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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是我敬佩的学者，“李约瑟之谜：为何在前现代社会，中国科学、技术、经济发展的成就领先于世界，在现代社会却如此落后”由他提出，也是他一生的研究重点。他提出这个谜题的主要目的是想探讨中国是否有复兴的可能。这个谜题自我年轻时就一直萦绕于我的内心，我将从2009年在世界银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时开始倡导的发展经济学的第三版——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视角来分析和解答这一个谜题。
根据李约瑟翔实的文献研究，中国在近现代之前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但是在18世纪下半叶英国爆发工业革命之后，中国迅速落后于西方国家。
经济基础是衡量国家实力的重要指标。根据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研究，在19世纪20年代，中国的经济总量仍然占当时世界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但是，在那之后急遽下降。在1949年成立了社会主义国家时，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只剩4.2%。到1978年，当中国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其经济规模只回升到4.9%。
据马克斯·韦伯的研究，在13—14世纪时中国已处在工业革命爆发的边缘。有些学者研究发现，宋朝的科技和纺织业发展水平与英国在18世纪爆发工业革命前夕的水平不相上下。但是，中国并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并在近代竞争中兵败如山倒。对此，李约瑟提出了一个极具挑战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在近现代之前能大幅领先其他文明，却无法在近现代维持它的领先地位？这个问题的答案关系到我们对中国未来发展前景的判断。
这个问题是李约瑟在20世纪50年代首先提出来的，那时他不能预想到在70年代末以后的40年，中国会焕发出一派全新的气象。自1978年向市场经济转型之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国家。到2016年为止，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从占世界GDP的4.9%恢复到18.6%。以这么高的速度持续这么长时间的增长，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在这里，我想分析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起源于中国？这是中国在与西方竞争中败北的起点。第二，为什么中国在1978年之后能如此蓬勃地发展？第三，为何中国在1978年之前不能有同等程度的经济表现？第四，在这段时间，其他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国家也都尝试从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它们的经济却出现了崩溃、停滞、危机不断，中国则保持了稳定和强劲的增长。为什么同样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不同国家的经济表现会有如此大的差异？第五，就像每枚硬币都有两面，每件事情也都有两面性。中国为快速的经济增长付出的代价是什么？第六，中国在未来是否还有可能维持快速增长，实现中国知识分子和李约瑟共同关心的中国的复兴？最后这个问题对世界经济也至关重要，在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后，中国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三分之一。目前世界经济尚未从2008年的危机中完全恢复，如果中国经济能保持有力的增长，这对世界来说是件好事。如果中国经济增长放慢，世界经济将会失去增长的动力引擎，这将不仅仅对中国，对全世界来说，也都是个挑战。
我们先要了解“工业革命”的含义。对很多人来说，工业革命意味着蒸汽机的应用、纺织工业的机械化与钢铁使用的普遍化。但是，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好的定义。因为如果一个经济体只有这三样创新，它只会经历一次大幅度的生产率提高，却不会有持续的经济发展。
我们知道，在18世纪之前，西方国家平均每年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仅为0.05%。这意味着要用1400年，才能使人均收入翻倍。当然，世界其他地区情况相似，18世纪之后，国民年收入增长率提高了近20倍，从0.05%提高到1%，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一倍所花费的时间也从1400年减少到70年。在西方，从19世纪中叶至今，国民平均收入增长率再度翻倍至2%。收入翻倍的时间也从70年减少至35年。这种加速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因为那三样新技术的运用，而是因为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带来的经济增长一日千里。为什么突然之间，科技创新率提高，产业升级速度加快？我认为，技术创新的速度和产业升级速度的提高才是工业革命的本质和更重要的内涵。
为什么西方的经济增长突然加速了？我认为是技术创新范式的改变。工业革命之前，所有社会或文明中的技术创新来自农民或手工艺者的经验。自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之后，技术创新主要来自实验室里的研究和实验。19世纪之后，技术创新来自实验，更来自科学理论指导下的实验。这种范式的转变对中国及世界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18世纪以前，技术创新以经验为基础，中国具有优势。中国肥沃的土地和适宜的气候都对农业生产十分有利，因此，中国能供养庞大的人口。庞大的人口也意味着比起其他国家，中国有更多的农民和手工艺者来积累经验，促进中国社会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不仅仅是中国，古埃及和古印度等古文明国家都出现在大河流域土壤肥沃的地区。我想这是中国在过去能如此先进的原因。但是，当技术创新普遍采用实验的方法得到后，庞大人口失去其优势。因为在实验室里，一个科学家能在一年中做成百上千次试验，而这原本可能需要农民或手工艺者穷其一生去完成。
