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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每到一处，迎接国王与王后的都是雷鸣般的欢呼声。他们乘坐的船只从朴次茅斯起航时，皇家海军本土舰队的15艘军舰在两侧护航——这些强大的战舰有着与之相匹配的名字：不屈号，无敌号，不挠号，壮丽号。几天的航行后，皇家客轮及其护卫舰队来到了位于西班牙海岸线上的特拉法加角，这里曾是拿破仑时代英国海军取得划时代胜利的战场
——再次证明战争中勇气与纪律总是战无不胜的——随后，当夜幕降临时，它们抵达了直布罗陀领地。这座位于巨岩之下的小镇控制着地中海的入口，此时它灯火通明，迎接船队的到来。第二天早上，大西洋舰队十艘舰只上的水兵们在出海时向这对皇室夫妇——国王身穿白色的海军总司令军装——发出了三声热烈欢呼。在塞得港，埃及的赫迪夫佩戴上巴斯勋位的星形勋章和绶带前来致敬。当国王的蒸汽船沿着苏伊士运河航行时，埃及骆驼军团作为护卫队，接力在岸边随行。在苏伊士，烟花填满了整个天空。在亚丁，更多的英军军舰鸣放121响礼炮。几个月前，乔治五世国王和玛丽王后刚刚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完成加冕仪式，此时他们正前往印度就任印度皇帝和皇后。他们于1911年11月开始的这次航行，是自狮心王理查一世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出发攻占耶路撒冷后，英国君主第一次离开欧洲。
这趟为期六周的盛大出访在英属印度是前所未有的。一路上，军乐队吹奏军号，旁遮普战舞和苏格兰剑舞表演纷纷登场，一场马球冠军赛也在此期间开打。在加尔各答，大群印度民众冲破了士兵的警戒线，争相从国王的足迹踏过的土地上抠下土块，然后把它们按在额头上。人们对一切长期以来关于印度发生过的对抗殖民统治起义——有些发生的时间相当之近——的记忆都消失了，至少英国媒体是这样报道的。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山麓地带，一位印度王公集中了645头大象，带着皇帝陛下和一大群嘉宾以及猎场看守前去狩猎老虎。在孟买，一向寡言少语的乔治国王被欢迎人群的热情感动得不能自已，由于哽咽，他好一会儿都说不出话来。
高潮是在德里举行的盛大加冕典礼，乔治五世和玛丽王后在现场被宣布成为印度皇帝和皇后。聚集在空场上的十万群众使空气中满是尘土，皇帝夫妇在华盖之下深红与金色的高高的宝座上就座。皇帝穿着一件紫色天鹅绒长袍，头顶的皇冠上钻石闪闪发光；更多的钻石在皇后的后冠上闪耀着，身上的绸缎礼服镶着金边。二人由皇家近卫骑兵团、印度枪骑兵团、苏格兰皇家弓箭手连、廓尔喀步枪队以及骑着白马的英国与印度号兵各十二人护送前往宝座。十六支百人军乐方阵吹奏起凯旋的乐曲。十四名身上挂满勋章的印度侍从头戴头巾，他们穿着一身猩红色服装负责传递权杖；另有四人手持用牦牛尾毛与孔雀羽毛制成的扇子，驱赶接近仪式的昆虫。长剑、头盔和军号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随风飘动的三角旗随处可见，隆隆炮声过后的烟尘在空气中弥漫。英国的官员和印度的贵族们先是上前鞠躬致敬，然后毕恭毕敬地退下，过程持续了一个小时：总督；高等法院的大法官和各级审判长；各省总督与副总督；海得拉巴的尼扎姆；博帕尔的伊斯兰教女王；兰普尔的穆斯林王公，卡拉特可汗，以及数不清的众多土邦王公们。
