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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涅和他的作品一向受着两种极不相同的待遇：一种是尊敬和爱好，一种是诬蔑和歪曲。从19世纪40年代以来，我们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对他的爱护，德国反法西斯的优秀作家如魏纳特（Weinert）、布莱希特（Brecht）等人卓越地继承了他的文学传统。在中国，鲁迅在1914年就用文言译过他的抒情诗，郭沫若在写他第一部诗集《女神》的时期，曾经说过，海涅对他的诗歌创作是有影响的；此后，海涅的抒情诗在中国青年中得到相当广泛的喜爱；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海涅的政治讽刺诗被译成中文，诗中对反动势力本质的彻底而尖锐的揭发，有许多地方正符合当时中国的情况，我们可以说这些诗也曾参与了中国人民的斗争。但是在另一方面，德国的沙文主义者则用尽心机来诬蔑他、歪曲他。他们不是否定、就是设法贬低海涅的价值；不是用他早年的抒情诗来遮盖他晚年更为成熟的政治诗，就是把他活力充沛、富有战斗性的政治文字从文集里删去，说是时代过去了，这些“应时”的文章已经失去它们存在的意义。到了纳粹当权时期，因为海涅正直而深刻的讽刺处处打中纳粹分子的要害，他们索性变本加厉，向海涅猖狂进攻，焚毁他的作品，捣碎在德国本来就为数很少的海涅纪念碑，要把海涅的名字从历史里勾销。但是海涅的诗已经成为人民共同的财产，有的到处被人歌唱，存在于许许多多的歌本里，他们无法消灭，只好在这样的歌——例如《罗累莱》——的下边不说出诗人的姓名，代之以“无名诗人”的字样，致使在“第三帝国”成长起来的一代不知道在他们的历史上有过海涅这样一个诗人。
这两种极不相同的待遇明显地说明了，什么人爱他，什么人恨他。海涅自己在1832年早已说过：“我的敌人的憎恨可以充做我一向忠实而正直地执行了这个职务的保证。我将显示出，那种憎恨我永久是分所应得的。我的敌人绝不会错认了我……”
海涅在这里所说的职务，是一个作家要为人类的和平、幸福、自由而奋斗。诚然，他的敌人没有错认他，他们用他们的憎恨给海涅的忠于这个职务作了保证。但是在另一方面，同样给海涅作了保证的，是一切人类进步事业的参加者，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认清海涅是19世纪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的诗人，人类解放的战士。他的作品，过去敌人们处心积虑要抹杀、要消灭的，今天却更为灿烂地放出光芒，我们现在读它们，有许多地方像是墨沈未干、刚刚写成的一般，因为它们仍然具有丰富的现实意义。
海因里希·海涅
于1797年12月13日生在德国莱茵河畔的杜塞尔多夫一个贫穷的犹太商人家里。杜塞尔多夫在1795年被法兰西共和国的军队占领，法国的军队给杜塞尔多夫的居民带来了自由平等的思想，根据他们的法典，一般市民获得了一些经济上和社会上的权利，一向受人歧视的犹太人也从犹太区里解放出来，享受平等的待遇。这些措施在工业较为发达的莱茵区是受到普遍欢迎的。在这一点上，“拿破仑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者，革命原则的宣示者，旧封建社会的破坏者”
。1813年拿破仑失败后，杜塞尔多夫归普鲁士统治，人民已经获得的一些权利又被剥夺，受着残酷的压制。从这里我们可以理解，海涅为什么很早就那样向往法国的自由精神，并且有一个时期崇奉拿破仑，而对于普鲁士始终是深恶痛绝的。
海涅的父母希望他们的儿子也做商人，1816年把他送到汉堡他的一个有钱的叔父银行家所罗门·海涅那里，请求他的叔父资助他建立一个商店。但是海涅对于经商不感兴趣，商店开张不久就倒闭了。他在1819年波恩大学学法律，六年后在哥亭根大学完成了博士考试，结束了大学的学习。