但是，技术创新革命是另一场革命的结果：15—16世纪的科学革命。科学革命使人能通过实验获得知识。当通过实验来发明新技术时，过一段时间很有可能会遇到瓶颈。科学革命的一项贡献是可以通过科学研究来获取更多关于自然界的知识，帮助人们克服在技术创新上的瓶颈，使新技术的发明可以再度源源不断地涌现。这种以科学为基础，进行技术创新实验的新方式正是科学革命的结果。所以，如果想回答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起源于中国这个问题，首先应该解答为什么科学革命没有发生于中国。
科学革命的精髓是通过运用数学模型来归纳宇宙与自然运行的规律，并且运用可控实验来验证数学模型中产生的假说。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现这种理解世界运行的新方式？发生科学革命首先必须有对自然现象充满好奇心和很有悟性的人。对自然现象充满好奇心与悟性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在人口众多的中国，应该会有更多具有这种天赋的人。那为什么这些天之骄子没有找到这种更好的研究自然现象的新方式？
我的解释指向了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中国有其独特的科举制度让平民百姓可以通过科举晋升为统治阶级。在传统社会中，成为官员是光宗耀祖且收益最高的工作。所以，考取功名、成为官员对大众来说极具吸引力。宋朝以后，科举制度要求考生熟记儒家的四书五经，这就导致有才华的年轻人都投身于儒家经典的学习以准备科举考试。他们没有学习数学和可控实验的动力。因此，中国缺乏拥有这两样人力资本同时又充满好奇心的人才，科学革命也就未能应运而生。
与中国相比，西方不实行科举制度，不存在抑制杰出人才学习数学和可控实验的社会原因。对自然现象好奇的天才通过数学和可控实验来满足自己对自然现象的好奇心，从而催生了科学革命。没有本土的科学革命，就不会有本土的工业革命。
当科举成为国家选取人才的制度时，数学也是其中的一项考试内容。但是，皇帝随后发现，数学好的人没有用处，对皇帝的忠诚才更重要。儒家思想更有助于培养忠君爱国的人才。根据儒家哲学，要想成为一名君子，就应该仁民爱物并尽忠于皇帝。即使天高皇帝远，也要严于律己并对天子尽忠。所以即使近现代之前的信息和控制技术落后，儒家教诲与科举制度仍能帮助中国维持大一统和政治稳定。
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科举制度可以说是一种制度创新。在信息控制技术落后的过去，这是件好事。但是，这种制度安排并不鼓励人们学习数学和可控实验，后者恰巧是科学革命的关键。在西方国家产生了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后，中国迅速从最先进的国家跌至低谷。有关中西经济社会的比较，我最喜欢的一句引语来自奇坡拉（Cipolla）先生的《工业革命前的欧洲社会与经济（1000—1700）》（ 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European Society and Economy1000-1700 ）。书的最后一句话讲道：在公元1000年到1700年，西方世界基本是农业社会且处于黑暗时代。与同时期的中国相比，西方更为贫穷与落后。但是，在18世纪之后，一切都被逆转。随着西方国家在经济、军事、政治力量上的迅速崛起，中国就像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被英国及其他西方势力打败，并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就是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带来的后果。
如何复兴中国？这是近代中国知识精英孜孜以求的一个问题。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尝试各种方法包括洋务运动引进技术来增强军事实力，通过革命推翻帝制，开启民主科学的新文化运动和社会主义建国。但是，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为什么从1978年起，中国能如此迅速地发展？在改革开放后的连续38年间，中国保持9.6%的年均GDP增长率，贸易增长率更是达到14.8%。这么高的速度、这么长持续时间的增长，堪称人类经济史上未曾有过的奇迹。
由于高速的增长，2009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超过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家，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称号。在工业革命之后，英国成为世界工厂。随后轮到美国、德国和日本，现在中国获得了这个称号。2013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2014年，以购买力平价为衡量标准，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为什么过去的40年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果李约瑟现在重新思考中国未来前景的相关问题，可能会有新的“李约瑟之谜”。
为何1978年之后中国能快速发展？我的答案非常简单。中国在1978年之后如此迅速的发展得益于后来者优势。经济发展意味着人均GDP与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有赖于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如何做到这一点？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说，需要现有产业内不断的技术创新，以及新的更高附加值的产业不断涌现，将劳动力和各种资源从附加值低的产业重新配置到附加值高的产业。只有在工业革命之后，快速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才成为可能。