只有一段古怪的插曲给仪式留下了瑕疵。一位印度贵族被认为没有表现出合适的尊重，他是巴罗达的盖克沃尔。“前来致敬时，”伦敦的《泰晤士报》怒气冲冲地指出，“他得意扬扬地走上前来，挥舞着手中的棍子——这本身即是对礼仪的粗鲁冒犯，而当从陛下身前经过时，他用最敷衍的方式向陛下致敬。几乎无人相信他的无礼行径不是故意而为的。” [1] 后来，对此感到心烦意乱的盖克沃尔再三表示自己当时仅仅是有些紧张糊涂而已，但这只是白费力气。奇怪的流言开始四处传播：人们甚至说他对从英国手中夺取了自由的美国十分欣赏。当在一则新闻短片中看到他时，伦敦的观众们发出了阵阵嘘声。然而，基尔·哈迪却热切地对此事大做起了文章：“其他的地方统治者们已经学会了在宝座前卑躬屈膝，”他写道，“但他……却始终站得笔直，然后，最令人震惊的是，离开高台时，他竟然把后背朝向了国王。” [2] 哈迪期待着有一天，更多的印度民众能对“亲吻压迫者的脚使自己的屈辱再添一分”的行为说不。
当然，骄傲地出席加冕仪式的英国官员们并不觉得自己是压迫者。作为其中的杰出分子，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坐在了第一排。作为印度驻军统帅的任务本来已经结束，但他很有心计地将离行日期推迟到了国王访问结束之后。他在日记里写满了对自己的士兵在国王面前的表演十分满意的评语。“一场完美的阅兵。士兵们站如磐石……我过去从未见过比这更好的士兵队列，或是秩序更井然有序的骑兵方阵。”
一如既往地作为皇室宠儿，他得到了额外的爵士头衔册封。启程回国时，他已是印度帝国爵级司令勋章的获得者。与约翰·弗伦奇之前一样，他的下一职务将是统领奥尔德肖特的第一集团军，此时，这支部队正被派往欧洲大陆，以应对可能出现的战争。
像这场加冕仪式一般对帝国强大力量进行展示的行为绝不仅仅是为了满足那些到场之人的虚荣心。它们在向一切潜在敌人强调，一旦战争真的爆发，英国将有实力令整个帝国投入战争当中。它所传达出的信息是，在欧洲任何战争中，来自英伦三岛的士兵身边都将有来自像皇家德干骑兵团、英王非洲步枪营或是西印度军团等精锐部队的将士与他们并肩作战。在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忠诚的臣民们都会将援助英国视为他们的职责。“学校就像军需工厂，”在南非格雷厄姆斯敦（Grahamstown）的一所私立男校，校长珀西·凯特威尔（Percy Kettlewell）牧师在1913年时宣称，“应该持续不断向外供应活物资。” [3] 他的心愿最终达成了：在第二年开始的战争中，将近1000名从他的军需工厂毕业的学生穿上了军装；其中125人在战争中被杀。
在加冕仪式举行的同一年，德国在摩洛哥爆发起义期间向该国的阿加迪尔港口派出了一艘军舰，并宣称是为保护德国侨民，此举引发了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令人尴尬的是，当地其实一个德国侨民也没有，但为了让事实与德皇的说辞相符，一名德国商人被从75英里以外的一座城镇匆匆召唤到了阿加迪尔。）私下里，好战的德军总参谋部参谋长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希望，他的国家能“鼓起勇气表明我们已准备好用武力来执行强有力的命令”
[4]
。为回应德国的行动，英国下令皇家海军进入戒备状态，这在和平时期极为罕见。同非洲的其他纷争一样，这一次，解决问题的还是一纸战利品瓜分协议：法国加强了对摩洛哥大部分地区的控制，而德国获得了法国在非洲中部的一小块领地
。
面对彼此国家间逐步升级的紧张局势，法国与德国的社会党人加倍宣示他们的团结立场：一位德国社民党领导在法国社会党的代表大会上做出承诺，“我们绝不会向你们开火” [5] ，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作为法国右翼人士的眼中钉，让·饶勒斯在柏林向他的同志们发表了演说，并在回国后对德国社民党大加称赞。当德国社民党于1912年初在国内议会中赢得了超过四分之一的席位后，法国最大的社会主义报对此欣喜若狂，称这一结果“是整个无产阶级的一场胜利，表现了人们对和平的普遍愿望” [6] 。其实，像他们一直坚持的那样，德国议员中的社会主义者们还在继续对本国——此时正在不断增加——的军事预算案投反对票。
