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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7月
眼看着暑假又要过去一半，不禁想起去年此际的C君来访了。
C君是我中学的同学，在同学中仅仅剩下的一个唯一的朋友。六七年来他忘不了我，隔两三个月总有一封信寄来，述说他的生活并问及我的近况。后来竟接到他从南京天文台上来信，说是要利用暑假之便重访这久经阔别的故都；并没有什么事务，只是想减轻一些情感上的负担。——不单是这封信上，过去他也时常这样说：在那座古老的城圈里从儿时直到青年期的种种的痕迹想起来是怎样地亲切，是怎样地比外边的任何事物都要亲切呀。
同时，我也不能安宁了。我怎样去接待这位经过长久别离的老友呢？他还是十几岁时彼此什么话都说的中学同学吗？可是成了一个生疏的青年的天文学者？——无论怎样，我需要见他面的心情是非常迫切的。
就是夜里都有时从梦见C君的梦里醒来，终于盼到C君说是要到我的学校里来访我的那一天了。我在院中树荫下走来走去，顺着二门往外一望，心想C君不久就会从这里出现，——那费人寻思的C君，他到底变成什么样子呢？数年来我们好像都分头走着两条各不相谋的黑暗小道，虽说中途也有时略通消息，但其中所经过的隐微是彼此谁也不能深知的。今天想不到我们竟会相遇了。
我的心情真是复杂极了，当我最后叫一声他的名字，握住他的手的时候。
“你更高了。”这是他见我面时的第一句话。这使我无法回答，但是我心中欢喜。
走进屋里，他把我的一丈立方的小屋端详了一番，坐下说：“北平的生活真是清静，就是你的小屋也好像是很舒适呢。”
“夜里耗子过于搅扰了。”
“比人总该好得多吧。”他从裤袋里取出一支烟来，我看着他吸烟的神情，我相信这位老朋友是有了一些“哲学”了。
“C，你几时吸上了烟？”
“同酒是一个时候。在秦淮河畔喝醉了酒，夜里被一辆洋车在坎坷不平的路上颠颠簸簸地拉回到天文台，那是常有的事。”
C君是一个很聪明的人。青年时却是很寂寞地过着。我陡然想起佐藤春夫的某一篇文章：“离开了示巴女王的某君不是躲在楼上仰观星宿吗？”
“朋友，你的话说得我怪是凄凉的。但一转想，我也觉得现在人生的唯一妙诀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上穷碧落是研究天文，下黄泉是弄地质。这两件事都同‘人’不大发生关系，你整天在自己的小世界内挖一挖龙的骨头，或是拿望远镜望一望天上的星宿，那是不会有人管你的，你也落得把生命在一种近乎奇险的生活里消磨掉。我真羡慕‘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科学家，我只恨我当初不该多念了几本文学书，满脑子里装了些空疏的概念，处处不能忘情，弄得尾大难掉，拖泥带水，想找一座清静的天文台看一看空中的奇象是不可能了。”
“我们的天文台又何尝是你所想象的那样美好呢，至今还没有一架仪器哩。”
C君说完这句话，似乎觉得我这小屋也不很舒适了，站起来说：“一同到公园里去走一走吧。”
走到公园里正是夕阳西下的时候，他把他的眼光注射在公园里的种种上面，不知从那上边温习了旧，可还是发现了新。他不住地吸烟，口角之间表露出辛尼克的微笑，他说：
“如今我们都能安安详详地坐在这里吸烟喝茶，谈些闲天，总算是有了‘进步’了。你还记得吗，我们在中学时候对于一切是怎样地矫枉过直。出门因为不肯坐人力车总是步行，谈话时除了学术上或是社会上的问题外从来不知什么是谈天，公园一年未必来上几回；我从前对于旧礼俗的反抗曾经使全体的亲友目为败子，——如今呢，我这次回来，他们却都同样地欢迎我，赞美我，说我比从前‘进步’了。说真的，我也实在比从前‘进步’了，烟也吸上了，酒也喝上了，从前无论如何也不肯去做的事如今先是委曲求全、后是司空见惯地也都做过了，朋友，你说，我是‘进步’了吧？从他们的口中赢得了‘进步’两个字，这真是我此次北来的意外收获。至于我这次的目的，却不在此。我是太想念北平了，我想同它再见一次面，为了许多值得回忆的地方。至于什么故宫啊、汤山啊、八达岭啊，我都没到过，我这次也想郑重地拜访一番。作一个总结束，再来就不知是何年何日了。”