海涅从1817年起就发表诗歌创作。这时德国正处在封建复辟时代，全国三十六个大大小小的邦，只是形式地成立了一个德意志民族各邦的联盟，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设立了联盟议会，以奥地利代表担任主席，处理各邦的共同问题。但这个议会是个空头议会，它在镇压人民、迫害进步力量、钳制言论自由上是一致的，遇到邦国之间的利害冲突，它就失去了任何约束的力量。关于那些君主，恩格斯说过：“哪一个时代都没有比1816至1830年间国王所犯的罪行更多的了。几乎那时的每一个君主都应该处以死刑。”他说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是“最无用、最可恶、最该死的国王……”
这足以说明那些统治者的昏庸残暴。而当时德国的文艺界，除了年老的歌德以外，大部分的浪漫派诗人都是躲避现实，缅怀过去，美化中古的封建制度，给这些君主点缀太平。
海涅是在浪漫派的影响下开始写作的，但是他不久就看出德国浪漫派文艺的虚弱无力。他在1820年写的《论浪漫派》里提出他的要求，他说，德国的文艺女神应该是“一个自由的、开花的、不矫揉造作的、真正德国的女孩子，不应该是苍白的尼姑和夸耀门阀的骑士小姐”。
在海涅早期的抒情诗里，我们好像处处看得到这样一个“自由的女孩子”在活泼地跳跃、歌唱。诗人用极流利的人民的语言、和谐的音调，把自然界里的玫瑰、夜莺、百合、蝴蝶、星辰、月光、日出日落，以及海上的波涛和晚间的雾霭，都融化在他的简洁有力的诗歌里，个人的情感和外界的事物得到美妙的融合。诗里充溢了对于生活的热爱，其中虽然也掺杂着忧郁和悲哀的声调，但这是真实的感受，和浪漫派诗人们那种回避现实，沉醉在死和过去里是迥然不同的。这时作者还年轻，他的快乐和痛苦多半局限在个人的遭遇上边——主要是他和他叔父的女儿阿玛丽不幸的爱情，可是像《每逢我在清晨……》那样的诗已经不只是个人的哀乐，而是使人感到当时德国的鄙陋状态，以及这状态所给予一些人的不幸了。
在他活泼、佻挞、音调谐和、色彩鲜明的抒情诗里，也显露出海涅独特的嘲讽的风格。他对于社会里的庸俗虚伪、浪漫派诗人非现实的梦幻，常常给以有力的嘲讽。他有时故作正经地描述梦幻，使读者觉得他好像真是沉迷在这梦幻里一般，但是写到最后几句，却出人不意地指出面前的现实，把那空中楼阁完全推翻。这是海涅在早期著作中很喜欢运用的一种手法，恩格斯在《诗和散文里的德国社会主义》里说得好：“海涅是把市民的梦幻故意拧转到高处，为的是随后同样故意地使那些梦幻跌落到现实里。”
抬得高，跌得重，这是足可以致那些非现实的梦幻以死命的。如《海中幻影》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这些诗，最初是作为《青春的苦恼》《抒情插曲》《归乡集》《北海集》等组诗先后发表的，1827年被收在一起，叫作《歌集》。《歌集》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成为德国诗歌史里的一件大事，直到海涅逝世前，再版了十三次。其中有许多首一再地被音乐家配上乐谱，被广大的人民歌唱，成为人民自己的歌曲。
比诗较晚，海涅也从事散文写作。从1824到1828年他写过四部著名的游记。在这些游记里海涅以他犀利的笔锋更进一步发挥了他讽刺的才能。他在《哈尔茨山游记》里揭发了社会里种种虚伪、愚陋和不合理的现象，刻画了德国反动统治下的市侩们、奴仆们、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以及教会里的丑态；他对于劳动人民如矿工、牧童，对于美丽的自然，都给以热情的歌颂。1827年，他到英国旅行，他走到这当时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扩大了眼界，立即在伦敦外表的繁荣的后边看到劳动人民悲惨的生活，狄更斯在19世纪40年代所描写的大城市中贫民的苦难，海涅在1828年的《英国断片》里已经接触到了。写到这些问题时，他的文笔也就从嘲讽转为控诉。他同时也看到了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他说：“虽然我们也为资产阶级的不平等而抱怨……可是我们的眼睛总是往上瞧，我们只瞧见那些骑在我们头上和利用他们的特权来侮辱我们的人；我们在抱怨的时候从来也不往下看，从来也没有想到把那些还站在我们脚底下的人拉到我们的身旁来。事实上，当这些人往上挤的时候，我们甚至还觉得讨厌，向他们迎头打下去。”
