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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陆异同

1510年农历十一月,三十九岁的王阳明回到北京,在兴隆寺里等待新的任命。他惊奇地发现,北京城不再像三年前他离开时那样死气沉沉,到处都是新气象。他在北京的弟子们和仰慕者纷纷来拜见他,几乎踏破了兴隆寺的门槛。本年最后一个月,中央政府命令他到南京刑部报到,这是个挂职,所以他不必到任,于是他下定决心在北京传播心学。1511年正月,就在他踌躇满志准备做精神导师时,他的两个弟子争论起来。但争论的内容不是他的心学,而是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

王阳明的弟子王舆庵读陆九渊,津津有味,又去读朱熹,味同嚼蜡。所以他认为陆九渊心学是圣学,而朱熹理学则是偏门。另一位弟子徐成之恰好相反,他认为朱熹理学是圣学,陆九渊心学是禅,和他们儒家毫无关系。

两人辩论许久,不分高下,于是请王阳明裁判。王阳明高度评价了两人的学术辩论热情,但也指出,学术辩论是要明理,你们二人的辩论中充满了意气,你们是在分胜败,并非是在明理。你二人各执一端,无论是对朱熹还是对陆九渊都没有全面领会,所以就是争论出个胜败来,也毫无意义。最后他说,“是朱非陆”已是定论,徐成之不必为朱熹伸张,朱熹是对的;王舆庵你就是为陆九渊辩出花来,陆九渊的学说也不能大行天下。

徐成之对这种答案很不满意,尤其是最后一句话,好像陆九渊受了不白之冤。王阳明苦笑,他对弟子的执着很赞赏,他想做一回裁判,但他有苦衷。

我们应该很有信心地确定,王阳明心学是从朱熹理学牢笼里冲出来的,他在龙场悟到的“道”就是朱熹“格物致知”的拨乱反正。他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和他“圣人处此该如何”的求索合二为一,才迸发出了心学的火花。可以负责任地说,没有朱熹理学,就不可能有他的心学。但当他创建心学提出“心即理”的思想后,发现这一思想早被陆九渊定型了。问题是,他对陆九渊心学没有下过功夫。王阳明心学和陆九渊心学同有“心即理”( 我心即宇宙 )一说,如果他对人解释,我的这个“心即理”和陆九渊的“心即理”是不同的,恐怕没有人相信。但我们知道,他的心学和陆九渊心学是不同的,正如他所说的,陆九渊的心学有点“粗糙”,“粗糙”的原因就是陆九渊不太注重实践( 事上练 )。

如果他说,朱熹是对的,那么实际上,他的学说和朱熹的学说风马牛不相及。如果他说陆九渊是对的,那就会被人误会为禅。

经过反复思量,他还是决定做一次裁判,其实表面上是判定朱熹和陆九渊的是非,其实是在为自己的心学正名。

他评判道:一直以来,大家都把侧重修养( 尊德性 )和侧重学问( 道问学 )分割,实际上,二者是一体的。大家都说,陆九渊侧重修养,朱熹侧重学问。但陆九渊未尝不让人读书穷理,他也不是整天静坐在那里胡思乱想,所以说他是坠入虚空的禅,毫无道理。而朱熹也未尝不侧重修养,只是他把时间都用到了学问上,修养的事被人忽略了。

也就是说,无论是陆九渊和朱熹,还是王阳明自己,在目的上都是相同的:成为圣人。只不过,朱陆二人在方法的选择上有所失衡。而他王阳明则主张,修养和学问本就是一回事,就如知行是一回事,不可分割。

最后他说,我对朱熹老夫子是相当崇敬的,他的理学散发光辉几百年,不必让我来画蛇添足抬高他。我唯一的遗憾就是陆九渊被世人污为禅,竟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他主持公道。即使朱熹知道陆九渊这样的遭遇,也会在孔庙里黯然落泪的。

王阳明最大的希望就是,弟子们不要为古人争长短。在后来他给弟子聂文蔚的信中,他这样说道:“为朱、陆争是非是枉费心力……朱熹与陆象山两位先生之所以招致后世的众多议论,是因为他们的功夫还不精炼、纯熟,其中有感情用事的成分也在所难免。而程颢在这上面就表现得比较公正。他与吴涉礼谈论王安石的学问主张时说:‘为我尽述诸介甫,不有益于他,必有益于我也。’这种气象何等从容啊!……希望你能让同仁们都知道,各人只管把握自己的对错,不要理睬朱、陆的是非。用言论诋毁他人,这种诋毁是肤浅的。若自己不能身体力行,只是夸夸其谈、虚度光阴、浪费时日,这就是在诽谤自己,这样就严重了。现在,天下的人都在议论我,如果能因此为善,那么,都是在与我砥砺切磋。就我而言,不过是提高警惕,反省自己,增道进德。古人云:‘攻我短者是吾师’,作为学生,怎能连老师都不热爱呢?”