当年晚些时候，来自23个国家的555名代表在瑞士的巴塞尔汇聚一堂，召开了一届不同以往的气氛热烈的第二国际代表大会。身穿白衣的儿童一边演唱社会主义歌曲，一边引导与会者穿过街道前往市内教堂。第二年，哈迪的独立工党举行了一场反战活动，其间在伦敦的一场大规模游行上，他的朋友饶勒斯和多人均发表了演说，活动也迎来了高潮。这个个子矮小、身体圆胖、长着一脸大胡子的男子是个具有传奇般力量的演讲者，说话时，他的声音会由于激动而颤抖，手上会比出夸张的手势，头向后仰起（“饶勒斯用胡子思考” [7] ，一个认识他的人这样评价），尽管他说的是法语，但没有人会不理解他想表达的意思。根据一位在场的见证者回忆，当他把手放到讲台边，将它稳稳地举起时，英国群众兴奋地向他喝彩，因为“我们都明白他要说的是工人阶级的崛起” [8] 。
高层人士纷纷在对战争进行预言。冯·毛奇推动德国大规模扩军，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总理：“各方都在为欧洲战争做准备，各方都相信这场战争迟早会来。” [9] 各方不仅仅在准备，他们的最高指挥机构已经为战争的展开制订出详细的计划。如果德国向法国进攻，英军在哪座港口登陆，将有多少法国列车和翻译迎接他们，战线的边界可能在何处，英法两国的军官们早已制订了相应计划。然而，对于那件用来屠杀“土著人”的武器——机枪，却没有什么准备工作将它考虑进去。当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将军们在作战指挥桌上展开地图时，太多的时间都被花在了如何布置骑兵部队上。
德国人可能会在何处发起进攻？显然不是在他们与法国接壤的边境，因为在那里，他们将遭遇法国的重型防御工事。预测表明，相反，利用比利时发达的铁路系统和坚实的花岗岩道路，德国人会迅速从中立的比利时通过，然后挥师向南朝巴黎进军。事实上，英国与法国正指望着这样的情况发生。只有比利时遭到突袭，英国人才能够轻松取得参战的正当理由，因为，各大国之前已经签订了一项承认比利时中立地位的协定。一位英国政界高层人士向他的一位法国同僚发出警告说，无论如何，“都决不能让法国的指挥官们率先跨入比利时的国界！” [10] ——因为这样一来，英国公众就绝不会支持本国参战了。
由于记忆中的历次战争均以获胜告终，英国许多具有影响力的人士期待欧洲爆发一场干净利落的战役，它能使这个处于软弱危险中的国家的脊梁再次坚挺起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1912年出版的一期《每日邮报》上，一位评论员写道，“但最严重的战争却也只能造成微乎其微的实际伤害。” [11] 其他人对战争实质的认识没有这么乐观，但也都十分确定它一定会到来。查尔斯·贝雷斯福德（Charles Beresford）当时是国会议员，曾经担任海峡舰队司令一职，每到新的一天，他都会用“早上好，又是与德国战争更近的一天” [12] 来打招呼。贝雷斯福德是吉卜林的朋友，后者的作品中更是充满对那些看不到战争迫在眉睫的人的激愤之情。吉卜林对德国海军实力的逐步增强感到忧心忡忡，对正在“火山口上舒舒服服地野营” [13] 的英国同胞们高声抱怨，并开始将德国人称作“匈奴人”或“哥特人”。在诗作中，他对一个不把钱用来扩充军备却用于社会改革的政府进行了严厉的谴责：
因为需要给高声示威的人群更多薪水，
他们在敌人的面前解散了弓箭手。
由于糟糕的视力，他的儿子约翰加入海军的愿望落空了，但吉卜林开始进行幕后牵线，看看是否能让约翰进入桑德赫斯特的陆军学院，为了让儿子准备入学考试，他将儿子送到了一个“备考老师”那里，他希望儿子能够在陆军重新展开军旅生涯。
