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在瑞士的使命

我于1942年11月2日动身去伦敦，这是我赴伯尔尼履职的第一段旅程。在伯尔尼，我将出任公使的特别助理，附属于美国公使馆（现在称大使馆）。然而，我的真实任务是收集纳粹和法西斯方面的信息，并尽我所能，悄悄地给希特勒或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毗邻瑞士地区的反纳粹和反法西斯力量提供鼓励和帮助。

启程前，我仔细听取了关于我的旅程问题的简报。我得到警告，我很有可能无法到达我的岗位。美国已经对德国开战 ，当然我必须避免途经被纳粹控制的领域。那时从美国到瑞士的唯一途径是，先飞到里斯本（Lisbon） ，然后横穿西班牙和维希（Vichy）政府的法国，最后到达日内瓦。但是，我离开纽约时得知，美英联军在北非秘密登陆的“火炬行动”计划将于11月初进行。我们在华盛顿时曾估计，一旦美英联军开始登陆，纳粹将立即出动，占领维希政府的整个管辖区。在军事方面，控制法国在地中海的港口对德国具有紧急的必要性。土伦港（Toulon）不能留给维希政府的海军。

不幸的是，由于天气恶劣，我去里斯本的飞机在亚速尔群岛停留了几天，我失去了宝贵的几天时间。我知道这个着陆不可避免。我从里斯本飞到巴塞罗那（Barcelona），这次旅程的剩余部分就是坐火车横穿西班牙和维希法国。我在巴塞罗那登上火车时已经是11月8日。在从巴塞罗那到法国边境的火车上，我遇到几位瑞士朋友。我们在波港站（Port Bou，这是到维希法国之前在西班牙境内的最后一站）一起吃午饭时，我的朋友认识的一位瑞士外交使节来到我们的餐桌。“你们听到消息了吗？”他极度兴奋地大叫，“美国人和英国人正在北非登陆。”

我依然身处中立的西班牙，如有必要，我能往回走或者继续前行，赌的是纳粹可能需要几天时间来决定他们该做什么。不过，我必须假定他们至少会占领横穿维希法国的交通线，并拦截、搜查火车。我知道，我将途经一个附近有大量德军驻扎的地区。如果我在维希法国被纳粹抓住，我最好的处境是在整个战争期间被关押。我的外交护照对我没有多少帮助。这是一次艰难的抉择，最终我决定继续前行。我跨过边境进入维希法国后，在韦里耶尔（Verrières）受到接待。似乎我是美国“解放军”的一员，来此把他们从纳粹手中救出来。法国人欣喜若狂，他们有某种误解——美军将在几天之内横跨地中海而来。实际情况是，他们不得不再等待两年。

当我的火车在那天晚上通过法国时，我决定，如果有德国人检查的迹象，我就尝试在中途停车时溜走，消失在野外，寄希望于联系上法国的抵抗力量，也许最终能非正式地或如我们习惯称呼的“摸黑儿”偷越边界进入瑞士。

在法国境内的最后一站是阿纳马斯（Annemasse），所有去瑞士的旅客必须下车接受护照检查。我发现一个穿着便装的人，他显然是一个德国人，在监视法国边境官员的工作。我在华盛顿时曾被告知，法国边境可能会有盖世太保 密探。在旅客中我是唯一被认为符合要求的。这个盖世太保在他的笔记本上仔细记录了我护照内的信息。几分钟后，一个法国宪兵对我解释，刚收到维希政府的一个命令，扣留来到边境的所有美国人和英国人，并直接向贝当元帅报告。我把这个宪兵拉到一旁，同他做了一次我从未有过的最热情的和我认为最有说服力的法语谈话。我援引拉法叶（Lafayette）和潘兴（Pershing） 的功绩，使他深刻地认识到让我通过边境的重要性。我持有有效的护照和签证，而且他们没有扣留我的正当理由。我使他相信，除了我的事情，贝当元帅在那天还有其他许多事情麻烦他。我还让他看我钱包内的东西。我的爱国主义谈话和给他的一些金钱方面的暗示似乎都不能打动他。他去打电话，我留在月台上漫步。我开始仔细观察周围，设想徒步溜走的计划，避免陷在那里。这并不容易。