C君还不到三十岁，怎么就有了这样的心情呢。我把话岔开，我说：
“你看，月亮升上来了，风怪凉的，我们一同喝杯啤酒吧。”
第二天，我们就分开了，各人的黑暗的小路还不得不继续着去走吧。眼看又是一年，自己是怎样走的都不能认识清楚，C君的我当然更是茫然了。只想起他那次的来访像是一幅淡色的画，一首低音的歌，在我的夏季时吹来了一缕秋风。
1930年，写于北平。
“蒙古是一个野兽，是无愉快的。石头是野兽，河水是野兽，就是那蝴蝶也想来咬人。”在一篇苏联的短篇小说里这样写着，读起来像是一首歌，一首唯一的蒙古的歌，正如古时鲜卑民族所唱的“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幻想在陌生的地方盘桓着。小学时候读地理，总以为青海是一片青色的死海，而蒙古只有黄色的旷野的荒沙。后来又听先生讲到沙漠上的幻洲，那的确很有趣味，不可不遭逢一次，骑着马或是骆驼，缠头，身披黄色的，红色的袍，手持长杖，这种憧憬不知怎么又转移到尼罗河畔的金字塔了。只可惜，经验与年岁俱增，自己的世界反倒日见狭窄。抱定志愿说是要到南北冰洋去探险的那样的童心，等到中学毕业时已经做梦都梦不起来了。正在那时，遇见一位会说蒙古话的朋友，引起我的好奇心，蒙古有什么故事传说之类的东西吗？他大约知道的也不多，说是有，但内容很简单。我自然不能满意他这抽象的回答，又问有诗歌没有，他只微微地笑了一笑，话题却说到蒙古人的生活上去了。——自此以后，我脑里所萦回的，也无非是些眼前切身的事，而所谓戈壁上的蒙古人会不会对着天空的幻洲唱出歌来的问题，再也无心想起了。虽然班禅曾来北京，同时中山先生正住协和医院，印象最深的是那年南北池子的大街上对将来抱着无穷希望的青年和求班禅摩顶祈福的蒙古人骤然同样地膨胀起来，但他们却泾渭分流，彼此从不曾互相注意过。后来又有某博士的蒙古旅行，也曾使我有一度的神往，但不过只是一度而已。
可是后来偶然在一个晚餐席上我却听见蒙古的歌了。那是在H埠，我在一本诗里写过的，阴沉的H埠。地近寒带，冬天的路上结着很厚的冰，许多不大熟识的人聚在一家饭店里；我当时好像患着怀乡病，溷在中间，并不曾沉入人群的狂欢，只不缓不快地掰香蕉，喝酒，吃菜，在我低着头的面前时时涌现出一个圆圈里的境界。圆圈外笑语同筷子正在一样地纷乱着，忽然桌子一拍，含笑的主人立起来了：今晚不是容易的事，大家会在一起。席上的客人有的来自贝加尔湖畔，有的鸭绿江的那边，还有富士山，就是我们本国的也不都是一省。明天说不定就人各一方。说到这里他举起酒杯，接续着说，请大家留个纪念在今晚的席上。
片时的静默。一个活泼的东洋人首先起立了，唱的据说是他的国歌。随后是广东戏，昆曲，还有伴着胡琴的皮簧，在你谦我让的中间，一个矮而胖的俄国人说话了，用纯熟的中国语：
“诸位！这里，关于俄国的歌，大家一定听得很不少了，在街上，在公园，在咖啡店。我今晚要唱一首异乡的歌，愿得主人的允许。”
大家都很惊讶，是什么呢？
“蒙古歌。”
出乎意外，一片鼓掌的声音。
不过是新鲜罢了，意义也不懂，声音也很沉闷，比起《四郎探母》《空城计》来，太不能使听众陶醉了。但都很注意地听，不过是新鲜罢了。
催眠歌似的，没有抑扬高下，使人如置身于黄土的路上，看不见山，看不见水，看不见树木，只有过了一程又一程的黄土。是的，在这歌里，霞都不会红，天也不会青，——是一个迟钝的人在叙说他迟钝的身世。歌中自然也有转折，无论往哪边转也转不出它那昏黄的天地。
