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传统文化大倡,生成诸多热点,家书即其中之一。传统社会,游子在外游学、游宦、经商、征战、旅行,与家人互通音讯,只有家书。当下我们能够看到的最早的家书,是两个攻打楚国的秦军士兵,在战场上写给兄长的。信中除了问候母亲安否,还要求在家乡的兄长给他们筹措必要的生活物品,寄到军中。这两封家书是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发现的,距今已有两千三四百年了。最近,湘西里耶秦简在国博展出,在众多书简中,也能看到当时家书的模样。这些书信都写在竹简或木简上,字体为秦篆或秦隶。可以想见,那时交通不便,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虽然创建了十分完备的邮政系统,但私人书信的传递诚非易事,因而才有“家书抵万金”的慨叹,或寄希望于“鱼雁”,即所谓“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这些都说明了家书之难得与弥足珍贵。历史上,有很多家书,历经战乱而保存至今,都已成为重要的文献史料;而名家荟萃,信手挥洒,或成名篇。值得一提的如:刘邦的《手敕太子文》、司马谈的《命子迁》、刘向的《诫子歆书》、曹操的《戒子植》、马援的《诫兄子严敦书》、孙权的《让孙皎书》、诸葛亮的《诫外甥书》、姜维的《报母书》、王祥的《诫子孙遗令》、骆宾王的《与情亲书》、欧阳修的《与十二侄》、司马光的《训俭示康》、苏轼的《与侄千之书》、黄庭坚的《答洪驹父书》、文天祥的《狱中家书》、宗臣的《报刘一丈书》、袁凯的《京城得家书》、商家梅的《得家书》,林觉民的《与妻书》等等,真可谓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千载之下,读其言,反覆其意,未尝不为之潸然出涕者”,亦可见忠义之气,家国情怀,直抒胸臆,盎然言表。
明永乐年间曾有创建民信局之举,历史上一直为官府所垄断的邮政系统惠及民间,即始于此时。这一举措极大地方便了私人信函的传递,家书的产量因而进入快速增长期。明清两代的名臣硕儒,居官在外既久,多以书信和家人联络,处理家族事务。其中常见者,不外乎问候尊长,私语妻室,训育子弟,抒写见闻之文字。有写得好的,或以情怀,或以德行,皆为世所珍视。故明清以降,多有收藏、编纂名家书信者,所重者,一为人,二为字,三为文,也有以资纪念或求为考据的。晚近更见名家书信的流行,尤以家书为甚。如《曾国藩家书》《梁启超家书》,即名重一时,被几代读者视为增进修养、完善人格的美文。
这次长江文艺出版社策划出版“名人家书典藏”,首批就选了王阳明、曾国藩、李鸿章、梁启超,是很有眼光的。这四个人,都非寻常角色。历史上,他们各有其非凡之处和显赫地位,当今又为广大读者所推重,是仍然活在现实中的历史人物。而他们的家书所呈现出来的现实意义和思想价值,恰恰为他们在当代社会的再生提供了强大的内在生命力。最先进入当代人视野的是曾国藩。唐浩明先生曾被称为“点燃曾国藩热之火的人”,他把曾国藩推到当代读者面前,一时间,士林官场、商界军营,乃至市井百姓,无不以阅读、谈论曾国藩为时尚,尤其是他的家书,更被推崇为治家教子的“圣经”。紧随其后的是王阳明。他是著名的“陆王心学”的代表人物,在思想道德领域,他的名头恐怕要比曾国藩大得多。就某种意义而言,曾国藩恰是“陆王心学”的践行者。众所周知,“陆王心学”的核心内容即强调“淑身济物”,“克己尽心”,王阳明更提出“致良知”,为众人指出一条成圣之路。曾国藩便是世所公认的近代社会最后一位“圣人”,他的道德文章影响了岂止一代人?不过,与曾国藩家书自清末以来就风行海内外不同的是,王阳明家书直到近些年才有专辑印行于世。这次列入丛书出版,也算是弥补这种缺憾吧。
至于梁启超,与王阳明及曾国藩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他的家乡,广东新会白沙里,有一位与王阳明齐名的儒学大师陈献章,世称白沙先生,其思想上接陆九渊,下启王阳明,是“陆王心学”中承前启后的人物,对岭南的民风、学风影响极大。梁启超的祖父、父亲都是白沙先生的信奉者,他们留给后代的精神遗产,也即梁氏家风的根基,就是“宋明儒义理名节之教”。再有,梁启超师从康有为,而康氏的老师朱九江也是一位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主张“发先圣大道之本,举修己爱人之义,扫去汉宋之门户,而归宗于孔子”。因而,在梁启超的伦理道德思想中,可见很深厚的传统儒学的涵养。他很推崇阳明心学,曾以“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为题发表演讲,呼吁改革现代学校教育;他对曾国藩更近乎崇拜,在给亲友师长的信函中多次表示,因读曾文正家书而猛然自省,并以曾文正之法,洗心涤虑,克厉修己。