一个世纪过后，很容易看到引发整个欧洲大陆走向战争的渐进式步骤。但对当时的英国人来说，国内才是看起来最可能发生流血事件的地方。工会成员人数大幅增长，他们的好战性也在上升：1911年，一场运输工人举行的罢工令全国大部分港口陷入瘫痪长达数周之久，而更多的罢工行动即将到来。在这一年和随后的第二年中，当局共出动了超过50000人的军队来应付罢工，甚至还向利物浦派遣过两艘军舰。仅利物浦就有200名罢工者在与士兵爆发的冲突中受伤以及两人死亡。
在种种对社会现状的威胁面前，监视工作的地位提高了。在苏格兰场
，巴兹尔·汤姆森（Basil Thomson）接管了对潜在滋事者的追踪工作，他是一名野心勃勃且极度保守的前殖民地官员，极具自我推销的天分。留着小胡子，穿着燕子领衬衫，胸前口袋里整洁地塞着一条白手帕，比起侦探，照片里的他看起来更像是个衣冠楚楚的花花公子。很快，他手下的探员们就开始出席罢工会议，拆开妇女参政论者们的邮件，并对哈迪的独立工党密切关注。汤姆森曾对一位朋友评论说：“除非能有一场欧洲战争改变目前的局面，否则我们就将朝某种与革命非常相似的局面迈进”。
[14]
他并不是唯一有这种感觉的人。“眼下若能爆发一场大战，也许会对消除社会主义者们的谬论大有裨益，”一位军官在信中吐露心声，“还很可能会为这一切的劳工动乱画上句号。”
[15]
不过若是谈到引人注目的破坏行动，工会会员们在激进的妇女参政论者面前只能自愧不如。1911年，在议会未能通过一项关于妇女投票权的议案后，克里丝特布尔煽动妇女社会和政治联盟的成员们采取暴力手段。在两场令人印象深刻的袭击行动中，妇女参政论者们在伦敦市中心横冲直撞，她们把锤子藏在暖手筒里，报馆、酒店、近卫军俱乐部、一大批政府办公室以及将近400家商店的窗户都被她们砸破了。由于担心遭到逮捕，克里丝特布尔逃到了巴黎，在那里，她继续编辑妇女社会和政治联盟的报纸，号召发动更多起破坏行动。她的母亲和另外两名女子坐着出租车来到唐宁街10号的首相官邸，对那里展开了一场奇袭，打碎了两扇窗户。（埃米琳成功挣脱了警察的控制，争取了足够多的时间，又向殖民地办公室的窗户扔了一块石头。）英国几乎从未经历过这样的场面。
尽管人数在减少，可妇女社会和政治联盟的支持者们变得比以往更加激进，她们曾先后在皇家植物园内的兰花园、伦敦的一座教堂和一座赛马场的看台放火，炸毁了一座废弃的火车站，并在伦敦塔将一个珠宝盒打烂
。她们剪断了连接伦敦与格拉斯哥的电话线，在高尔夫球场的果岭刻上“没有选票，没有高尔夫！”的字，还倒入酸性物质使草无法生长。根据当时的一份报纸的估算，妇女参政论者们共造成了50万英镑的财物损失
[16]
，这笔钱在今天约等于6000万美元。到此为止，她们中间已有超过1000人被捕入狱，而在1913年，还有一人面对新闻短片的拍摄镜头和大群观众做出了惊人之举，并牺牲了自己的性命，她就是埃米莉·怀尔丁·戴维森（Emily Wilding Davison），妇女社会和政治联盟成员，埃普索姆德比大赛进行期间，她冲进赛道，拽住国王赛马的缰绳，被正在全速奔跑的赛马撞翻。四天以后，她因伤势过重死亡。玛丽王后称她为一个“令人讨厌的女人”
[17]
。埃米琳·潘克赫斯特则叫她“我们当中最勇敢的战士之一”。
[18]
作为一个一直以来都非常注意在最大限度上维持自己得体形象的女人，潘克赫斯特对暴力的欣然接受令人颇为震惊。在妇女社会和政治联盟内部，只要有成员对这种新的激进策略提出反对，或是不赞同她对组织独断专行的控制就会被开除。这些人中有一人不光被逐出了组织，还被赶出了英国，她就是埃米琳情绪不稳定的小女儿阿德拉。由于阿德拉支持与妇女投票权运动毫无关系的罢工运动以及其他左翼运动，对此怒不可遏的埃米琳给了她一张价值20英镑的船票和一封写给澳大利亚一位妇女参政论者的介绍信，坚决要她移居海外。尽管内心深受伤害的阿德拉对此感到非常矛盾，但仍对母亲言听计从，她还是服服帖帖地上了船，再也没有见到过母亲或是姐姐们一面。
