的行为进行抗议，并揭发了一名中饱私囊的经理。德斯帕德发现那个经理倒卖厨房食材，而同期济贫院内收容的妇女只有面包和清水。如今，德斯帕德将其丰沛的精力全部投入那些她口中“一生做牛做马仅能糊口，一旦失去利用价值，就被扔在一边，要么吃救济，要么等死” [14] 的女性身上。
夏洛特·德斯帕德和约翰·弗伦奇的生活从各个角度看都截然不同。弗伦奇注定要领导英国有史以来投入战场规模最大的一支军队，而德斯帕德则会精力充沛地反对祖国参加的每一场战争，尤其是弗伦奇作为统帅的那场战争。弗伦奇曾经前往爱尔兰镇压不满的爱尔兰人；而德斯帕德则一心帮助巴特西的爱尔兰贫民，那些被她称为“情同姐妹”的人（尽管她们可能没有以同样的方式称呼过她）。他们都去过印度，弗伦奇是在那操练骑兵，保持英国在印度的经营；而德斯帕德则是为了印度的自治事业而数次往返。当一个强大的帝国面临着外有殖民地叛乱，内有沸腾民怨的局面时，弗伦奇将成为既有秩序的坚定拥护者，而德斯帕德则成为叛逆的革命者。不过尽管存在以上种种不同，还是有某种东西使他们紧密相连。
约翰·弗伦奇和夏洛特·德斯帕德是一对姐弟。
不仅如此，在他们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二人的关系都非常亲密。德斯帕德比“杰克”年长八岁，“杰克”是她对弗伦奇的称呼，在父母从他们的生命中消失以后，弗伦奇则是那个德斯帕德从ABC教起的心爱的小弟弟。尽管他的风流事和不计后果的大手大脚令家族其他成员失望，但他的姐姐却从没有为此生气过。当他启程前往印度服役时，德斯帕德将他的妻子埃莉诺拉和三个孩子接到了考特兰宅邸，把房子腾给他们住，而自己却住在条件简陋的巴特西。而当弗伦奇伴随着流言和一片质疑声从印度回国后，也是德斯帕德收留了他，并在其他姐姐早已对他感到厌恶并不再借钱给他的情况下，继续借给他钱。
德斯帕德定期用公共马车载一些巴特西的穷人，在周六或者周日来考特兰宅邸，在远离城市的煤灰与烟尘的地方待一天，二人所在的迥异世界终于相遇了。弗伦奇的儿子，后来也追随父亲的脚步投身军旅的杰拉德，曾经回忆起当时这样一群来自巴特西的访客，而他在陈述这段往事时说话的语气，暗示出了家族内的其他人是如何看待德斯帕德的。
（这群人的到来）某种程度上说还是让人觉得挺有意思的，
但是也有让人厌恶的一面。比方说吧，他们来的时候带着手摇风琴，从到这儿开始一直到他们离开，那玩意的声音就一直没停过。他们把家里的婆娘也带了过来，一天的大部分时间就是跳舞，从草坪上到马车里跳个不停。
我父亲……自己也大大方方地加入其中，还为男人们安排打猎之类的野外运动……我觉得在这群极端滑稽可笑并且打破了我们平静祥和生活的入侵者面前，他表现得比谁都愉快。他们乱哄哄地把家里挤得满满当当，到了晚上他们要踏上归程回到伦敦的时候，这场招待终于画上了句号，无论如何，我们都不会对它的结束感到一点遗憾的。
约翰·弗伦奇的家人们也许会厌恶这些“打破我们平静祥和生活的入侵者”，但是，尽管德斯帕德此时只会在周末回来看看的时候住在庭院中的一间小房子里，可考特兰毕竟还是属于德斯帕德的财产。弗伦奇始终保持着对养育过自己的姐姐的喜爱。当她第一次作为济贫法局成员在旺兹沃思（Wandsworth）发表公众演讲时，是他陪伴在她的身边。当她在上台前感到怯场，是他用言语鼓励她：“只有紧张的人才是真正有用之人。” [15]
先是一场即将在殖民地爆发的残酷冲突，然后是一场让他们70万同胞丧命的世界大战，尽管世界观迥然不同，可是历经重重考验，这对姐弟彼此之间的友谊与忠诚却延续了数十年。一战成为重要的分水岭，那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最终打破了二人间的纽带。
[1] Morris，James. Pax Britannica：The Climax of an Empire . New York：Harvest/HBJ，1968.，p.31.
[2] Marlowe，John. Milner：Apostle of Empire. A Life of Alfred George the Right Honourable Viscount Milner of St. James’s and Cape Town，KG，GCB，GCMG（1854-1925）. London：Hamish Hamilton，1976.，p.5.
[3] New York Times ，24 June 1897.
[4] Times ，23 June 1897.
[5] A.G. Gardiner， Prophets，Priests and Kings （London：Alston Rivers，1908），p.229.
[6] Chauncey Depew to Lord Rosebery，1894，quoted in Travers，Tim. The Killing Ground：The British Army，the Western Front and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Warfare，1900-1918. London：Allen & Unwin，1987.，p.23.
[7] Morris，James. Pax Britannica：The Climax of an Empire . New York：Harvest/HBJ，1968.，p.408.
[8] Farwell，Byron. Mr.Kipling’s Army. New York：Norton，1981.，p.27.
[9] N.p.，quoted in Ellis，John. The Social History of the Machine Gun. New York：Pantheon，1975.，p.105.
[10] Farwell，Byron. Mr.Kipling’s Army. New York：Norton，1981.，p.134.
[11] Linklater，Andro. An Unhusbanded Life：Charlotte Despard—Suffragette，Socialist and Sinn Feiner. London：Hutchinson，1980.，p.23.
[12] Charles Booth， Life and Labour of the People of London ，vol.5（London：Macmillan，1902），p.153.
[13] Mulvihill，Margaret. Charlotte Despard：A Biography. London：Pandora，1989.，p.58.
[14] Linklater，Andro. An Unhusbanded Life：Charlotte Despard—Suffragette，Socialist and Sinn Feiner. London：Hutchinson，1980.，p.89.
[15] Despard，Charlotte. Woman in the New Era. With an Appreciation by Christopher St.John. London：The Suffrage Shop，1910.，p.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