后来他在《从明兴
到热那亚的旅行》里更鲜明地表明了他的立场：“我实在不知道，我是否值得人们将来用桂冠来装饰我的灵柩。……我从来不特别重视诗人的荣誉，人们称赞或责备我的诗歌，我都很少在意。但是你们应该把一柄剑放在我的棺上，因为我是人类解放战争中一个善良的战士。”
海涅对于德国落后状态毫不容情的讽刺，对于反动势力正中要害的进攻，以及德国当时对于犹太人的种族歧视，使他在他的祖国遭受到各种各样的诬蔑和迫害。他大学毕业后，曾经想尽方法要谋得一个职业，但总是落空，致使他不得不忍辱含垢地从他叔父那里求得经济上的帮助。《歌集》的出版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得到的稿酬却是极低微的。1830年，在他感到无路可走的时候，法国爆发了七月革命。海涅正在北海的黑尔郭兰岛上养病，他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得到鼓舞，看清自己的方向，他在8月10日《黑尔郭兰通信》里写道：“我现在知道，我要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必须做什么……我是革命的儿子……递给我琴，我唱一首战歌……语言像是燃烧的星辰从高处射下，它们烧毁宫殿，照明茅舍……我全身是欢悦和歌唱，剑和火焰。”他在这样的兴奋中写出“我是剑，我是火焰”的革命颂歌，最后他决定离开德国，到巴黎去。
海涅在1831年5月到了巴黎，除了1843年和1844年两次短期回到汉堡外，他再也没有看见他的祖国。
他在巴黎受到法国进步的文艺界和思想界的欢迎。他和作家巴尔扎克、乔治·桑、大仲马，音乐家肖邦，以及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信徒们来往。在30年代初期，海涅本人也是信奉圣·西门主义的。
他在1843年5月写过一首题名“生命的航行”的诗，表达他侨居巴黎的心境。诗里说，他从前同一些朋友们共同坐在一只小船里欢笑歌唱，但是船撞碎了，朋友们都不善于游泳，在祖国沉没了，暴风却把他吹到巴黎的塞纳河畔；他和一些新的同志登上一只新船，又是一片新的欢笑和歌唱；诗里一再反复这两句：故乡是多么远，心是多么沉重。——事实上，他的心始终没有离开祖国，他密切注意着德国国内发生的一切事件。他给德国奥格斯堡的报纸写通讯，报道法国情况；也给法国的报刊写关于德国文学、哲学、宗教的文章。他认为，促进两国文化的交流，使两国人民互相了解，是他的重要任务之一。
海涅在青年时把德国反动的浪漫派文学比作苍白的尼姑，因为它缺乏真实的生命，如今他衡量它的价值，则站在人民的立场，问它在社会政治上起什么作用了。他在论德国文学的论文里——后来收集为《论浪漫派》一书——特别指出，文学应该与实际的生活结合，与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一致。他说，有些浪漫派诗人并不是“生活的诗人”，而是“死亡的诗人”，所以人民并不爱他们，也不读他们。他们只给一些封建君主充当无聊的助手。他并且用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安泰
比喻诗人，“像是巨人安泰一般，当他的脚接触到大地母亲时，他永久是不可战胜地坚强，只要赫拉克勒斯把他诱到天空，他就失却力量：诗人在他不离开现实的大地时，是坚强有力的，只要他空想地在蓝色的空中翱翔，也就变得软弱无力了。”