埃米琳和二女儿西尔维娅对外展现出好斗与团结一面的背后，相似的紧张关系正在她们之间酝酿。对于西尔维娅来说，妇女投票权运动同样也只是为无产者进行的更加广阔的斗争的一部分，在这一点上，她和他的爱人基尔·哈迪的看法是一样的；对于母亲和背井离乡的姐姐克里丝特布尔对于暴力的新狂热，她也默默地感到失望。
1912年以后，西尔维娅搬进了伦敦东区破败不堪的贫民窟，去帮助那里的穷人，愈发坚定地走上了属于自己的道路。也许她并不自在，但这时的她和东区被她组织起来的妇女们在形式上还隶属于妇女社会和政治联盟。她与一对鞋匠夫妇住在一起，并继续筹划着各种一看便知是潘克赫斯特家风格的引人注目的抗争行动。例如，她曾让一名妇女藏在一只带内衬的箱子内，这个箱子要经过服务通道作为货物被运送到下议院内部。一进入下议院，那个妇女就偷偷溜出箱子，在访客廊台上，她把一个三磅重的面粉口袋里的东西全都倒在了底下反对妇女获得投票权的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Herbert Asquith）的脑袋上。但是，尽管西尔维娅本人喜欢成为众人注意的中心，她建立的组织所做的却远比此类噱头行动要多得多。众多举措中包括向妇女提供有关演讲、女性法律地位、儿童保育以及当时并不寻常的性教育等方面的课程与讲座。后来，许多在她的帮助下获得培训的妇女都在工会或是选举办公室走上了领导岗位。
在一场由码头工人组织的旷日持久的激烈罢工期间，西尔维娅组织妇女们去帮助码头工人照顾他们的孩子，而作为回报，上百位东区的工会成员加入向霍洛威监狱进军的游行队伍中，声援那里一位正在进行绝食抗议的妇女参政论者。要知道，许多工人阶级男性同样没有投票权，这是因为，将近百分之四十的英国成年男子由于太穷，根本无法取得投票资格。在苏格兰场，巴兹尔·汤姆森的手下们对西尔维娅和她的新盟友们保持着密切监视。曾在1913年对西尔维娅实施逮捕的一名督察在向上级的汇报中说，他好不容易才从“一群满怀敌意的”男人中间逃了出来，他们中有人“用码头装卸的手钩……武装自己……并且要尽一切努力阻止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被捕”
。短短几年时间，她在东区付出的努力似乎成为那个总是难以捉摸的社会主义梦想的生动体现：一切无产者团结起来。她的另一个梦想似乎也一度要成为现实，那是在她经历过一场监狱绝食抗议后卧床休养期间，她迎来了母亲的探望。她最终能够在埃米琳的心中赢得与克里丝特布尔同等的地位吗？
当然，在西尔维娅之前很久，夏洛特·德斯帕德就已经投身伦敦的贫民窟。尽管生于不同的年代——德斯帕德要大上38岁——但二人此时却成为政治盟友，经常会在同一块讲台上发表演讲。在电视出现以前，演讲是激进分子和持异见分子将自己的想法传达出去的最主要的方式。不论是在街角临时搭建的讲台上，还是在演讲大厅里，德斯帕德都能应对自如地进行演讲。她的演讲总能吸引上百人甚至上千人聆听。作家克里斯托弗·圣约翰（Christopher St.John）曾经对她在海德公园的一次集会上就妇女投票权话题的演讲场面做过这样的描述：“她像卡桑德拉般高举起双臂；整个瘦弱纤细的身体似乎在预言的作用下颤动起来，在她满头的白发后面，那条令人熟悉的黑色蕾丝罩纱向后飘动着，仿佛骑兵手中擎着的三角旗。” [19]
德斯帕德和她的众多追随者拒绝交税，像1776年美国的叛乱那样，他们也表示，“无代表不纳税！”作为回应，政府没收了她的家具。此时她已年近七十，为了妇女投票权和劳工权益进行的一系列斗争令她心潮澎湃，以至于她曾经宣称：“二十岁那年的我比现在更老。” [20] 不论在何种程度上认同无产者，德斯帕德都从未失去她那种贵族特有的权利意识，即便是在四次入狱经历中也依旧如此。“我激动地看着这个高贵威严的人物进来，” [21] 另一名犯人写道，“……她进来后的第一件事是淡定地拒绝了医生给她开的药。‘我这辈子都没吃过药——我没打算从现在开始吃药。’她的话马上就被当成了圣旨。每个狱警似乎都对她非常敬畏。”另一名囚犯回忆：“不论过去还是以后，我都没见过第二个（像她这样的）犯人，从第一天入狱起，每晚都能睡得那么香。” [22]
