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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日暮泛着淡金色的余晖，姗姗来迟地降临在法国北部山峦起伏的乡村大地上，初秋的气息也在空气中弥漫开。陷在缓坡之下的平地此时已经被阴影笼罩。年末最后一批收获的干草由机器捆扎好，零零散散地堆在地上，足有一人高。大型拖拉机拉着火车货厢那么大的满满一车土豆，或是喂牛用的粉碎了的玉米。在低矮的小山丘上，一片树林遮挡住了另外一类收获存在的迹象，这场收获在接近一个世纪之前就在这里了
。这片墓园中的每一块墓碑上都刻着名字、军阶和序号；162块碑上有十字架，还有一块碑上面是大卫之星。如果知道某人年龄的话，那么它同样也会被刻在上面：19岁，22岁，23岁，26岁，34岁，21岁，20岁。其中10块墓碑上仅是简单地写着：“大战中的军人，唯有上帝知道。”这些死者几乎全都来自英国的德文郡军团，他们的墓碑上都刻着同一个日期，1916年7月1日，也就是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绝大部分受难者都是由一挺离这里几百码远的德军机关枪杀死的，他们的尸体就被埋在了那个清晨他们曾经爬出过的那段前线战壕之中。邓肯·马丁上校，时年30岁，连队指挥官，平常生活中是一名艺术家，曾用黏土做出了英军计划发动攻击的战场模型。他预测出了当他和部队在一处毫无遮蔽的山坡上出现时，将会遭到附近德军机枪攻击的准确地点，并将此告诉了他的同僚。但在他们国家的军队所经历过的史上空前绝后的最血腥一天里，作为被杀或受重伤的21000名英军官兵中的一员，他也被埋葬在这里。
在墓地旁边的一块石板上，放着一块该团的幸存者在埋葬死者时刻的木牌，上面写着：
德文郡男儿过去坚守着这条战壕
德文郡男儿依旧坚守在此
墓园的访客本上留下评论的人大多来自英格兰：伯恩茅斯（Bournemouth）、伦敦（London）、汉普郡（Hampshire）、德文郡（Devon）。“向这里我们镇的三位市民致敬。”“睡吧，小伙子们。”“永志不忘。”“小伙子们，谢谢。”“谢谢您，叔祖父，安息吧。”我到这里的原因，明明是因为相信这场战争是毫无必要的愚蠢和疯狂，可为什么当我看到“睡吧”“安息”“牺牲”这类词语时还是会感到哽咽？只有一位到访者写下了与众不同的话：“永远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了。”有几页写着名字和评语的墨迹已经被雨水弄得模糊了——或者说，那是眼泪？
仅索姆河一役，大英帝国士兵的尸体就躺在400座墓园中，这只是一片粗看像新月形、长度不到20英里的区域，但墓地并不是那场战争留给这片土地的唯一印记。到处都能见到上面有数以千计弹坑凿成的洞的土地，这些地方早已无人问津。多年风吹雨淋的侵蚀淡化了战争的痕迹，但曾经的平地如今看起来就像上面长着草的崎岖不平的沙丘。在德文郡人墓地周围那些被重新整理过的土地上，有些拖拉机在驾驶座下方安装了装甲板，因为农用收割机械是无法区分土豆、甜菜和仍能被引爆的炮弹的。超过7亿发榴弹炮炮弹与迫击炮炮弹在1914～1918年被射向西线战场，据估计其中有15%都未能成功引爆。这些被遗弃的炮弹每年都会杀死人——例如，在法国为新型高速铁路进行路基挖掘工作期间，仅在1991年就有36人死亡。这片区域内还星星点点地散布着仍未排除险情的树林与灌木丛，周围遍布写着英法双语的黄色警告标示，警告徒步旅行者远离此处。法国政府雇了拆弹团队，这些人都是处理炸弹的专家，他们会负责处理村民发现炮弹时的来电；每年他们能收集并摧毁900吨未被引爆的弹药。从1946年至今，超过630名法国拆弹专家因公殉职。与那些炮弹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仍继续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潜伏在表象之下，这是因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都经过了它和由它首创的工业化条件下的全面战争的塑造。
即使我在一战结束后很久才出生，有关这场战争的方方面面却似乎一直存在于我的家庭中。我的母亲过去常常跟我讲起当美国——终于——加入协约国一方参战时，军队阅兵时人群疯狂的热情。她非常喜欢的一个表弟伴着人群的呼喊声走向了战场，结果却在战争的最后几周被打死了；她永远都忘不了当时的震惊与失望。然而，在我父亲的家族里，没有人会觉得他们的两个亲戚曾在一战中加入两个敌对的阵营——一个加入了法军，一个参加了德军——是件荒诞的事。如果祖国在召唤，你就应该奔赴前线。