最后，大约在中午时分，当火车即将离站驶往日内瓦时，这个宪兵来到我身边，急促地把我推上火车，并对我耳语：“走吧。您看到我们（与德国人）的合作只是象征性的。”此时那个盖世太保不见了。后来我得知，那个盖世太保每天中午准时上街，到附近一家小饭馆喝啤酒和吃午饭。任何事情，包括登陆非洲，都不能打破其固定的德国式习惯。这些法国的边境执法人员按照下达的命令行事，敷衍了事地给维希政府打电话。但是，一旦盖世太保离岗午休，他们就可自行其是。几分钟后，我就合法地通过法国边界进入瑞士了。在法国获得解放之前，我是通过这种方式越过法国边境的最后一批美国人中的一个。我准备好了上岗工作。

我在伯尔尼的海伦街（Herrengasse）找到了一处公寓，那里风景如画、古色古香，靠近伯尔尼大教堂。这条有拱廊和铺了鹅卵石的街道沿着高高的阿勒（Aare）河岸蜿蜒。24年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个月里，我曾在离此不远的地方居住和工作。那时，作为一名年轻的外交工作者，我在中立的瑞士受到了第一次情报工作培训。在我的公寓及其下面的河流之间生长着葡萄藤蔓，它为那些不愿被人发现行踪的来访者提供了理想的掩蔽。我还可以从上面的阳台看到整个伯尔尼阿尔卑斯山脉激动人心的伸展。

我在瑞士刚待了几个星期，当地最受尊敬和被广泛阅读的报纸之一，就警觉到我来此有着不同寻常的目的，它刊载了一篇文章，把我描述成“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带着指定的“特殊任务”。这种谄媚而含糊其词的称呼被广泛传播，我没有办法阻止，公开否认等于为这个报道做了广告。当然，报道使信息提供者、志愿者与各种冒险分子、职业或业余间谍、好人和坏人纷纷登门。多诺万的行动原则是，不要让他的高级代表企图深藏地下，但让人们知道你在从事情报工作，最好告诉他们在哪里能找到你。瑞士报纸的曝光不召自来，把这项原则迅速而直截了当地付诸实践，虽然没有完全按照我愿意为自己选择的方式进行。

随着我的工作迅速地扩展，我极需要得到增援。显然，我不可能从华盛顿得到支持，因为当时瑞士的全部边境线都已被纳粹或法西斯占领的地区封死，所以我从驻瑞士的美国官员中借了几位助手。由于瑞士已被封锁，这些来自美国政府各部门——如经济战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原先的任务已或多或少地过时了。在瑞士的此后数年内，我从美国人中找到的与我密切合作的大部分人，或者是由于各种原因而以个人身份留在瑞士，或者是因为突然封闭边境而滞留在瑞士。有些人在日内瓦为那些苟延残喘的国际联盟工作，有些人是因为健康状况而来瑞士的，有些人干脆是在旅行时遭遇不期而至的战争以及纳粹占领维希法国而被滞留瑞士的。

格罗·冯·盖弗尼茨（Gero von Gaevernitz）就是其中一位，它为本书所叙述的特殊事业做了大量工作。盖弗尼茨出生于德国，是效忠美国的德裔美国人，在瑞士有商业利益和家族私有财产。他在战争爆发后仍留在那里，预期自己迟早有可能以甚为特殊的方式，为从希特勒独裁统治下解放欧洲的事业做出贡献。盖弗尼茨是一位高个儿美男子，那时40岁出头 。他个性迷人，并且很善于结交朋友。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我在瑞士工作期间，我们一直一起工作。在我联系反法西斯运动的工作中，他是我最紧密的合作伙伴。

盖弗尼茨的父亲是德国著名的教授和政治学家，曾是德国国会的左翼议员。在希特勒上台前，他帮助起草了《魏玛宪法》，并且把自己的大部分生命奉献给促进美-英-德的友好关系，以维护世界和平。1916年，我们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我在美国驻柏林大使馆工作时就已知道他了。

