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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写于西伯利亚车中。
夜二时。
一片声音，是赤塔的车站。
赤塔，是一个宏壮的名字。虽说是译音，却使人觉得像是一座赤色的塔，高高地耸立在西伯利亚的原野，风的，雪的，夜的中间。我躺在床上，不能走下车去，瞻仰瞻仰这想象中的名城——至少在现代的历史上它也抵得住一个小的莫斯科了。
只能看见的是在西伯利亚难于看见的窗外辉煌的灯光。
只能听到的是在中国难于听到的，仿佛是在苏联所特有的声音：严肃，沉重，艰苦……
这样过了二十分钟，车开了。
天明醒来，窗外已经不是昨天。昨天由满洲里走入苏境，只有一望无边的荒草：没有田，没有人家，没有坟墓；沿着铁路几条电线在那儿冷冷清清地传布着人间热闹的消息，剩下的只是走不完的荒草。今天，已经不是昨天。白杨、赤杨、榆树、各样松柏一类的长青树，有的很高，有的小学生一般排成队依附在大树的旁边。血红的，阴绿的，焦黄的，色彩斑斓的叶子，没有风也是响着，飞舞着。很少行人，也少牲畜，令人想到原始的世界。色彩太鲜艳了，停车坐爱枫林晚，在这里车却无须停，因为这伟大的，很少经人道破的，美丽的树林是一望无有边涯的。
走下床来，遇见车上的人，也不是昨天。昨天彼此都是生疏的，互相矜持的陌生人，今天一见面，不知怎么就有如世代的旧邻了。隔壁的德国牧师第一句的“早晨好”，听着就好像十分耳熟。一个苏联的大学生也含笑用德国话问我，“你到哪里去？”我说到德国。“读书吗？”“是的。”“学什么呢？”“学文学和哲学。”——大学生听了这句话，眼睛瞪得圆圆的，精神兴奋了，“学哲学？哲学，应该到我们的国里来学，我国里产生过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列宁。”
他不提柏拉图，不提康德，而认为列宁是“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我听着有些愕然，但同时又仿佛感到一个新的世界观正在开始。静默了片刻，他也好像看出我的愕然，面貌变为谦虚，把话题转到另一个方向——
“其实，我们的哲学，文学，都还年轻，尤其是工业。但是我们要工作。”他用手指着一幅贴在车上的宣传画，说，“你看，这个大人脚底下许多东西都破坏了，这都是外国货，我们不要；你看这个人手中捧的是什么——是机械，我们只要外国的机械。我们国内现在已经有许多工厂了，我们只要用外国的机械制造我们的国货。许多外国的学者，技师，我们都出重价请他们来，我们自己吃黑面包，给他们白面包，我们穿破衣裳，他们穿好衣裳——但是，他们为我们工作。”
这时大学生的母亲立在一旁望着她的儿子，很满意地笑着。
这时牧师望着窗外久已没有钟声了的礼拜堂，向我们另外一个旅伴发着感慨：“十九年前，我也从西伯利亚走过，绝不是现在这样荒凉，那时沿路都有卖东西的，车站上也很洁净。现在呢，一个鸡蛋要三十戈比，合中国钱六角。你看，这些小孩子，见人就知道要香烟，用两根手指在嘴唇上比着，多么卑下！”
母亲的手中拿着一卷杂志一类的东西，大学生孩子似地从她手中抢来，给我看，“这是我母亲正在读的一本小说，Erberg写的，作者在中国住过，里边写的是贵国的一位共产党员彭湃的故事，——你知道这个人吗？”
“我听到过这个名字——里边写的是什么呢？”
“里边有一段说中国的一个将军有八个太太，真吗？”
我还没有回答，他接着说下去：
“贵国还在内战吗？你是哪一党？贵国革命有多少年了？一九一一？——我们是一九一七，我们现在要好好地建设了，我们现在很苦，可是将来要同美国比赛比赛呢。不过我们的朋友还是中国，我们是要携手的。今年的长沙——”
牧师特别锐敏地听到“长沙”两个字，他插嘴了，我渐渐退出来，处在旁听的地位。
牧师说：“长沙，你不要提长沙了，我在那里住过十九年，我才从长沙来。”
大学生微笑着，“战争是特殊的情形，你们德国人在法国又何尝不如此呢。——你念过列宁的书吗？你如果念过他的书，我管保你不替基督说教了。”
“基督教我们爱，不教我们恨。我们牧师有什么坏呢？我们不饮酒，不吸烟，我们省下钱周济穷苦的人。”
“我们是教穷苦的人也能够饮酒，吸烟，而不受人周济。”
谈话止于此。午饭的时刻到了。
饭后一觉醒来，日已西斜，人人都倚着车窗，我在期待着贝加尔湖。
牧师的儿女们跑来跑去。每到一站牧师太太就说这样的话：“看这街道，看这房子，有多么脏啊；车站上怎么有这样多女子作工呢，俄国的男人都到哪里去了？”
我拉住了一个小孩子，我问他许多话。他说：他们住在长沙，住在很好的房子里，七个仆人，四条狗，他姊姊有男朋友，他有女朋友。这次是爸爸送他们回国。我说，你们都是兄弟姊妹吗？“不都是，史密特不是。”他把另一个男孩子指给我。
“你的父母呢？”我拉过史密特的小手。
他歪着头待了许久。“爸爸——，长沙——；妈——妈——，汉口——”
“你为什么回德国呢？”
他只是歪着头。
“你离父母时，哭了吗？”
他只是歪着头。
牧师含笑走来了。“这些孩子们，我把他们送回德国去，送到福音堂的教养院里，我就不再管他们了。”
“还回中国吗？”
“还回中国，同我的太太，在三月后。”
“孩子们呢？”
“放在教养院里。”
总是笑着的牧师的脸上现在有些黯然了。“先生，这是怎样一个时代呀，今年夏天的长沙，你在报纸上也读到了吧？将来的世界还要大乱，人们更要受苦，共产党和资本家更要争斗，我把孩子们安排好，我们信上帝的人就有福了。”
“怎么？”
“先进天堂。”
我几乎要打一个冷战。小孩子这时嚷起来了：“真好看！真好看！”
原来黄昏已近，贝加尔湖在我们面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