至于先进的高收入国家，自从工业革命之后，它们的技术与产业已经位于世界前沿。技术创新对发达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技术发明。产业升级意味着什么？同样也是发明新产业。发明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并面临极大风险。实证经验表明，19世纪中叶之后，包括英国、西欧国家、北美国家在内的高收入国家的年平均GDP增长率约为3%。
对想要提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也需要提升劳动生产率。发展中国家既可以发明新产业、新技术，也可以从高收入国家借鉴比自己现在用的技术好的成熟技术，进入比自己现在的产业附加值高的成熟产业。这种技术和产业借鉴大大降低了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成本与风险。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充分利用这些优势，它们会比发达国家发展得更快。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共有13个经济体懂得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与产业差距给予的后来者优势，实现了年均增速7%或更高、持续25年或更长时间的经济增长。中国在1978年之后，成为这13个经济体中的一员。所以，基于对工业革命的理解，第二个问题的答案非常简单。发展中国家与高收入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意味着技术和产业的差距。如果一个发展中经济体能够充分利用这个差距给予的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上的后来者优势，就能迅速发展。
在1978年之前，后来者优势已经存在百年之久。英国工业革命之后，这种差距就一直存在并逐渐增大。在18世纪初，中国的GDP仍占世界GDP总量的三分之一。而到1949年，这个比例跌至4.2%，意味着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增大，到1978年时也只有4.9%。后来者优势应该一直存在，但为什么中国在1978年之前没能从中获利？我的答案也很简单，那是因为中国主动放弃了这种优势。
自从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成为中国的主旋律。1949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取得政治独立。当时的民族抱负是尽快追赶发达国家。中国政府当时的策略是“超英赶美”。这种发展导向意味着中国想要立即建设英国、美国当时拥有的那种先进的资本密集型大产业。但是，这些先进的产业都有专利保护，想要引进必须得付出高额的专利费。实际上，因为那些产业与国防安全有关，即使想支付专利费，发达国家也不会给。所以中国想要发展这样的产业，就必须自己发明，因而放弃了后来者优势。当时的中国是一个贫穷的、资本极端短缺的农业国家，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上没有比较优势。资本密集型产业最重要的成本是资本，在资本短缺的中国，投资成本会比资本丰富的发达国家高出很多，这些产业内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因此在发展中国家无法靠市场的力量自发发展起来，政府需要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并且靠对市场的干预和扭曲给予各种保护补贴才能把这样的产业建立起来。然而，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扭曲必然导致各种资源的错误配置，所以，即使这种发展方式让中国能够在20世纪60年代试爆原子弹、70年代发射人造卫星，中国整体的发展效率依然很低。1949年到1978年，中国经济占世界总量的百分比仅仅从4.2%增长到4.9%。
1978年，中国改变了发展策略，开始发展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并在政府的因势利导下形成了竞争优势，占领了国内国际市场，积累了资本，比较优势发生变化，在产业和技术升级中利用了后来者优势，因此，经济才迅速发展起来。
但是，这个分析又引出了另一个难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有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都遵循了斯大林主义资本密集型发展模式。非社会主义阵营，比如拉美、南亚和非洲国家也都在它们的第一代政治领导人的带领下，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也都有着将本国塑造为现代化、工业化高收入国家的梦想。所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不论什么社会性质的国家，都采用政府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的方式，在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发展大规模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它们同样没能利用后来者优势，也因为低效的政府干预，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拉大。
在八九十年代，中国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其他发展中国家也都在向市场经济转型。但是，它们的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时盛行的英国撒切尔主义、美国里根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影响。那时的主流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表现差的原因是政府过度干预经济。它们没有高收入国家所具备的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受保护的产权。所以，为建设完备的市场经济体制，提升经济表现，当时提出的建议是采取激进的“休克疗法”，同时推行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财政稳定化来取消政府对市场的各种干预扭曲，以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很多国家遵循这种转型策略，但造成的结果却是经济发展的崩溃、停滞和频繁的危机。