由于家庭背景和人格魅力，年轻的盖弗尼茨与德国国内反希特勒的地下组织成员建立了极好的联系。在美国保持中立时，他经常在瑞士与德国之间往来并保持联系。我们在不久后联系那些参与反希特勒的重要计划的人时，单靠他的名字就帮了我们大忙。暗杀希特勒的计划在1944年7月20日失败。 而盖弗尼茨的热情、信念和关系使他最适合在困难的条件下开展对德国人的工作，当一个人试图在战争时期对敌人讲道理时往往处于这种心态。

盖弗尼茨深受其信念的驱使，认为德国从未如此普遍地受到纳粹主义的感染，而且许多人倾向于相信它。但是在德国，甚至在政界和军界的高层，有许多人准备支持能够摆脱希特勒和纳粹分子的可行行动，并结束战争。他友好地对待很多为躲避纳粹迫害而在瑞士避难的德国和奥地利的知名人士，以及还住在德国但时常访问瑞士的反纳粹者。他把两位重要人物介绍给我：一位是汉斯·伯德·吉斯维乌斯（Hans Bernd Gisevius） ，作为我与7月20日反纳粹政变者之间的联系人，他虽然身处危险，但扮演了激动人心的角色；另一位是威廉·霍格纳（Wilhelm Hoegner）博士 ，他是我极其宝贵的顾问，为我提供德国内部的情报，在1923年慕尼黑酒馆暴动 失败后，他曾作为该案的公诉人专门起诉“阿道夫·希特勒一人”，因此成为希特勒上台后第一批被纳粹迫害的目标之一。在瑞士的其他反对希特勒的人士，给我们提供关于德国控制下的欧洲的情况。这些信息都来自他们还住在敌占区的朋友们，包括在波罗的海岸边的佩内明德的V-1和V-2导弹的秘密武器库地址的重要情报。

无论情报多么宝贵，如不能及时送到需要的人手中，它就没有价值。我们从一开始就担心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战略服务局情报中心的通信联络，从被敌人完全包围的地方把我的报告传送到各地——华盛顿、伦敦、位于意大利卡塞塔的盟军司令部。我们在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特工们想尽办法往返偷越瑞士边界，冒着生命危险将我们收集的信息立即送到几千英里之外的那些情报中心。

在把德国人赶出法国之前，我们的官方信使无法重新出行，把秘密的书面资料从瑞士送到美国当然是危险的。因此，我们不得不利用瑞士的商业电台设施来发送编成密码的外交信息。这是一条快速通道，但是不能发送长篇文章和分析报告，因为我们只有少数编码员，他们每天只能编码和解码有限的文字。我们还有一个连接华盛顿的跨大西洋的无线电话，瑞士为它提供了一套通话加密装置。我的电话报告只限于报刊综述及其他不保密资料。瑞士人自然也能听到这些报告，我们不希望德国人听到，除非他们能费力地进行拦截和解读，我们总是假设他们这样做。

为了方便与意大利北部的游击队联络，并输送人员和补给物资给他们，我们在一个名为坎皮恩（Campione）的地方设立了一个站。坎皮恩是卢加诺湖（Lugano Lake）边的一块15平方公里的意大利飞地，它被瑞士控制的陆地和湖面完全包围，从意大利的卢加诺坐船可以到达。在正常时期，坎皮恩最盈利的商业模式是保护一家赌场的经营，那时赌博在瑞士还没有合法化，但很多瑞士人经常光顾此地。

我们得知坎皮恩的防卫由6名持卡宾枪的意大利士兵担任，他们对法西斯的忠诚度不高，不至于为保卫法西斯而冒险镇压坎皮恩的居民。据说，当地600名不是法西斯的居民能把他们扔进湖里。1944年1月的一个深夜，足够装备20人的枪支和几百枚手榴弹从水上被走私到坎皮恩，惊讶的卡宾枪枪手们未发一声就投降了。坎皮恩人兴奋地庆祝自己就此回归维克托·伊曼纽尔国王（King Victor Emmanuel） 的怀抱，而且国王与盟军正在意大利南部合作。我们的代理人在飞地开了一家商店，安装了一个无线电台以保持与山中的游击队的联系，还在当地组织了一所学校，为我们培训在瑞士土地上未曾从事过游击战的意大利人。这些游击队员受训后就溜出坎皮恩，穿过约300米的瑞士领土，进入德国控制的意大利，加入隐藏在那里的反法西斯游击队。