这就是王阳明心学史上相当重要的篇章——朱陆异同,因为这是王阳明为自己心学的正名仪式。表面上看,他是在评判朱熹和陆九渊,实际上,他是在想方设法地把自己的心学抬到显学的殿堂。朱熹的“格物致知”和他的“格物致知”简直水火不容,可王阳明却说,他和朱熹的心是一样的,而且几年后,他把从朱熹晚年写给二十四人的三十四封信中选取一段,编纂成《朱子晚年定论》,用他的心学思想来解释,试图证明朱熹晚年的思想才是他真正的思想,这一真正的思想与他的心学相一致。

但只要看一段《朱子晚年定论》,就会发现,王阳明是在断章取义。有人说他始终向朱熹抛媚眼,就是因为当时朱熹门徒遍布天下,反对他心学的人多如牛毛,他是想和朱熹攀上关系,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学说是从朱熹那里转手来的。还有人说,当时是朱熹理学的天下,圣人必须要在朱熹设定的圈子里锻造,王阳明追求圣人之道就绝不能撇掉朱熹,重起炉灶。

这正如有人想从道教和佛教中寻到儒家的圣人之道,只能被他人抨击和贻人笑柄。也就是说,王阳明不否定朱熹,是认为他的心学和朱熹内心真实的想法相一致。他的这种想法是真情实意的,毕竟他在朱熹理学的路上走了好多年,而且还因为朱熹吃过不少苦头,他的前半生几乎就笼罩在朱熹的阴影下。

按常理推测,既然他不否定朱熹,那他对朱熹的论敌陆九渊就该完全否定。可他仍然没有,他认为陆九渊也没有大错。原因很可能就在于,他和陆九渊心学太相似了,如果大家都否定陆九渊,那很可能殃及池鱼,把他的学说也当成是枯禅。

实际上,王阳明的心学在他1510年农历十一月初到北京时就遇到了挑战。挑战他的人叫黄绾。黄绾认为,他的学说就是禅宗的变种,和陆九渊学说毫无二致。

黄绾出身书香门第,聪慧异常,欣慕朱熹理学如欣慕美色一样,是那个年代北京城思想界的青年才俊。他容易接受新鲜事物,所以当王阳明一到北京,他就闻风而来。

王阳明热情地向他阐述心学要旨。他说,人人心中都有个圣人,但有人的圣人之心被物欲遮蔽,只需在心上用功,把物欲扫除,做到这一点,就能成为尧舜那样的圣人。

黄绾充满疑虑地问:“怎么个心上用功?”

王阳明回答:“你的心能知是非善恶,一个恶念发动时就克掉它,一个善念流行时就保持它。”

黄绾吃了一惊,说:“您这不就是禅宗吗?禅宗说,人人都有佛性,佛向心头做,莫向心外求。禅宗说顿悟,您说狠斗私心一念间,没有任何区别啊。”

王阳明拼命摇头,说:“不一样。禅宗说了‘人人都有佛性’后就枯坐,什么都不管了。说了‘佛向心头做’后就真的在心头做,不去实践。而我说了‘在心上用功’后,必须去实践。”

黄绾又吃了一惊,说:“这还是朱老夫子的‘去万事万物上格真理’啊。”

王阳明又大摇其头,说:“朱熹说是去实践中寻找真理。而我认为,真理已在我心中,我去实践,只是去验证这个真理,其实最终目的就是磨炼我们的心。”

黄绾恍然大悟。据说他当时茅塞顿开,从此死心塌地地跟随王阳明,并且经常在反对王阳明的人面前为王阳明辩护,成了王阳明最忠实的信徒之一。不过,黄绾年老后,有一天早上醒着躺在床上思考。不知他想到了什么,突然大叫一声,吼道:“王阳明心学就是枯禅!”说完这句话后,他把余生的光阴都用在反对王阳明心学上了。

把王阳明心学视为枯禅,是当时反王学的一个主流。王阳明对反对派曾多次反驳,他说他的心学和禅学的区别就在于实践。他说,我们每个人的心像一面镜子,你只需要时刻保持着它的一尘不染。如何保持呢?禅宗说要勤擦,也就是在心上擦。而王阳明也说勤擦,但要以实践为指导,不能枯坐在那里,认为我心没有恶念了,认为我内心强大了。是否有恶念,是否内心强大,非得去实践中验证一下。如果不去实践,就会流入枯禅的境地。

用儒家语境来说,禅宗注重的是修养( 尊德性 ),而几乎没有学问( 道问学 )。而他的心学是既有修养又有道问学的。禅宗没有进取,而他的心学就是一门要人进取的学说。这是王阳明心学和禅宗最灵魂的区别。