发展中国家在八九十年代的经济表现比六七十年代更为糟糕，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更低，危机的发生频率也变得更高。所以，一些经济学家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称为发展中国家“迷失的二十年”。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结果？因为新自由主义没有认识到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扭曲是为了保护资本密集型产业内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如果把所有的保护补贴取消，这些企业无法存活，只能破产。如果政府听任企业破产，就会导致大规模失业和不稳定的社会与政治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发展经济？而且，有些资本密集型的先进产业与军事和国防息息相关，即使在企业私有化以后，为了国防安全，例如当今的俄罗斯，政府也不会允许此类企业破产。所以，私有化之后，政府会继续保护补贴这些企业。当这些企业归国家所有时，企业管理人是政府雇员，他们会对政府说：“没有保护补贴，我们活不了。”有了政府的保护补贴之后，如果把钱放到自己的口袋里，那就成了贪污犯罪，顶多只能小打小闹偷偷摸摸做。在企业私有化之后，他们会更有动机向政府要保护补贴，他们从政府那里拿的补贴越多，把钱放进自己的口袋就越成了合法的、天经地义的事。为了获得补贴，他们会游说政府官员：“你们给我的补贴，并不是你们自己的钱，这是国家的钱，为何不多给我一些，我们二一添作五，我在瑞士给你设个账户，把钱分给你？”这就是发生在俄罗斯和很多东欧国家的情况，寻租腐败的现象比转型前严重，生产效率比转型前低。新自由主义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带来的结果却是经济的崩溃、停滞、危机不断。
那么，中国是如何在转型期维持了稳定并取得了快速增长？中国采用了不同的转型策略：双轨制渐进式转型。中国采取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给传统的资本密集型重点工业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提供转型期保护补贴，并放开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准入。起初，中国的基础建设十分落后，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要在国际市场中取得竞争优势，具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十分重要。可是，要同时在全国把基础设施建设好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国设立经济特区、工业园区，在这些区域内把基础设施建设好。一开始，中国存在大量的扭曲，营商环境十分糟糕，政府就在经济特区、工业园区里推行一站式服务。如果看世界银行的营商指标，中国营商环境在世界上的排名靠后，但是，对在经济特区和工业园区内投资、经营的企业而言，中国的营商环境则在世界排名中位于前列。在这种渐进的双轨制改革下，中国维持了稳定，并有效利用了后来者优势，取得了强劲的经济发展。这就是不同的转型策略带来的不同转型表现。
现在我想说的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上的主流观点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就必须采用“休克疗法”，并且认为双轨制是最糟糕的转型方式。事后看来，原来被认为最好的方式成为最差的方式，最差的方式却成为最佳的方式。
中国实行双轨制渐进式转型的代价就是贪污腐败与收入不平等。由于传统的资本密集型企业需要政府保护补贴，这种保护补贴产生了经济租金，导致了寻租腐败，也导致穷人补贴富人。举个例子，传统部门为资本密集型产业，对它们来说，资本成本最为重要。转型之初，中国是资本匮乏的经济体，政府如何补贴这些产业？其中一种资助的方式是利用大型银行和股市将廉价资金配置给资本密集型企业。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些企业不仅能够得到大量资本，也能享受被政府人为调低的利率和股市融资成本。一开始，所有企业均为国有，而在双轨制下，很多私营企业在新的部门下快速发展。到如今，很多企业的规模已经很大。而规模大了以后，企业就能从银行获得贷款，也能从股票市场融资。这些大企业为富人所有，得到的资金来自普通农户、家庭和中小型企业的储蓄，而这些资金拥有者无法从大银行或股票市场获得融资。他们将储蓄投入金融体系，得到的银行利息和股市的回报被人为压低，以补贴拥有大企业的富人。让穷人去补贴富人，这当然会加剧收入不平等。与此同时，为了获得这些贷款和上市，这些大企业就会去贿赂有权决定谁能贷款或上市的政府官员，这成为腐败广泛存在的原因。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其他还有资源税费的扭曲，电信、电力、金融部门的垄断和由垄断产生的垄断利润以及由此产生的寻租等。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资本密集型产业违反比较优势，企业缺乏自生能力，对其进行保护补贴属于雪中送炭，对维持经济稳定至关重要，属于实事求是的做法。但是，在维持了将近40年9.6%的年均GDP增长率之后，中国已从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中等偏高收入的国家。2016年，中国的人均GDP为8100美元，资本在中国已经从相对短缺变为相对丰富，原来的大型资本密集型产业已经成为中国的比较优势，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具备自生能力。这些企业只要管理得当，就应该能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利润率。