然而，坎皮恩的人们没有周全考虑他们参加革命后所带来的经济后果。摆脱法西斯控制的意大利使当地居民碰到了财政问题，他们转而向我求助，其数额出乎我的预料。不过，坎皮恩的领导者自己想出了一个聪明的办法缓解了危机。在我们的帮助下，他们发行了一套纪念这块飞地与意大利王国合并的专题邮票。这些邮票自然成了全世界收藏家们的宝贝。卖出去的邮票比几代坎皮恩人寄信所贴的还要多，收入足够弥补预算赤字。由于收藏者们急于要收集盖了邮戳的邮票，坎皮恩的居民被雇来在信封上填写许多国家的地址。

1944年仲夏，盟军成功进入法国，我们终止了对法国抵抗运动的支援工作。他们与盟军的军事当局直接接触。自我到瑞士以来，这项工作曾占用了我大部分时间。在1943年至1944年初的那些艰难岁月里，我的同事和我花了许多天接待马基（Maquis） 及其他抵抗组织的领导、战士和信使，他们偷偷进出瑞士。我们给他们资金，安排降落伞给他们空投武器和补给品，同他们一起制订配合盟军横扫法国的计划。在靠近瑞士的法国上萨瓦省（Haute-Savoie）地区活动的那些游击队，曾为1944年7月在法国南部海岸登陆后向北推进的美军承担先遣任务。

我们与意大利游击队的合作类似我们在法国做的事。游击队领袖偷越多山的国界，进入说意大利语的瑞士提契诺州（Ticino） ，把他们的要求和计划交给我们。我们安排向他们在山里的据点空投补给品。

意大利的游击队处于困难境地。德国在卡西诺山（Monte Cassino） 长期据守，而且德国在退出卡西诺山后仍然顽固地为寸土而战，这使北部的游击队在整整两个困难的冬季（1943—1944年和1944—1945年）不能直接与尚未抵达游击队坚守区的盟军汇合。除了零星袭击德国占领军之外，游击队多做任何事都等于自杀。

在此期间，我的许多工作涉及为游击队鼓舞士气和提供财政支援，以确保他们在盟军到达那里之前保存实力。鉴于意大利人的性格，这不容易做到。在被德军占领的意大利北部，所有反法西斯政党，包括共产党，团结在一起，成立了北意大利解放委员会（Committee for the Liberation of Northern Italy，CLNAI）。我同这个委员会的领袖们打交道。在这些领袖中，最著名的是最高军事规划者之一的费卢西奥·帕里（Ferruccio Parri），后来他成为战后意大利的第一任总理。他从事地下工作时用的名字是“毛里齐奥将军”（General Maurizio），而他和他的同事则称我为“阿图罗”（Arturo）。帕里是学者和政治活动家，戴着厚厚的眼镜，一头乱发因长期被监禁和曾遭受法西斯分子虐待而过早变白。他是墨索里尼惧怕的人——不妥协地正直，全身心奉献于解放事业，但很不冷静。他战斗的总部设在米兰，我们通过秘密信使保持联系，他不打算冒险通过德国和法西斯监控的边界到瑞士见我及与他合作的英国同事。

1944年末，当游击队的士气特别需要提振时，我们安排了一次行动——把以帕里为首的CLNAI使团带到意大利卡塞塔的盟军司令部。当时唯一可行的路线是：非法潜入瑞士后把他们带进法国，自纳粹撤走以后我们在那里有OSS的几个基地和机场，从我们在法国的一个机场把他们送到卡塞塔的盟军司令部。地中海盟军最高司令正式授权CLNAI作为一支与盟军协调行动的军事力量，并委派它在德国最终要撤退的地区维持法律和秩序。

被盟军的真诚和援助鼓舞的CLNAI使团沿原路返回意大利。尽管采取了防卫措施掩盖CLNAI使团进出意大利的行踪，但不幸和遗憾的是，德国人仍听到了某些风声，进行了一系列猛烈扑向一切可疑的抵抗运动中心的突袭，并抓到了帕里。严酷的危机降临到CLNAI。盟军不得不假设德国人在抓帕里时拿到了他的一些文件，就像以往抵抗运动的一些领袖被捕时那样，因此必须取消帕里手中的文件提到的所有行动计划。