在其所作《曾文正公嘉言钞序》中,他视曾国藩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伟人,说他“生当学绝道丧,人欲横流之际”,却能够“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从而“变举世之风气而挽一时之浩劫”。观其所言,“字字皆得之阅历而切于实际,故其亲切有味,资吾侪当前之受用者,非唐宋以后儒先之言所能逮也”。故而他的家书在此一方面与王阳明、曾国藩能够一脉相承,一以贯之,则毋庸置疑。区别仅在于,梁启超生于西风渐盛之时,又是一位西方思想文化重要的阐释者、传播者,他的道德伦理故染有西学的色彩,体现为以儒学为根基,兼收西学优秀道德伦理观念的特点,他在家书中固能自觉地将中西道德伦理熔于一炉。
李鸿章的情况则有些复杂。俗语有所谓“盖棺论定”一说。这种说法对平常人或者适用,对非常之人往往就行不通了。李鸿章就是这样一位无论生前还是死后都大有争议的非常之人。此人离世已逾百年,论不仅不能定,分歧乃有愈演愈烈之势。而且,这种分歧不仅表现在政治层面,更表现在道德层面。虽说他与曾国藩有师生的名分,但二者的行为方式大有不同。有人说,曾国藩遇事考虑该不该做,李鸿章则考虑能不能做。这种人生态度总会借各种机会体现在家书中,故李鸿章的家书中少有王阳明、曾国藩、梁启超家书中关于义理名节大强调,而多为军务政务、朝局国事、官场情状,这或许正是李鸿章家书的独特之处和价值所在。再有一点,自民国之初,李鸿章家书就是出版商追捧的热点,有多种李鸿章假家书行于世,故此次列入丛书出版的《李鸿章家书》,特意标明“真家书”,以正视听。为此,编纂评析此书的董丛林先生做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甄别、辨析工作,并参考了当下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以求为读者提供一部真实可信的《李鸿章家书》。
此次出版“名人家书典藏”评析本首批四种,分别为《王阳明家书》,周月亮、程林评析;《曾国藩家书》,唐浩明评析;《李鸿章家书》,董丛林评析;《梁启超家书》,解玺璋评析。这几位评析者都对自己评析的对象有过多年的潜心研究和思考,并结合自身的人生感悟,以及对当今现实社会的观察,故能以深入浅出、以古喻今的文字出之,意在为读者,特别是年轻一代的读者提供一条沟通古今人生的“时空隧道”,使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能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得以弘扬和传承。这一点微薄的希望如能得到读者的认可和共鸣,则于愿足矣。书中或有种种疏漏和不足,也望读者指出,不吝赐教。
己亥冬至于望京二随堂
恩师周月亮邀我替新著《王阳明家书》(名人家书典藏)作序,荣幸之余,感慨万千。
十年前我还在中国传媒大学念书,周月亮教授电影美学。关于这门课的内容,印象已非常模糊,只记得他抛出一个语惊四座的概括:影视通巫术。
那是个魔幻的年代,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四万亿热钱弥漫神州,后又放水至三十万亿。房价狂飙突进,实体经济举步维艰。年轻人毕业即失业,马路上的跑车却只增不减。
周月亮是清寒的大学教授,也是富饶的硕学宿儒。一次,《走向共和》的编剧盛和煜到传媒大学演讲,几名师生陪他就餐。当听说身边坐着的是周月亮时,彼时风头正劲、炙手可热的盛和煜立即起身敬酒,满饮一杯。
周月亮风趣幽默,是个喜欢调侃人的老顽童,时不时还会去武术协会露两手。他的研究领域极为广泛,从《水浒传》到《儒林外史》,从佛学到王阳明,他的著述学理深厚,文献纯熟。匠心烛照,潜心沉笃。但细绎其思想,不难觇知那隐藏在嬉笑怒骂的文字背后的悲凉底色。
文人感时忧世,常想救弊补偏。然政治之诡,天意叵测,又有几人能一展平生所学?成功只是偶然,失败才是常态。当被造化的无形之手打到怀疑人生时,好一点的与世俯仰,从俗浮沉,等而下之者便如信仰崩溃的探花郎焦芳,阿附权奸,排斥异己,变成自己年轻时所反对的那种人。
十年前,我本打算创作韩非子的评传,但因周月亮的影响,最终写了本《明朝一哥王阳明》,没想到一炮而红,从此走上了写作的道路。
韩非子与王阳明都看穿了人性。这不难,但也于己无益,因为透彻的背后只是一片虚无。难就难在重建意义,于漫漫长夜中找到一条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新路。
公元1506年,王阳明因反权奸、救言官,触犯上怒,被贬谪至贵州的化外之地龙场驿。万里投荒,居无定所,缺医少药,生活无着,王阳明陷入“瘴疠蛊毒之与处,魑魅魍魉之与游”的绝境,日夜煎熬,生出“俟命而已”的感叹。
那么,到底是什么助他刺破黑暗,乐以忘忧,悟道成圣,心通九境?