“报纸上的新闻……让人不由得去想，阶级斗争的战争已经开始了。”
德斯帕德在1914年初的日记上满怀希望地写道。如果英国爆发一场革命，那么那个注定要在其位谋其政而去镇压革命的人就是德斯帕德的弟弟，这时他刚被提拔为陆军元帅，英国陆军的最高军阶。约翰·弗伦奇爵士始终将妻子埃莉诺拉和他们的孩子扔在赫特福德，自己则在伦敦的临时住处继续拈花惹草，与他同住的是乔治·G.摩尔（George G.Moore）。摩尔是来自美国的投资家和铁路大亨，同时也是弗伦奇积习难改的财政问题的解决者。摩尔是个忠实的亲英者，他非常崇拜弗伦奇，心甘情愿地为后者支付房租和他由于招待女性朋友们喝酒吃饭而产生的大笔开销。德斯帕德保持着与“我亲爱的老杰克”的和睦关系，按她的日记记载，弗伦奇在1914年的春天时对她进行了一次“令人愉快”的拜访。对于姐姐身上的各种激情，弗伦奇作何理解？对于这些，他当然一个都理解不了，但对于他来说，姐姐仍然十分重要，正因为如此，他才在几个月以后又对姐姐进行了一次拜访，还带上了他的新情妇，一名前演员，她此时是一位伯爵的妻子。显然，有朝一日姐弟将在某场革命的街垒两侧对峙的想法并没有令他们感到困扰。
尽管军备扩张的脚步在过去五六年中不断加速，但1914年的前六个月却是一段异常风平浪静的时光，不受任何国际纷争的干扰。超过50000名德国人在英国工作，在这里，他们往往能赚到比在自己国内工作更高的薪水。而来到德国的英国人也高兴地发现，许多德国人如今已学会了英语；德国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在英国是如此受人钦佩，以至于牛津大学在这一年里将大部分的荣誉博士学位都颁发给了德国人。
欧洲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似乎大为改善，这样当然很好，毕竟，英王乔治五世、和他长得很像的沙皇尼古拉二世与德皇威廉二世之间全都有着亲戚关系。乔治是尼古拉的姨家表兄，同时是威廉的姑家表弟；他与沙皇和德皇的妻子也都有亲戚关系。三位未来的君主在童年时就已彼此相识，他们的皇家游艇曾在波罗的海度假时停靠在一起，前一年威廉女儿的婚礼上，他们也在柏林汇聚一堂
。威廉是尼古拉一个孩子的教父，维多利亚女王去世时，作为她的外孙，威廉也在床边送了她最后一程。6月下旬在德国举办的一年一度的易北河帆船赛上，英军一支由战列舰和巡洋舰组成的分遣舰队也是座上宾。一如既往热爱军装的德皇穿上了饰有金穗带的英国海军荣誉上将的制服
，英国和德国的军官们则一起观看比赛，参加宴会。当皇家海军的舰只起锚回国时，他们的指挥官下令向德国同行打出旗语：“过去是朋友，永远是朋友。”
[23]
谁说不是呢？这一年的春夏之间，一场冲突占领了英国报纸的头条，成为人们政治生活中的热议话题，这场冲突与德国无关，但离英国很近。
几个世纪以来眼看着自己的税收和地租收入落入英国人的口袋，爱尔兰人心中燃烧着怒火。根据计划，一个折中版本的爱尔兰自治法案将于这一年晚些时候正式实施，该法案将赋予新的爱尔兰议会对绝大多数内政问题的自治权。害怕落入岛内占大多数的贫困天主教徒的统治，成员大部分为北部新教徒的较富裕的激进分子们决定造反成立自己的临时政府。他们受到了岛上其他新教徒地主们的暗中支持，组建起一支义勇军部队，并进口了30000支步枪。为应对这一情况，都柏林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们也组建起了自己的准军事力量，并开始进行武装。对于英国后院这场潜在的战争，德国感到非常高兴，并秘密向双方同时出售武器。