王阳明对佛道的态度很有点“忘恩负义”,佛道二教为他的思想供给了充沛的源头活水。但创建心学后,他对佛道给予他的帮助闭口不言。有人向他请教道教长生之术时,他劝对方不要沉迷于此,因为即使你明白了长生术,也不过修个不死的肉身。接着他推销他的心学:心学却能让人有一个超越生死的精神境界。

他的弟子王嘉秀喜欢谈仙佛,并且以独到的见解对王阳明说:“佛教以超脱生死来劝人信奉,道教以长生不老劝人信奉,其本意也不是干坏事,究其本质,也是看到了圣人的上一截,但非入道的正途。今天谁要做官,可经科举考试,可由乡里推举,可借大官绿荫,同样可做大官。如果不是仕途的正道,君子是不会接纳的。道、佛到终极点,和儒学大致相同。后世儒生,往往只注意到圣人下一截,因而上下分裂,失去了圣人的本意,从而使儒学变为记诵、辞章、功利、训诂之学,到底不免发展为异端。从事记诵、辞章、功利、训诂之学的人,终身辛苦劳碌,毫无收益。看到佛徒道士清心寡欲,超然世外,反而感到自己有所不及。今天的学者不必先去排挤佛、道,而当笃志学习圣人之学。”

王阳明很不赞同:“你所讲的大体正确,但说上一截、下一截,也是人们理解有失偏颇。至于说到圣人大中至正的道,上下贯穿,首尾相连,怎会上一截、下一截?”他警告王嘉秀,“我年轻时在圣学上不用功,转而去佛道上求取,偶然有所得,但很快就觉悟不对。后来在龙场终于发现圣学,懊悔错用了二十多年工夫。佛道之学和圣学只是一张纸的距离,所以不容易辨别,只需要立志于圣学,将来必能看透。”

那么,一张纸的厚度到底是什么呢?

王阳明极力指责佛教:“佛教徒担心父子连累他,就离开父子;担心君臣连累他,就离开君臣;担心夫妻连累他,就离开夫妻。佛教徒总说自己不执着于‘相’,其实这些都是执着于君臣、父子、夫妻的‘相’,所以他才逃避。我们儒家,有个父子,就给他仁爱;有个君臣,就会对他忠义;有个夫妻,就给他礼节。什么时候执着于父子、君臣、夫妻的‘相’呢?”

由此可知,这张纸的厚度就是责任心和使命感。儒家有,佛道没有。简洁地说,王阳明心学是一门要人去外面建功立业的学说,而佛道是龟缩避世的学说。

但是,他虽然对佛道二教如此恩断义绝,可他思想的灵魂书《传习录》中到处能看到佛道二教的影子。比如佛家的“明觉”“无善无恶”,道家的“圣胎”,特别是下面这句话:“良知就是易,其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济,不可谓典要。”这简直就是把道家的语境生吞活剥过来的。

问题是,从一头老虎的胃里发现了几块狗肉,你能说老虎是狗吗?

1515年农历八月,皇帝朱厚照心血来潮,准备举行隆重的佛事接引佛祖。王阳明就写了一道奏疏《谏迎佛疏》。他说,佛是夷狄的圣人,我们中国的圣人是孔子,佛在夷狄教化万民正如孔子在我中国教化万民一样。但陆地行走要用车,水上行走要用船,把船放到陆地上,寸步难行,把车推进水中,必然下沉。我担心佛来到中国会水土不服。您既然有尊敬佛的心,就必有尊孔子的心。何必舍近求远?他又说,佛固然有不惜身体拯救世人的心,但修成佛,可是要苦行的。而我们儒家的圣人,诸如尧舜什么都不用做,只是端坐那里垂拱而治就是了。皇上您何必放弃完美的先贤,去追求夷狄的圣人呢?

这封奏疏并未呈递朱厚照,王阳明写完后就把它收了起来。与其把这封奏疏看成是他向皇帝的建议书,倒不如看作是他对佛教的看法。在他眼中,佛教既然不适合中国,也就不可能是圣人之道。

1516年之前,王阳明在北京、浙江余姚和南京之间来回游走,他虽然有官职在身,但始终把讲学当成第一要务。而且专挑山水秀丽之地,和弟子们一面游览山水一面讲学。这种在山水之间讲学的方式成了王阳明讲学的一大特色。他的学生越来越多,学生里的高官显贵也越来越多,当时的组织部部长( 吏部尚书 )方献夫都成了他的入室弟子。他当初经略四方的理想似乎泯灭了。因为他有新的追求,他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成为圣贤的道路,这是一条充满阳光和激情的道路。

所谓造物弄人,你越是拼命追求的东西越是不来,当你不想它时,它却扑面而来。1516年农历九月,他建功立业的机会来了,这一年,他已四十五岁,如果从他有“经略四方之志”的十五岁算起,这个理想的实现足足晚了三十年。 8GvI7+izeaM6W2theRf8g7/gw6I3NSfHG/reFiXQFYycdC0ZcIKyFcmpDviSYw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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