他在关于德国宗教和哲学的论文里——后来收集为《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一书——嘲笑了康德的“自在之物”，讽刺了费希特的“自我”创造世界的学说，他向唯心主义做了斗争。但他也指出，德国哲学是下一代革命实践的准备，正如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里所说：“正像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一样，在十九世纪的德国也是由哲学革命作了政治变革的导言。”恩格斯并且在这一段里提到海涅：“然而不论政府或自由党人都未能觉察到的一点，早在1833年至少有一个人已经看出来了；诚然，这个人不是别个，而是海因里希·海涅。”
——这种思想，后来海涅写在题为《教义》的那首诗里。
法国1830年的七月革命，摧毁了旧贵族的统治，迫使狂暴的查理十世退位，但是享有胜利果实的并不是人民，而是在人民起义时怯懦地躲在地窖里的大资产阶级和他们的代理人、号称“市民之王”的路易·菲力普。关于资产阶级对于人民的欺骗，海涅在1840年出版的《路德威希·别尔纳》（Ludwig Börne）里写道：“这是一个已经一向如此的历史了。从远古以来，人民不是为他自己流血受难，而是为了别人。1830年7月，人民为资产阶级战斗，取得了胜利，这个资产阶级跟那个贵族阶级是同样地没有用，它以同样的自私自利代替了贵族……通过这个胜利，人民毫无所得，得到的只是悔恨和更大的灾难。但是你们相信吧，将来一旦暴风雨的钟声又响起来，人民拿起武器，这回人民就要为自己而战斗，要求应得的酬劳了。”这是多么洪亮的声音，一方面揭露了资产阶级的本质，一方面预言了人民最后的胜利。
在欧洲人民渐渐觉醒、无产阶级逐渐生长的30年代，海涅对于当前的政治、文学、哲学，发表了许多进步而精辟的言论。这些政论的和学术的文字都是用锐利的诗笔写成的，具有独特的风格，有时使人想到鲁迅的杂文。这些文字，是德国反动政府所痛恨的，所以在1835年，德国的联邦议会禁止了他的著作在德国发行。这些文字，也是最不合乎后来一些资产阶级御用的文学史家的脾胃的，他们对于它们不是闭口不谈，就是横加诋毁。
在这个时期，海涅的诗歌和散文相比，却处在次要的地位。海涅自己有时甚至以为，他的诗是写不下去了。至于他的思想得到更明确的发展，因而他的诗歌也有了更大的进步，是在和马克思结识以后。马克思在1843年10月底到达巴黎时，海涅到汉堡去了——这是他经过十三年之久，第一次又和自己的祖国会面。海涅在12月回到巴黎后，一个二十五岁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建立者和一个四十六岁的革命民主主义的诗人立即成为最好的朋友。海涅天天和马克思夫妇会面，向他们诵读他的诗，听取他们的批评和意见。哪怕是一首八行的短诗，马克思和海涅也一再商量，斟酌字句，直到一切完美，没有一点琢磨的痕迹为止。而马克思则是“海涅的一个伟大的崇敬者。他对于这个诗人和对于他的作品是同样的热爱，他极其慎重地批判他政治上的弱点。”
1845年初，法国政府根据普鲁士政府的要求，驱逐马克思离开法国，马克思最不愿与之离别的也是海涅，他临行前在2月1日给海涅的信里说：“我很想把你一同装进我的行囊里去。”
正在这个时期，海涅的诗歌创作达到了最高峰。他的《时代的诗》大部分是和马克思认识以后写成的。这些诗成为1848年革命前夕的时代的回声。诗人在其中控诉和嘲骂了德国君主们的专制和愚蠢，鞭策了德国市民的怠惰和鄙陋，揭发了各种宗教的欺骗，讽刺了资产阶级激进派的狭隘性和妥协性——每首诗都具体、生动，没有空洞的言辞。里边最有力、最能反映出无产阶级思想情感的是声援1844年西利西亚纺织工人起义的一首诗。这首诗刚写成不久，恩格斯就在他给《新道德世界》杂志用英文写的通讯里给以崇高的估价，他说：“现在德国最杰出的诗人海因里希·海涅，也参加了我们的队伍。他出版了一卷政治的诗，其中有几篇是宣传社会主义的。他是著名的西利西亚纺织工人歌的作者，我把它平凡地给你翻译出来，可是恐怕这诗在英国会被认为是渎神而大不敬的。无论如何，我愿意把它给你，让我只作一个解释：它提到了1813年普鲁士人在战场上的呼喊——‘国王和祖国与上帝共存！’从那时起这一直是保皇党的一句爱讲的话头。……这诗的德文原文是我所知道的最有力的一篇诗……”