唱歌的人的态度却是严肃的。
这样的歌，在那“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境界里，似乎太不生色了。但如果是白日无光，冷风凄凄地吹着的下午，从一个孤孤单单的帐篷里发出来这个声音，也未必不相称吧。——什么事都是因缘，谁想得到呢，这沙漠里的一朵灰色的花，向来不大有人采摘的，也会有今日飘落在光明的电灯光下，洁白的桌布上面，而它的声浪吻着两旁陈列着的西方的雕像。
唱歌人的态度始终是很严肃的。
席散后，我却没有放松这位唱蒙古歌的俄国人。我们在披外套的时候，我请求他，能够一起出去散一散步吗？他说可以，我们便从这热腾腾的屋里走出来了。我们到了清冷的夜的空气中，感谢的很呢，使我今天听见了这个奇怪的歌。他说并不奇怪，他的故乡是恰克图，同蒙古人做买卖的他的同乡们差不多都会唱这样的歌。
“但是，什么意义呢？”
“意义是很悲哀的，他们的马死了，他们在荒原里埋葬这匹马，围着死马哭泣：老人说，亲爱的儿子，你不等我你就死去了；壮年说，弟弟呀你再也不同我一起打猎了；小孩子叫声叔叔，几时才能驮我上库伦呢；最后来了一个妙龄的女子，她哭它像是哭她的爱人。”
“就意义说，这是一首很好的哀歌呀，真想不到他们也有这样好的歌。但是声调怎么这样沉闷呢？我只觉得蒙古是一个野兽，无愉快的。就是蝴蝶也想咬人呢。像你们的一位作家所说的一样。”
俄国人似乎是在笑我幼稚，他说：
“那不过是片面的观察罢了。什么地方没有好的歌呢。无论什么地方的人都有少男少女的心呀。不过我们文明人总爱用感情来传染人，像一种病似的。至于那鲁钝而又朴质的蒙古人，他们把他们的爱情与悲哀害羞似的紧紧地抱着，从生抱到死，我们是不大容易了解，不大容易发现的。”
夜里非常冷，我们并不很和谐地在街上走着。他的话我也不愿意加以可否，一直走到江滨，两人都不约而同地深深吸了一口气。
不久我就离开了H埠，那夜的俄国人，那夜的蒙古歌，似乎早已忘记，两年后的今日，偶然读到一篇讲蒙古故事的短文，不觉又萦绕心臆了。
1930年，写于西伯利亚车中。
夜二时。
一片声音，是赤塔的车站。
赤塔，是一个宏壮的名字。虽说是译音，却使人觉得像是一座赤色的塔，高高地耸立在西伯利亚的原野，风的，雪的，夜的中间。我躺在床上，不能走下车去，瞻仰瞻仰这想象中的名城——至少在现代的历史上它也抵得住一个小的莫斯科了。
只能看见的是在西伯利亚难于看见的窗外辉煌的灯光。
只能听到的是在中国难于听到的，仿佛是在苏联所特有的声音：严肃，沉重，艰苦……
这样过了二十分钟，车开了。
天明醒来，窗外已经不是昨天。昨天由满洲里走入苏境，只有一望无边的荒草：没有田，没有人家，没有坟墓；沿着铁路几条电线在那儿冷冷清清地传布着人间热闹的消息，剩下的只是走不完的荒草。今天，已经不是昨天。白杨、赤杨、榆树、各样松柏一类的长青树，有的很高，有的小学生一般排成队依附在大树的旁边。血红的，阴绿的，焦黄的，色彩斑斓的叶子，没有风也是响着，飞舞着。很少行人，也少牲畜，令人想到原始的世界。色彩太鲜艳了，停车坐爱枫林晚，在这里车却无须停，因为这伟大的，很少经人道破的，美丽的树林是一望无有边涯的。
走下床来，遇见车上的人，也不是昨天。昨天彼此都是生疏的，互相矜持的陌生人，今天一见面，不知怎么就有如世代的旧邻了。隔壁的德国牧师第一句的“早晨好”，听着就好像十分耳熟。一个苏联的大学生也含笑用德国话问我，“你到哪里去？”我说到德国。“读书吗？”“是的。”“学什么呢？”“学文学和哲学。”——大学生听了这句话，眼睛瞪得圆圆的，精神兴奋了，“学哲学？哲学，应该到我们的国里来学，我国里产生过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列宁。”