我父亲的姐姐嫁给了一个在战争中为俄国作战的男人， [1] 他之所以能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都是因为俄国引发的一系列事件：俄国革命和随后激烈的内战——内战结束后，由于是失败方的一员，他来到了美国。有个夏天，我们家曾与这对姑姑姑夫一起度过，他们的朋友也是一战老兵，常来拜访他们。当时我还是孩子，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我站在了这些访客中某一位的旁边，我们每个人都穿着泳装准备去游泳，然后我向下一看，看见了这个人的脚：他的所有脚趾都在东线某处被德军机关枪射出的子弹打掉了。
这场战争也存在于英国表哥寄给我的作为圣诞礼物的插图冒险故事里。年轻的蒂姆、汤姆或者特雷弗，尽管只有十几岁，上校认定他们太年轻，不能参加战斗，他们却能在风笛手吹响冲锋乐、部队“过分深入”到无人区当中时，勇敢地躲开在空中飞翔的炮弹，将负伤的上校抬到安全地带。在后面的章节里，他总能——作为一名间谍或飞行员，或只是单纯凭着大胆——找到办法破解堑壕战的死局。
当我长大并了解了更多历史之后，我发现这样一种死局有它自己独特的魅力。在超过三年的时间里，西线各方的部队实际上是被锁在原地，动弹不得的，他们藏在战壕中，里面的壕洞有时能达到地下40英尺深，他们周而往复地走出战壕投入可怕的战争中，却最多也就只能占领几英里宽的泥泞的被炮弹炸得稀巴烂的废土。这些战斗造成的破坏至今仍令人难以置信。除了死亡，在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就有36000名英国士兵负伤。在整个一战期间，杀戮的规模超出了以往欧洲所经历过的任何战争 [2] ：例如，战争爆发时年龄在19岁到22岁的全部适龄德国男子中，超过35%的人在接下来的四年半的时间里被杀，许多活下来的人也身负重伤。对法国来说，死伤人数甚至更大：战争爆发时年龄在20岁到32岁之间的法国男子，在战争结束时死了一半。“1914～1918年的一战就像将那一时期与我们的时代分隔开来的废墟地带。” [3] 历史学家芭芭拉·塔奇曼（Barbara Tuchman）如是写道。当德国在二战入侵比利时的时候，那里的英国石匠们还在继续将本国一战失踪者的名字刻在纪念碑上。这项工作一战结束已经超过20年了仍没有结束。军队所经之处，城镇化为参差的瓦砾，森林与农场变成烧焦的废墟。“这不是战争，”一名在英国印度军团服役的伤兵在欧洲给家里写信说，“这是世界的终结。” [4]
在当今的各种冲突中，不论伤亡的是非洲童兵还是在伊拉克或阿富汗服役的美国工人阶级小镇青年，我们对穷人死亡人数不成比例的高的事实早已习以为常。但在1914～1918年，在全部的参战国中，统治阶级却出人意料地在战争中死伤惨重。不论是交战双方的哪一方，与在军官领导下爬出战壕护墙冲进敌人机关枪火力网的士兵比起来，军官本人都更容易死亡，并且他们常常出身于社会的最上层。例如，参加一战的全部英国士兵，大约有12%死亡，但对于参军的贵族或贵族后裔，这一数字就变成了19%。所有1913年从牛津大学毕业的学生中有31%的人死亡。德国首相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Theobald von Bethmann-Hollweg）失去了大儿子；英国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Herbert Asquith）也是。未来的英国首相安德鲁·博纳·劳（Andrew Bonar Law）失去了两个儿子，同样失去两个儿子的还有报业大亨、战时空军部长罗斯米尔子爵（Viscount Rothermere）。埃里希·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将军，一战德军的关键指挥者，失去了两个继子，还不得不亲自前去认领从战地坟墓中挖出来的其中一个继子支离破碎的尸体。赫伯特·劳伦斯（Herbert Lawrence），英军西线总参谋长，失去了两个儿子；法军的同级别人物，诺埃尔·德·卡斯泰尔诺（Noël de Castelnau），失去了三个儿子。英格兰最富有的人之一，威斯敏斯特公爵的孙子，在写信给妈妈的三天之后，头部被一颗致命的子弹射穿：“给我寄些袜子和巧克力，这两样可绝对是生活必需品。” [5]
还有一方面吸引我们去了解这场战争的是，这场战争以它自己的方式永远地粉碎了那个帝王们戴着羽饰头盔在马车里频频挥手致意的、沐浴在阳光下自信满满的欧洲。正像参战士兵、诗人埃蒙德·布伦登（Edmund Blunden）在对索姆河战役致命的第一天的描述中所写的，双方都“没有在战争中取胜，也不可能取胜。取胜的是战争本身”。 [6] 在无穷无尽的杀戮的重压之下，奥匈帝国与奥斯曼帝国两大帝国完全解体，德皇丢掉了王座，俄国沙皇和在照片里显得十分迷人的他的全体家庭成员——他的儿子穿着水手服，女儿们穿着白色裙子——丢掉了性命。即便是胜利者本身也是失败的：英法合计损失了200万人，战争结束时负债累累；归国的殖民地老兵掀起的抗议行动拉开了大英帝国分崩离析的大幕，法国北部的大片土地化为灰烬。这场持续四年半之久的毁灭性的战争使我们的世界观永远变得消极灰暗。“人性？刚经历过上一场战争，无法避免且更加残酷的新的战争又即将爆发，”俄国诗人亚历山大·勃洛克（Alexander Blok）在几年之后发出疑问，“还有人真的会相信人性中的理性吗？” [7]