在好几个月的时间里，这场危机成为已经被劳工运动造成的动荡局面和不知道激进的妇女参政论者们下一次要攻击哪里搞得心烦意乱的英国政府的心头之患。对于被帝国意识支配头脑的英国人来说，爱尔兰与英国不可分割是他们的信条——这个国家的名字不正是叫作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吗？许多英国社会的最上层人士——例如约翰·弗伦奇爵士——都为自己的爱尔兰出身感到骄傲与自豪。难道为了维护统一，英国就没有打过内战吗？部分英国人已经准备好再冒一次这样的险，而阿尔弗雷德·米尔纳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位。他在1914年初时便认定必须对此采取严厉手段——“不能采取暴力或是主动反击，至少一开始不能这样” [24] ，他别有深意地暗示道，令人颇感不祥。他在给维奥莱特·塞西尔的信中说：“之前的三四个月，是我自南非那时起对公共事务最为操心的一段时光。” [25] 在米尔纳看来，爱尔兰人与布尔人没什么区别，他们应该与布尔人一样，永远受英国人的统治。拉迪亚德·吉卜林与其观点一致，在它看来，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就是一群“西方的东方人” [26] 。
米尔纳开始在英国各地发表演说反对自治法案。然而，他真正的出彩之处并不是在讲台上，而是在于他充分运用了自己为人称道的执政技巧。这一点体现在他对反对爱尔兰自治的右翼政治力量的巧妙动员上。在公开场合，他和盟友们为一份公民抗命宣言收集了大约200万个签名。私下里，他为北爱尔兰的新教义勇军募集资金购买武器 [27] ，其中，吉卜林捐出了令人震惊的30000英镑，这笔钱放在今天价值超过300万美元。维奥莱特仍然一如既往地支持着米尔纳。毕竟，如果关于地方自治的颠覆性思想传播开来，那么很快，她的儿子乔治——此时他刚结束了军校生活，成为近卫步兵第一团的军官——就没有大英帝国可以保卫了。
1914年的夏天来临之际，当局正在拼命解决这场看似一个世纪以来国家面临的最严重危机。皇家海军从海外召回了部分舰船。乔治五世召集各方在白金汉宫举行紧急会议，国王发表了一段严肃的讲话作为这场史无前例的会议的开场白，若是换个场合，这段讲话听起来就像出自埃米琳或是克里丝特布尔·潘克赫斯特之口：“如今，我最有责任心、最清醒冷静的子民口中正在发出内战的呼喊。” [28] 然而，这次会议最后在争执中收场。当英国军队在都柏林向抗议人群开火当场射杀三人，造成多人受伤并导致其中一人伤重不治身亡后，大范围的暴力事件似乎离人们越来越近。卡丽·吉卜林开始为受到围困的爱尔兰新教难民筹集衣物，而这些人将很快充斥英国本土。
不光是吉卜林一家与米尔纳、德斯帕德、弗伦奇以及潘克赫斯特母女几人，在英国，几乎所有人都将目光聚焦在了逐渐逼近的爱尔兰冲突上，以至于他们并没怎么关注新闻报道，6月底，奥匈帝国的弗兰茨·斐迪南大公与妻子索菲亚在首府城市萨拉热窝被刺客射杀了。
[1] Times ，2 January 1912.
[2] Times ，6 January 1912.
[3] Marguerite Poland， The Boy in You：A Biography of St Andrew’s College，1855-2005 （Simon’s Town，South Africa：Fernwood Press，2008），p.165. 我由衷感谢弗朗西斯·威尔逊教授告诉我这条引文。
[4] Fischer，Fritz. Germany’s Aims in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Chatto & Windus，1967.，p.25.
