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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历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中国由传统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世界第一大工业国、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由不及世界最贫穷的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平均数的三分之一上升到1万美元，有望在2025年前后跨过12700美元的门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实现将是人类文明史上第一个由盛而衰再由衰而盛的旷古奇迹。新的理论来自新的现象，中国的发展奇迹不能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是一个有待深挖的经济学理论创新金矿。
自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国富论》，经济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社会科学中一门独立的学科以后，到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中心在英国，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思潮的大师大多出自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现在，世界经济中心在美国，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思潮的大师大多出自美国。
这种经济中心和经济学大师产生地重合的原因是，任何理论都是一个简单的因果逻辑，而且越简单越好。既然逻辑越简单越好，那么，如何决定哪个是重要的理论？提出这个理论的经济学家是大师级的经济学家？其实，重要的理论是解释重要现象的理论，提出重要理论的经济学家就是重要的经济学家。那么，什么是重要的现象？发生在重要国家的现象就是重要的现象。
在1776年《国富论》出版时，英国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是世界经济的中心，英国的经济现象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现象，解释英国现象的理论就是最重要的经济学理论。在了解英国的经济现象方面，英国的经济学家近水楼台先得月，所以，当世界经济中心在英国时，英国成为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新思潮的大师也集中在英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经济中心逐渐转移到美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的经济占全世界经济的将近一半，出现在美国的经济现象就成了最重要的经济现象。在了解美国的经济现象方面，美国的经济学家同样近水楼台先得月，所以，提出新理论来解释美国经济现象以引领理论新思潮的经济学家，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
进入21世纪以后，世界的经济中心往中国转移。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而且，即使按照市场汇率计算，应该在2030年左右，中国也会变成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到2050年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中国的经济规模很可能会是美国的两倍。中国成了世界经济的中心，中国的经济现象必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现象，解释这些现象的经济学家就会变成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新思潮的经济学大师。
时代和机遇就在那里，如何才能够抓住这个时代的机遇？新理论来自新的现象，我们要抓住这个时代的机遇，就必须有能力直接观察现象，了解现象背后的因果逻辑，提出简单的逻辑体系来解释现象。这样做学问的方式和大家长期以来所受的教育是不一样的。
发展中国家的学生，尤其是中国的学生，在经济学方面普遍接受的是“西天取经”式的教育，习惯于学习发达国家所谓的“先进”的理论，并以这样的理论来解释自己国家的现象，解决自己国家的问题。但是，如果想抓住中国作为世界经济中心所给予的理论创新的机会，则不能“依样画葫芦”，用现有的主流理论来解释出现在中国的新现象。
上述做学问范式的转变很不容易，而且会有很多诱惑让人不去做这种转变。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规模越来越大，中国的经济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现在国际主流经济学期刊上也经常刊登有关中国经济的论文。到目前为止，这些论文绝大多数是用中国的数据来检验国际上已经被接受的主流理论，或是用已有的主流理论来解释中国在发展和转型中出现的问题。这样的研究，外国杂志的评稿人容易看懂，因此论文容易被接受和发表，但是这样的论文只是在印证现有的理论，并没有创新之处，不可能推进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发表这样论文的经济学家也就不可能成为引领理论新思潮的大师。
反过来说，如果根据中国的现象提出新理论，这样的理论和国际现有的主流理论处于竞争的地位，一般已经接受了现有理论的学者不容易接受新的理论，尤其由于发展阶段、生活环境、文化、历史背景的差异，他们对中国的现象很难理解，就更难接受那些处于竞争性的、自己不能完全理解的理论，遑论认识到这种新理论的重要性。
所以，即使大家克服困难完成了学问范式的转变，做出有原创性的理论来，在发表上也会遭遇筚路蓝缕的艰辛。在“publish or perish”（要么出版，要么出局）的压力下，有不少中国经济学家可能会受不了诱惑而选择用中国的数据来检验现有的理论，或是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现象这条顺风顺水的道路，从而放弃了总结中国的现象来进行理论创新的机会。
怎样才能够克服这种诱惑？必须了解为什么学习、研究经济学，初心是什么。作为一名中国知识分子，学习理论、研究理论是为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是为了把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改造好。
任何经济现象都可以用许多不同的理论来解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最终标准，只有能够帮助人们改造好世界的理论，才是真正帮助人们认识世界的理论。用“西天取经”得到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似乎可以将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现象和问题分析得头头是道，但是，对现代史有所了解的人会发现，事实上还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是按照发达国家的理论去制定政策而获得成功的。少数几个成功的经济体，像日本、亚洲四小龙以及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它们的政策在推行时，从主流理论来看一般是错误的。
为什么发展中国家根据主流理论来制定政策不成功，成功的政策从主流理论来看是错误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前面谈到的，从亚当·斯密以来，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首先在英国，后来转移到美国，来自这些世界经济学研究中心的主流理论都是研究当时英国与二战以后的美国的经济现象，从那些现象中总结出一个具有简单的因果逻辑并且可以解释那些现象的理论。但是，任何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变量是成千上万的，有它的发展阶段、产业结构、政治制度、价值取向、意识形态等属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变量，在这些变量中仅有几个被保留在理论模型中，其他的就被“舍象”
而不论，成了这个理论的暗含前提。所以，任何理论都“内嵌”于产生这个理论的国家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结构当中。
拿这样的“内嵌”理论到发展中国家来运用，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阶段、产业结构、政治文化、社会价值与发达国家不同，理论的暗含前提不存在，也就难逃“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命运。这些来自发达国家的理论不仅不适用，反而像新自由主义在苏联、东欧、拉丁美洲带来的结果那样，经常使问题更加恶化。
所以，我们必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一名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学习、研究经济学理论不仅是为了自己的一份工作，还是为了推动自己国家的现代化，实现民族的复兴。这正是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宗旨。
新结构经济学是总结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转型的成败经验而提出的一套新的理论体系，这套理论和传统的主流理论体系最大的差异在哪里？传统的理论是以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和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政治等结构为暗含前提，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结构是不一样的，不仅不一样，这种结构的差异还是有原因的，用经济学家的术语来说，就是内生的。
新结构经济学以发展经济学和转型经济学作为切入点，但把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结构差异性和内生性引进理论框架以后，实际上是把以发达国家的结构作为暗含前提的“二维”经济学发展成为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有不同结构的“三维”经济学，是在推动一场现代经济学的结构革命。现在的任何主流理论，包括货币理论、财政理论、金融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区域理论、劳动力市场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创新理论等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都需要重新思考，都有理论创新的机会。
习近平在2016年5月17日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上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和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携手创立“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旨在培养能够掌握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能够抓住时代机遇，引领我国经济学理论的自主创新，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新思潮的优秀人才。新结构经济学现在还处于“星星之火”的阶段，我们当携手推动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深化和运用的推广，使新结构经济学开启的现代经济学的结构革命成为“燎原之火”。让我们一起迎接这个时代，为把这个可能变成现实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