即将到来的战争的确无可避免并且更加残酷。“两百万德国人的牺牲绝不会白费，”一战结束不到四年，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便发出咆哮，“……不，我们不会原谅，我们必须要——复仇！” [8] 德国的战败，以及随后巴黎和会上获胜的协约国怀恨在心的报复，不可避免地加速了纳粹主义的崛起以及20年后一场比一战更具毁灭性的大战的降临——同时降临的还有大屠杀。
我叔叔的一个朋友，一只脚上没有脚趾，就像他一样，有超过2100万负伤幸存者，在战争结束后又存活了很多年。20世纪60年代，我曾经访问一座用石头盖成、像堡垒一样的位于法国北部的国立精神病院，我看到那里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坐在庭院的长椅上，就像雕塑般一动不动，面无表情，他们都是在战壕里得了炮弹休克症的受害者。数百万身体或是精神受到创伤的参战老兵在数十年的时间里塞满了这类机构。这场战争的阴影还扩散到了那些幸存者于战后生下的数千万孩子的头上。我曾经采访英国作家约翰·伯格（John Berger），他1926年出生在伦敦，他告诉我，有时他觉得自己好像“出生在1917年西线的伊普尔。我能回忆起的第一件有关（我的父亲）的事，是一次他在做了那些反复出现的有关战争的噩梦后，尖叫着在午夜醒来”。
为何这场发生在遥远的过去的战争还能激起我们的兴趣？原因之一无疑是人们曾经相信自己为之而战的目标与战争实际创造出的令人痛苦的破碎世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交战双方都认为自己参战有正义的理由，并且在协约国一方，事情也的确是这样的。尽管没有正当理由，德国军队终究还是入侵了法国，还撕毁了确保比利时中立的协议，进军比利时。英国等其他国家的民众将对侵略受害国的援助视为一项高尚的事业，这可以理解。难道法国和比利时无权保卫自己吗？即便是在今天，我们中那些反对美国投入越南或伊拉克战争的人也常常会迅速补充道，要是我们国家受到攻击，我们也绝对会挺身而出，保卫家园。可是，如果有当时任何一个欧洲主要大国的领袖能够穿越时空，看到未来，看到这一切将会造成的后果，那么在1914年时，他们还会那么迅速地派遣军队投向战场吗？
国王和首相们没有预见到的，许多普通百姓却预见到了。从一开始，各参战国成千上万的民众就认识到了这场战争必然是一场灾难。他们相信，为这场战争付出无法避免的鲜血代价是不值得的，他们中的一些人凭借自己悲剧般清醒的头脑，对终将席卷欧洲的噩梦般的结局，至少做出了部分正确的预测，并且还大胆地将这一切说了出来。不但如此，在当时发声，他们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当时的社会到处充斥着民族主义情绪和经常演变成暴力事件的对持异见者的蔑视。少数勇敢的德国国会议员反对战争贷款，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和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等激进派后来还进了监狱——美国的社会主义者尤金·V.德布斯（Eugene V. Debs）最终也是同样下场。但在英国，涌现出了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的无所畏惧的反战者，他们坚持自身信念展开行动，并为此付出了代价。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先后共有超过20000名英国适龄入伍男性拒绝入伍。 [9] 许多人连服非战斗性质的替代役也一并拒绝，超过6000人被投入监狱服刑，监狱里面的条件十分恶劣：繁重的体力劳动，糟糕的伙食能把人饿成皮包骨，还有“禁声条例”严格禁止他们之间彼此交流。
在最终会有多少英国人拒绝参战尘埃落定之前，曾有大约50名早期的反抗者被强行编入军队，穿过英吉利海峡，被运到了法国，有些人一路上还戴着手铐。在举世闻名的索姆河战役首日到来的几周前，在离索姆河不远的一座英军军营里，在前线炮火声的掩护下，不为人所知的另一幕正在上演。这些反战者被告知，如果他们继续违抗军令，将会被执行死刑。岁月中回荡着他们巨大的集体勇气，没有一个人畏缩犹豫。直到最后一刻，多亏有人在伦敦为他们言辞激烈地游说说情，他们才保住了性命。这些反抗者和他们的同志们远谈不上终止了战争，也没有在一战正史上最终保有一席之地，但他们强大的信念却成为那段黑暗岁月中的光辉一幕。