保护补助的性质就从“雪中送炭”变为“锦上添花”。过去，政府的保护补贴必不可少，而如今这成为一种特权。当然，对企业来说，它们希望得到这种特权。但是，对社会来说，这意味着需要为它们付出政治和社会代价。改革应该与时俱进，需要把双轨制遗留下来的为了保护补贴资本密集型企业而采取的各种对市场的干预扭曲措施取消掉。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全面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个决定意味着，中国到了取消所有扭曲的时候。只要中国能做到这点，就能以釜底抽薪的方式铲除贪污腐败和收入不平等的根源，并最终建立起运作良好的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是否还有快速增长的潜力？根据前述分析，这取决于中国与高收入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有多大。如何衡量技术差距？我认为最好的方法是观察人均GDP的差距。因为人均GDP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它反映了技术的平均水平。据安格斯·麦迪森发表的到2008年为止的历史统计数据，以购买力平价为衡量标准，2008年中国的人均GDP是美国的21%。这与1951年的日本、1967年的新加坡、1975年的中国台湾、1977年的韩国相同。这四个东亚经济体都属于前面提到的二战以后13个实现了长达25年或更长、年均7%或更高增长率的经济体。这四个东亚经济体在人均GDP为美国的21%的基础上，利用后来者优势取得了持续20年8%~9%的年均增长率，那就意味着从后来者优势的视角看，中国从2008年开始有20年年均增长8%的潜力。
从现在起，到2028年，中国仍有多年年均8%的增长潜力。但是，潜力仅仅是一种可能性。为了将这种可能变为现实，中国需要在内深化改革，把双轨制遗留下来的各种扭曲消除掉，也需要看全球经济的外部环境，后者并非中国自己能掌控。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爆发之后，全球经济发展缓慢，并有可能长期增长低迷。但是，只要中国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利用国内的有利条件，致力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有信心，中国会在今后的10年内保持至少6%的增长率。6%的增长率意味着什么？2016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占世界经济的18.6%，按市场汇率计算也占有14.9%。6%的增长率意味着中国每年都会向世界经济贡献约1%的增长率。现在世界经济的增长率约为3%，中国每年会贡献世界经济增长率的30%左右。在接下来的10年内，中国依旧会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综上所述，在18世纪之前，在一个技术创新主要来自农民和手工业者经验积累的社会里，拥有庞大人口的中国享有优势。而当技术进步的范式从经验积累转变为以科学为基础的实验之后，中国开始迅速落后。尽管科举制度和儒家思想有助于中国维持社会和政治的稳定与大一统，却阻碍了中国技术创新范式的转变，因此，中国无法自发产生一场工业革命。在经历由此产生的挫败之后，中国比西方国家落后，意味着中国在经济追赶上存在后来者优势。然而，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前，中国与绝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没有找到利用后来者优势以加速经济发展的方式。只有在1978年之后，中国才走上正确的轨道。但是，传统的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内存在大量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中国也仅能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式推动双轨制来进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这种务实的方式不仅使中国维持了经济社会稳定，也带来了强劲的经济发展。如果中国能继续保持这种开放、务实的做法，我认为中国能在未来继续保持较为快速的经济发展，追赶上发达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我们也能从中国的发展中总结出一些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用的经验教训。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有成为高收入国家的抱负。我就职于世界银行时，走访世界各国，发现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普遍有着与中国领导人一样的抱负，他们也试图推动自己国家的现代化、工业化，但却用错了方法。他们总是将高收入国家作为参照系，并步步照搬高收入国家的理论、思路和做法，尽管付出了很多努力，结果却不尽如人意。所以，我提倡新结构经济学，主张发展中国家应该基于自己现在有什么，也就是在每一个时点给定的要素禀赋，根据自己现在能做好什么，也就是比较优势，然后在政府积极有为的因势利导下，帮助企业在市场经济中把能做好的做大做强。低收入国家拥有大量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但缺乏资本，它们应发展与自身比较优势相适应的产业。这些国家应该在政府的因势利导下，将产业的潜在比较优势转变为国家的竞争优势。在进行经济转型以消除过去不当政策造成的各种扭曲时，政府也要通过务实的方式维持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做到这几点，它们就能有效利用后来者优势，维持数十年年均8%甚至10%的高速经济增长，从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中等收入甚至高收入国家。发展中国家这样的高速增长对高收入国家也有利。不仅能够给发达国家创造巨大的国外市场，而且，发展中国家的人能够在本国找到工作，就不会像当今的欧洲、美洲一样，存在大量来自非洲和其他低收入国家的非法移民，也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