是儒家的君子人格:孔颜乐处。
孔门弟子众多,然孔子独垂青于颜回,盖因其即使在极端困苦的环境里,依然能保持乐观,坚守儒家之道,用《论语》里的话说就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孔颜所乐者,当然不是贫,而是道。这种精神被李泽厚总结为“乐感文化”,是儒家文化的根本特征,有别于西方的“罪感文化”和日本的“耻感文化”。
儒家的妄念在于:一个人道德高尚,就能成功。比如梁惠王当年问孟子:“你不远千里而来,有什么利于我们魏国的?”孟子说:“王何必曰利?”接着便开始兜售“仁义”,论证“有仁义则百姓拥护,不仁义则百姓反对。那么两国交战,必是有仁义者胜”。
虽有偷换概念之嫌,但也并非全无道理。
从某种意义上讲,一切失败都源于心理。人对某件事的态度,其实比这件事本身重要得多。比如某人的小说写了三年,未能出版。若他的态度是“失败”,那的确一败涂地;但若他的态度是“尝试”,那么这三年的时光就变成了积累经验。
大多数人的失败都是败于自己内心对某些事的认知,而非败于事情本身。
另一方面,人所相信的东西往往都是他自己愿意相信的,而不一定是真实的。因为很多真实的东西彼此之间是完全相悖的,无法被人理解。因此,人常常选择相信其中一种而否定另一种,以免自己崩溃。
从这个角度看,成功有时候就取决于信心,它给人以安定感和幸福感。世事千变万化,矛盾错综复杂,人必须具备从乱七八糟的现象中抽象出简单规律的能力。不管它靠不靠谱,都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精神寄托,因为意义和规范是人性的两项基本需求,前者告诉人为什么而活,后者告诉人怎么去活。
宗教便给信徒提供了这两种慰藉,无论它看上去如何荒谬,也比一个人漫无目的地在寒夜里乱走强。
王阳明的“良知”与此类似。人人自有,个个圆成。一炬灿然,千灯相映。它是审视天地万物的灵明,在其观照下,客观事物的意义逐一点亮,价值次第呈现,原本死寂的世界顿时缤纷多彩起来。
良知一振,群寐陷醒。从此,“天下之人不复自安于规矩绳墨之内”,因为良知既然是每个人本自具足的“是非之心”,那么知识、真理乃至判断美丑善恶的标准都不再为帝王或学者所垄断,而是交还给了每一个个体。于是,王阳明的弟子和拥趸里涌现了一批富有批判和启蒙色彩的思想家,以狂者的胸次和无所畏惧的豪杰气概,唤醒人性当中“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自由冲动与“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担当精神。
王阳明对大明有再造之功,生前却一再遭权臣打压、奸佞排挤,“一屈于江西,再屈于两广”,形势一度危如累卵。左右无不紧张,风暴中心的王阳明却岿然不动,“不求天下信己,自信而已”。
此即良知之力,予人挑战一切的勇气,助人克尽纷嚣俗染,证悟“本体之乐”。
星空浩瀚,天公不语。在庞大而悠久的时空中,渺小而短暂的生命就是一出还来不及绽放便开始凋零的悲剧。《这个杀手不太冷》里,小女孩玛蒂尔达问杀手里昂:“人生是只有现在那么绝望,还是一直如此?”里昂回答说:“一直如此。”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每当你因为一个对的人或美好的事而暗自窃喜时,命运便张牙舞爪地扑面而来,将你珍视的东西撕得粉碎,扬长而去。痛苦、不甘、愤怒、绝望又有什么用呢?同样的戏码会不厌其烦地重复上演,直到生命落下帷幕。
人,必须随时准备好说再见。
然而,佛说烦恼即般若。过去已经过去,未来未曾发生。对过去的悲与乐,对未来的盼和惧,都不过是发生于当下的念头。
念头产生于思维,思维瞬息万变,并不真实(真实的东西是不灭的)。因此,大脑里的思维活动不能代表真正的你,而只是在用一种简捷的方法整合五官接收到的信息,以便你快速决策。
认同思维,多会落入偏见;超越思维,则可体认良知。归根结底,阳明心学就是由自由意志所决定的无条件的道德意识,不假外部带累。它是虚幻的理想和高蹈的口号破灭后,世人所能感悟到的最后一缕真谛,宛若漆黑一片的深海之中,那颗倔强发亮的明珠。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