那些因为反战而被送进监狱的人中，不仅有反抗征兵的年轻人，同时也有老人——还有几个是女人。如果我们能够进行时间旅行，回到1917年末到1918年初的英国监狱，我们将会在那遇到一些杰出的人，包括英国最优秀的调查记者，未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好几名未来的议员，一名未来的内阁成员，以及一位用厕纸记录狱友生活的秘密日记的前报社编辑。在西方国家，你很难再找出囚犯身份构成如此复杂的监狱了。
在一定程度上，这本书讲述的是一些人和他们所树立的榜样的故事，他们是战争中的反战者，而那些榜样如果不是为当时而存在的，就很可能是为以后的人准备的。我很希望这一部分是个胜利的故事，但是并非如此。可以这么说，与烧死女巫、奴隶制和种族隔离不同，这些曾经被视作理所应当的事情如今已被宣布为非法，但战争却始终在我们身边。军装、阅兵和军乐继续散发着诱惑，里面还添加了高科技带来的吸引力；全世界的男孩和男人们与一个世纪前一样，依然梦想着在战场上建功立业。因此，在更大程度上，这是一本关于那些真正投入1914～1918年间的战争中的人的书，对他们来说，战斗具有磁石般的吸引力，或者至少是相信参战是爱国主义非常必要的，事实证明，这场战争使世界变得更糟。
那些我们今天看到的也许是愚蠢杀戮的地方，那些战争的主导者中的许多人看到的却仅仅是高尚的情操与英雄的业绩。在一份写法生硬的使用第三人称的正式报告中，一位英国将军回忆起1916年7月1日那个灾难性的日子里，自己手下的士兵在索姆河投入行动时的情景：“他们一排排地向前推进，没有人逃避，他们全部经受着极端密集的重火力的覆盖，面对着最终会将他们消灭干净的机关枪和步枪火力……他发现行进时保持得极好的队形在遭到攻击时消失了。但是无人动摇、脱队或者试图后撤。他从没见过，事实上也根本无法想象如此英勇无畏、纪律严明和意志坚定的壮丽景象。他从仅有的几个生还者那里获得的对这场惊人进军的汇报，证明了他用自己的双眼看到的景象是真实的。这也就是说，几乎没有我方士兵抵达德军前线。” [10]
这样的将军当时脑子里在想什么呢？他们怎么会认为这样一场屠杀令人赞叹抑或宏伟壮丽，要比自己手下孩子们的性命更有价值？我们在今天可以把同样的问题丢给那些总是积极支持采取军事对抗行动的人，毕竟今天和1914年一样，当代战争也会频频引发预想之外的结果。
通常，战争会被描写成交战双方的对抗行为。相反，我所尝试的写法是，讲述在一个国家，英国，那些属于绝对主流的群体、热情地相信值得一战的人和同样坚信这场仗根本不应该打的人身上发生的故事，以此来追忆这场战争。于是，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个关于忠诚的故事。一个人最该忠诚于什么？国家、军人身份，还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想？像是这本书中提到的一些家庭中发生过的那样，如果一个家庭内部有些成员参加了战争，而他们中的某个兄弟、姐妹或是儿子却对此持有被大众视作懦夫或是犯罪的反对立场时，忠诚又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这还是一个关于一系列彼此冲突的梦想的故事。对于那些我在本书中关注的人来说，他们的梦想是希望这场战争能够恢复民族精神和帝国凝聚力；是希望战争快点结束；是希望英国能够依靠曾经屡试不爽、久负盛名的种种办法赢得战争：鼓起勇气，严明纪律和骑兵冲锋。对于反战者，他们的梦想则是欧洲的劳动者们永远不会在战场上兵戎相见；是一旦战争爆发，交战双方的士兵们将会见识到战争的疯狂并拒绝继续作战；再或者，是声称永远拒绝战争和剥削的俄国革命马上变成其他国家追随效仿的鲜活范例。
当我设法弄清为何这两类差异十足的人会在战争熔炉里做出各自选择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需要去理解战争发生前的那些年里他们的生活——他们早在那时就要经常面临对于忠诚的不同抉择。因此，这本关于现代以来第一场大战的书以战争开始几十年前的英国开篇，而不是从1914年8月开始。战争开始几十年前的英国，与今天我们所熟悉的那个在无数影视作品中描写的到处是乡村庄园和周末家庭派对的平静的田园国度大不相同。事实上，在战前时期的那一段时间里，英国正在进行着另外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同样促成了一场激烈的反战运动。回到本土，对于谁应该享有选举权的问题，当时的英国正受困于一场旷日持久的猛烈斗争，这场斗争先后引发了数起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导致了大批人士入狱，造成很多人死亡，这期间发生的故意损毁财物的事件，要比这个国家在一个世纪中的大部分时间里经历过的总和还要多。