海涅的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是他1843年去汉堡旅途中的收获，它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达到高度的成熟。海涅这次回到祖国，亲自看见德国的反动秩序依然如故，市侩们怠惰无耻，群众没有觉悟，是非不明，而资产阶级反对派则目光短浅：海涅用日常语言，民歌形式，叙述旅途上的经历，里边掺杂着民间的传说和个人的梦想，丰富多彩地反映出德国的现实。海涅在这首诗里明确地提出他的理想：
一首新的歌，更好的歌，
啊朋友，我要为你们制作！
我们已经要在大地上
建立起天上的王国。
我们要在地上幸福生活，
我们再也不要挨饿；
绝不让懒肚皮消耗
两手勤劳的成果。
这“新的歌”的精神贯穿全诗，尽管其中出现许多离奇古怪的丑恶的形象，他在最后一章里写道：
新的一代正在生长，
完全没有矫饰和罪孽，
有自由思想，自由的快乐——
我要向它宣告一切。
海涅的晚年是非常不幸的。他的健康本来就不好，1845年以后更逐渐恶化。1846年9月16日恩格斯从巴黎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联络委员会的信里说到海涅：“他瘦得像一个骨头架子。脑部软化在扩大，视觉麻痹也在扩大。”到了1848年，恩格斯在1月14日从巴黎写信给马克思说：“他连三步都不能走，他扶着墙从靠椅挪到床边，随后又挪回来。”
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海涅的病况，也可以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海涅的关怀。
1848年，是《共产党宣言》产生的一年，是巴黎、伦敦、柏林、维也纳都爆发了英勇的人民起义的一年，是全欧洲都为之骚动的一年，而海涅却从这年起，目疾加剧，全身麻痹，不能离开床褥，有八年之久，直到1856年2月17日逝世为止。海涅说，他这八年的岁月是生活在“床褥墓穴”里的。
他在八年的“床褥墓穴”里却没有停止工作，他反而更辛勤了。他最后的两部诗集《故事诗集》和《1853—1854的诗》，以及一些遗诗，都是在这期间内完成的，其中许多诗是《时代的诗》的继续发展。他的秘书卡尔·希雷布兰特（Karl Hillebrand）这样叙述他和他创作的情况：“海涅的听觉衰弱了，他的眼睛闭上了，干瘦的手指很费力才能把疲弊的眼皮掀起，若是他要看一些事物。他两腿麻痹，全身缩在一起。每天早晨整理床铺时，他被妇女的手抬到扶椅上——他不能忍受男人的服侍。最微小的杂音他也不能担当。他的痛苦是这样强烈，为了求得一些安静，多半只是为了四小时的睡眠，就必须用三种不同的方式服用吗啡。海涅便在无眠的夜里制作他最奇丽的诗歌。全部《故事诗集》是他口授给我写下来的。诗每次都是在早晨就完成了，随后就是延续几小时之久的琢磨。他利用我的青年气，像是莫里哀利用他的女仆鲁意孙的无知一般，和我商讨音调、节奏、意义的明确……同时也仔细斟酌动词的现在时态和过去进行时态，每个过时的和不常用的字都要按照是否合宜来考验，每个字母或音节的省略都被削除，每个没用的形容词都被删去，随处若有疏忽的地方就予以补充。”
海涅在他极大的病痛中就是这样认真而严肃地从事他的写作。
海涅在1853年写的《自白》里这样赞颂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学生们：“他们无疑地是德国最能干的头脑、最毅力充沛的人物。这两个革命博士和他们果敢坚决的学生们都是德国独特的男子，他们据有生活，将来属于他们。”
疾病的缠绕使海涅在晚年也写过一些忧郁而悲哀的诗歌，但是他根本的态度是坚强的，不屈不挠的，我们读他《决死的哨兵》里最后一节吧——
一个岗哨空了！——伤口裂开——
一个人倒下了，别人跟着上来——
我的心摧毁了，武器没有摧毁，
我倒下了，并没有失败。
冯至
195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