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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年来，因为爱读杜甫的诗，内心里常有一个迫切的愿望，想更进一步认识杜甫这个人。当然，从作品里认识作者，是最简捷的途径，用不着走什么迂途，并且除此以外似乎也没有其他的道路。但我们望深处一问：这诗人的人格是怎样养成的，他承受了什么传统，有过怎样的学习，在他生活里有过什么经验，致使他、而不是另一个人，写出这样的作品？这些，往往藏匿在作品的后面，形成一个秘密，有时透露出一道微光，有时使人难于寻找线索。这秘密像是自然的秘密一样，自然科学者怎样努力阐明自然，文学研究者就应该怎样努力于揭开这个帷幕。
把一个诗人的作品当作一个整个的有机体来研究，把诗人的生活做一个详细的叙述，一方面帮助人更深一层了解作品，另一方面——如果这研究者的心和笔都是同样精细而有力——使人纵使不读作品，面前也会呈现出一个诗人的图像。这工作，在欧洲18世纪时业已开端，19世纪后半叶已经发展，如今，用分析方法的也有，用综合方法的也有，只着重诗人内心变化的也有，认为客观环境是作品先决条件的也有，材料不辨真伪不加剪裁堆积得像一部长篇的也有，别具匠心写得像一部动人的文艺作品的也有，总之，这门工作的成绩已经蔚然可观，不只是第一流的诗人，就是第二流第三流的诗人也进入这些研究者的视界了。但是在中国，这部门的书架上几乎还是空空的。不知道中国人对于这类工作的需要是感到了而觉得无从着手呢，还是根本没有感到？中国人过去对于诗的研究，不外乎考据、注解、欣赏（这就是那一本又一本的诗话）三种。前二者，我们非常感谢，因为在考据与注解上边下功夫的人们都是辛苦的造桥者，尽量使读者和作品接近；至于那些一条一条的诗话，我就不敢恭维了，写诗话的人们对于任何一个诗人都不肯去了解他的全貌，只任意拿一首诗甚至一句诗来品评、来吟味，这对于一个普通的诗人或不无阐发，但对于一个有首有尾、有始有终、像长江大河似的杜甫写的那些诗篇则往往不免于以管窥天了。
我的愿望尽管很迫切，可是直到现在并没有一部杜甫传或杜甫研究来满足这个愿望。向外求之不得，只好反过来求诸自己了。我于是，大约在一年前，有了一个大胆的企图，想写一部“杜甫传”。
在我起始预备这个工作时，首先遇到的困难是史料的缺乏。研究一个诗人的人格的养成与演变，在他的作品以外，如果能有些信札日记一类的东西与同时代人关于他的记载流传下来，自然可以得到许多帮助。但关于杜甫的，除却几个同时代的友人的赠答诗外，这类的材料就几乎等于零。杜甫死后三四十年，元稹、韩愈渐渐认识杜甫的价值，可是他们的言论则只限于推崇与赞美，我们并不能由此多知道一些杜甫这个人。“新旧唐书”里虽列有本传，却都是粗枝大叶，处处显露出作史者的疏忽：《旧唐书·本传》不及600字，《新唐书》不及800字，在这两篇短短的文字中，用杜诗可以证明是错误的地方，大小共有十几处之多，这使人觉得，作史者在写杜甫本传时，连可以得到的杜甫的诗都好像没有找来参考一下，这样的史家记载，叫人怎么能够相信呢？
我由于向外寻求的失败，最后只有对于这方面断念，完全回到杜诗本身，“以杜解杜”。但杜甫30岁以前的少作，大都湮没了，我们既不能读到他“自七岁所缀诗笔……约千有余篇”的一大部分，自然也难于较为具体地追寻他吴越齐赵的游踪。可是如果我们甘心于他30岁以前的生活是一块空白，我们又何必写他的传记呢？——一部传记最初要探讨的，不外乎我在上边所说的：这诗人承袭了什么？学习了什么？经验了什么？然后才能进一步研究作品的产生与作品中表现的一切。而这三个问题中的前两个几乎都要在他青少年时代里得到回答。我只有海里摸针似的尽量从他30岁以后的诗与散文里寻找有关于前两个问题的材料去解答：他是从怎样一个家庭里生长的？他在思想方面与文艺方面接受了什么传统？所谓“读书破万卷”到底都是哪些书？他青年时的漫游对他有什么影响？……这中间我深深意识到我在冒着一个大危险，因为材料的贫乏，有时不能不运用我的想象，可是想象是最不可靠的东西，所以我骑在这匹想象的马上，又不能不随时都用“根据”的羁绊勒着它。
至于第三个问题，也可以说和第二个问题是分不开的，因为从书本上学习是间接的经验，从现实生活上经验是直接的学习。杜甫所经验的，比唐代任何一个诗人都丰富，并且都在他的诗里留下痕迹。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关于杜甫30岁以后的，我们从他的诗里有取之不尽的丰富的材料。如果我们放开笔，可以以唐代的山川城市为背景，画出一幅广大而错综的社会图像，在这图画里杜甫是怎样承受了、担当了、克服了他的命运。
我由于对史料缺乏信任，就是关于杜甫时的社会情形，也尽量从杜甫的作品中摄取。若是遇有与史书不合的地方，我宁愿相信杜甫所记的是真实的。这中间可能发生“诗与真”的问题，因为诗人总不免有些地方会利用想象使事实改变面目。但这问题我认为是不能在杜甫传里发生的，如果发生了，就无异于否定杜甫所表现的世界。所以我只有处处以杜甫的作品为根据，一步步推求杜甫的生活与环境，随后再返过来用我所推求的结果去阐明他的作品。
最后，万一能够有一个杜甫的图像显露在我的面前，那么不管我怎样小心，我也不敢说，这是杜甫的本来面目，因为无论用什么方法，使过去的人与事再现一次都是不可能的；但我也要极力避免使杜甫现代化，因为用现代人的思想与情感去点染将及1200年前的一个古人，可以说是一种难以原恕的罪行，纵使我们眼前的社会与杜甫诗里所表现的还有许多类似的地方。我只希望这幅图像使人一望便知道是唐代的杜甫，可是被一个现代人用虔诚的心与虔诚的手给描画出来的。这道理，在艺术界里很明白显然，我们只要看一看米开朗琪罗的摩西雕像便可以了解，但是在传记文学里似乎还有哓舌一次的必要。
这本书将来会成为什么样子，我现在无从预测。但愿它能够是一部朴素而有生命的叙述，不要成为干枯的考据，虽然我在这里尽量采用了许多前人的精细而值得钦佩的考据成果；同时我也不愿意使它像法国莫路瓦所写的传记那样，几乎成为自由的创作。总之，若是没有杜甫的诗，这本书根本就不必写；可是这本书如果一旦写成了，我希望，纵使离开杜甫的诗，它也可以独立。
194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