鉴于我已将大量著名战役、事件和领导人物排除在外，接下来的故事绝不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它前期历史的全景式呈现。故事也与那些通常被视为属于某个特定群体的人，如战争诗人或布鲁姆斯伯里派等无关；总体来说，我回避了这些著名人物。对于一些被我追踪关注的人物来说，尽管在书中他们彼此依然像过去那样亲密，却在战时爆发过激烈的争吵，并断绝了一切相互联系，如果他们今天还活着，一定会失望地发现自己和对方出现在同一本书中。但是，他们每个人都因为家庭或是友谊，共同的信念或是在某种情况下是被禁止的爱，与一人或多人相连结。并且，他们都是同一个经历着磨难的国家的公民，在那里，最终战争的创伤吞噬了一切。
书中接下来将要登场的男男女女，是多年以来我慢慢收集的角色。他们所代表的人生体现了战火纷飞年代人们面对艰难抉择给出不同答案时，我就会把他们一点点地搜集起来。这些人中有将军，劳工运动积极分子，女权主义者，奸细，成为宣传推手的作家，成为革命者的驯狮人，内阁大臣，热心于变革的工人阶级记者，在黎明时被带到行刑队前的三位士兵，以及一名来自英格兰中部地区坚持反战后被苏联秘密警察杀害的年轻理想主义者。与传统历史著作相比，关注动荡年代里的一群人的本书可能在形式上更像小说。（实际上，最近有关战争的最佳小说之一正是受到了本书中出现过的一名女性的生平的启发。）但是，书里所写的一切都真实地发生过。因为当我们近距离审视时，历史总会展现出能给人带来启迪的人物、事件和道德的试验场，而这些唯有最杰出的小说家才可能创造出来。
[1] Boris Sergievsky， Airplanes，Women，and Song：Memoirs of a Fighter Ace，Test Pilot，and Adventurer （Syracuse，NY：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99），pp.21-101.
[2] Whalen，Robert Weldon. Bitter Wounds：German Victims of the Great War，1914-1939.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4.，p.41.
[3] Tuchman，Barbara. The Proud Tower：A Portrait of the World Before the War，1890-1914. New York：Macmillan，1966.，p.xiii.
[4] David Omissi， The Sepoy and the Raj：The Indian Army，1860-1940 （London：Macmillan，1944），pp.117-118，quoted in Keegan，John. The First World War. New York：Knopf，1999.，p.197.
[5] Gilbert，Martin. The First World War：A Complete History. New York：Holt，1994.，p.82.
[6] Mind’s Eye：Essays （Manchester，NH：Ayer，1977），p.38.
[7] Alexpander Nemser，“Low Truths，” New Republic ，30 July 2008.
[8] Alan Bullock， Hitler：A Study in Tyranny （New York：Harper & Row，1962），p.88.
[9] Pearce，Cyril. Comrades in Conscience：The Story of an English Community’s Opposition to the Great War. London：Francis Boutle，2001.，p.169. 学者们过去采用较小的数字，但皮斯认真计算从而弄清了为何之前数据被低估，更精确的数字仍无法确定。
[10] Travers，Tim. The Killing Ground：The British Army，the Western Front and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Warfare，1900-1918. London：Allen & Unwin，1987.，p.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