[5] Joll，James.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1889-1914. New York：Harper & Row，1966.，p.151.
[6] L’Humanit é，quoted in Haupt，Georges. Socialism and the Great War：The Collapse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Oxford：Clarendon Press，1972.，pp.113-114.
[7] Remy de Gourmont，quoted in Tuchman，Barbara. The Proud Tower：A Portrait of the World Before the War，1890-1914. New York：Macmillan，1966.，p.421.
[8] Interview with Fenner Brockway，quoted in Benn，Caroline. Keir Hardie. London：Hutchinson，1992.，p.315.
[9] Fromkin，David. Europe’s Last Summer：Who Started the Great War in 1914？ New York：Knopf，2004.，p.31.
[10] Esher to Huguet，General A. Huguet， Britain and the War：A French Indictment （London：Cassell，1928），p.18，quoted in Tuchman，Barbara. The Proud Tower：A Portrait of the World Before the War，1890-1914. New York：Macmillan，1966.，p.54.
[11] “Linesman，”24 October 1912. Quoted in Glenn R.Wilkinson，“‘The Blessings of War’：The Depiction of Military Force in Edwardian Newspaper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33：1（January 1998），p.103.
[12] Stephen E.Koss， Lord Haldane：Scapegoat for Liberalism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9），p.66，quoted in Gilmour，David. The Long Recessional：The Imperial Life of Rudyard Kipling. 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02.，p.205.
[13] Kipling to Dunsterville，c.1911，quoted in Gilmour，David. The Long Recessional：The Imperial Life of Rudyard Kipling. 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02.，p.207.
[14] Thomson，Basil. My Experiences at Scotland Yard. Garden City，NY：Doubleday，Page，1923.，p.298.
[15] Sitwell，Osbert. Great Morning！ Boston：Little，Brown，1947.，p.137.
[16] Standard ，25 February 1913，cited in Purvis，June. Emmeline Pankhurst：A Biography. London：Routledge，2002.，p.210.
[17] James Pope-Hennessy， Queen Mary，1867-1953 （New York：Knopf，1960），p.465.
[18] Daily Herald ，10 June 1913，quoted in Purvis，June. Emmeline Pankhurst：A Biography. London：Routledge，2002.，p.222.
[19] Despard，Charlotte. Woman in the New Era. With an Appreciation by Christopher St.John. London：The Suffrage Shop，1910.，pp.12-13.
[20] Linklater，Andro. An Unhusbanded Life：Charlotte Despard—Suffragette，Socialist and Sinn Feiner. London：Hutchinson，1980.，p.126.
[21] Emmeline Pethick-Lawrence，quoted in Mulvihill，Margaret. Charlotte Despard：A Biography. London：Pandora，1989.，p.74.
[22] Lytton，Constance，and Jane Wharton. Prisons & Prisoners：Some Personal Experiences. London：William Heinemann，1914.，chap.6.
[23] Gilbert，Martin. The First World War：A Complete History. New York：Holt，1994.，p.18.
[24] Memorandum to committee of the British League for the Support of Ulster，16 January 1914，quoted in Marlowe，John. Milner：Apostle of Empire. A Life of Alfred George the Right Honourable Viscount Milner of St. James’s and Cape Town，KG，GCB，GCMG（1854-1925）. London：Hamish Hamilton，1976.，p.224.
[25] 11 March 1914，quoted in Gollin，A.M. Proconsul in Politics：A Study of Lord Milner in Opposition and in Power. New York：Macmillan，1964.，p.186.
[26] Kipling to Mrs.Guthrie，16 November 1901，quoted in Gilmour，David. The Long Recessional：The Imperial Life of Rudyard Kipling. 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02.，p.242.
[27] Marlowe，John. Milner：Apostle of Empire. A Life of Alfred George the Right Honourable Viscount Milner of St. James’s and Cape Town，KG，GCB，GCMG（1854-1925）. London：Hamish Hamilton，1976.，p.235 n19.
[28] Fromkin，David. Europe’s Last Summer：Who Started the Great War in 1914？ New York：Knopf，2004.，p.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