他不提柏拉图，不提康德，而认为列宁是“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我听着有些愕然，但同时又仿佛感到一个新的世界观正在开始。静默了片刻，他也好像看出我的愕然，面貌变为谦虚，把话题转到另一个方向——
“其实，我们的哲学，文学，都还年轻，尤其是工业。但是我们要工作。”他用手指着一幅贴在车上的宣传画，说，“你看，这个大人脚底下许多东西都破坏了，这都是外国货，我们不要；你看这个人手中捧的是什么——是机械，我们只要外国的机械。我们国内现在已经有许多工厂了，我们只要用外国的机械制造我们的国货。许多外国的学者，技师，我们都出重价请他们来，我们自己吃黑面包，给他们白面包，我们穿破衣裳，他们穿好衣裳——但是，他们为我们工作。”
这时大学生的母亲立在一旁望着她的儿子，很满意地笑着。
这时牧师望着窗外久已没有钟声了的礼拜堂，向我们另外一个旅伴发着感慨：“十九年前，我也从西伯利亚走过，绝不是现在这样荒凉，那时沿路都有卖东西的，车站上也很洁净。现在呢，一个鸡蛋要三十戈比，合中国钱六角。你看，这些小孩子，见人就知道要香烟，用两根手指在嘴唇上比着，多么卑下！”
母亲的手中拿着一卷杂志一类的东西，大学生孩子似地从她手中抢来，给我看，“这是我母亲正在读的一本小说，Erberg写的，作者在中国住过，里边写的是贵国的一位共产党员彭湃的故事，——你知道这个人吗？”
“我听到过这个名字——里边写的是什么呢？”
“里边有一段说中国的一个将军有八个太太，真吗？”
我还没有回答，他接着说下去：
“贵国还在内战吗？你是哪一党？贵国革命有多少年了？一九一一？——我们是一九一七，我们现在要好好地建设了，我们现在很苦，可是将来要同美国比赛比赛呢。不过我们的朋友还是中国，我们是要携手的。今年的长沙——”
牧师特别锐敏地听到“长沙”两个字，他插嘴了，我渐渐退出来，处在旁听的地位。
牧师说：“长沙，你不要提长沙了，我在那里住过十九年，我才从长沙来。”
大学生微笑着，“战争是特殊的情形，你们德国人在法国又何尝不如此呢。——你念过列宁的书吗？你如果念过他的书，我管保你不替基督说教了。”
“基督教我们爱，不教我们恨。我们牧师有什么坏呢？我们不饮酒，不吸烟，我们省下钱周济穷苦的人。”
“我们是教穷苦的人也能够饮酒，吸烟，而不受人周济。”
谈话止于此。午饭的时刻到了。
饭后一觉醒来，日已西斜，人人都倚着车窗，我在期待着贝加尔湖。
牧师的儿女们跑来跑去。每到一站牧师太太就说这样的话：“看这街道，看这房子，有多么脏啊；车站上怎么有这样多女子作工呢，俄国的男人都到哪里去了？”
我拉住了一个小孩子，我问他许多话。他说：他们住在长沙，住在很好的房子里，七个仆人，四条狗，他姊姊有男朋友，他有女朋友。这次是爸爸送他们回国。我说，你们都是兄弟姊妹吗？“不都是，史密特不是。”他把另一个男孩子指给我。
“你的父母呢？”我拉过史密特的小手。
他歪着头待了许久。“爸爸——，长沙——；妈——妈——，汉口——”
“你为什么回德国呢？”
他只是歪着头。
“你离父母时，哭了吗？”
他只是歪着头。
牧师含笑走来了。“这些孩子们，我把他们送回德国去，送到福音堂的教养院里，我就不再管他们了。”
“还回中国吗？”
“还回中国，同我的太太，在三月后。”
“孩子们呢？”
“放在教养院里。”
总是笑着的牧师的脸上现在有些黯然了。“先生，这是怎样一个时代呀，今年夏天的长沙，你在报纸上也读到了吧？将来的世界还要大乱，人们更要受苦，共产党和资本家更要争斗，我把孩子们安排好，我们信上帝的人就有福了。”
“怎么？”
“先进天堂。”
我几乎要打一个冷战。小孩子这时嚷起来了：“真好看！真好看！”
原来黄昏已近，贝加尔湖在我们面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