作为CLNAI中比较冒进的青年活动分子之一，埃德加多·索格诺（Edgardo Sogno，当时他是意大利的外交人员之一） ，试图和3个伙伴用德国SS成员的制服伪装后，从隔壁房顶过天桥进入米兰的女王酒店（Hotel Regina）把帕里救出来。但他在走廊里被卫兵拦住、抓走，并遭到拷打、审问和监禁。此后，帕里被移送到防守更严的维罗纳（Verona）SS监狱。任何以武力把帕里救出来的机会都没有。与我们有联系的其他CLNAI成员呼吁我尝试通过情报渠道展开营救，比如建议用几个著名的德国囚犯交换帕里，实际上这并不可行。但不久之后，一个促使帕里获释的机会出人意料地来到我们面前。不过，这个故事必须等到本书的后面才能叙述。

与德国对抗，我们的工作从一开始就必须用另一种方式。德国有高层次的抵抗运动，但是并不像我们在法国和意大利支持的那种游击活动。1943年夏，我们在德国的情报来源出现了。这是一位外交工作者，他有情报官员所梦寐以求的关系。乔治·伍德（George Wood）——我们给他起的代号，不仅是我们在德国的最佳情报来源，而且无疑是以前任何情报站都不曾有过的最佳探子。他是柏林的德国外事办公室的一名官员，在那里的工作是审查和分发外事办公室与德国在全世界的外交站点之间往来的有线通信，以便采取行动。由于德国与其驻东京的陆军和空军武官的信息往来，通常也通过外事办公室的渠道，他也能看到这些信息。由于远东战争还未结束，这些信息有极大的价值。他经常被外事办公室作为信使派到瑞士和其他站点。在某次作为信使来瑞士出差时，他成功地联系到了我们。他痛恨纳粹，愿意为打败纳粹而效力。

在柏林的工作岗位上，伍德可以为我们搜寻官方档案中他认为对我们来说比较重要的一切资料，并且复制或照相（缩微胶卷）。然后，他把这些复制文件与他要送交德国驻伯尔尼公使馆的资料，一起放入密封的外交口袋，或者通过秘密渠道邮寄给我们。此处不可能描述他所提供的全部信息。他交给我们的情报包括：V型导弹的战术技术性能信息、盟军轰炸的效果、德国的计划、整个纳粹体制的逐渐瓦解。多诺万将军高度重视这些资料，把其中的许多情报直接送交罗斯福总统。

在1944年4月发往华盛顿的一份情报中，伍德提供了纳粹内部各级情况的资料。我在这里简单摘取其中一些资料。

十分遗憾的是，你们现在看不到伍德提供的所有资料，因为它们还未被整理和删节。其中大约400页是关于德国外交政策在最后两个月中的内部变动，它预示着纳粹即将灭亡和最终垮台。来自数十个外交岗位的抱怨声涌入发愁的总部和半死不活的外事办公室。这是一个萧条的景象：秘密特工和外交特务在尽力对付失败主义者、根本不听指挥的卫星国和盟友，以及不服从的中立者。卡纳里斯（Canaris） 控制秘密保安部门和“香槟酒小贩”控制外交的时代正在走向终点。

卡纳里斯已从这个景象中消失。 柏林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力图填补卡纳里斯在反间谍局留下的窟窿。里宾特洛甫（Ribbentrop） 在萨尔茨堡留下了他的几个主要助手，自己仓皇逃到富施尔（Fuschl）。他的外事办公室的其余人员则散落在利森山区（Riesengebirge）与首都之间的路上。首都残留的是几乎不可能工作的环境，防空洞被长期征用于做编码工作。一旦信息被解码，就开始急切地寻找每一份电报应该被送交的部门或部长；如果要取回电，就必须再次寻找，才能把它送达正确的地方。

这些电报描绘了腐烂的纳粹外交的临终挣扎。读者仔细阅读这些资料后，会看到纳粹在6年的无效战争的最后绝唱中，如何残忍对待那些无望和可怜的陷入盖世太保网络中的人，又看到德国外交面对“欧洲堡垒”（ Festung Europa ） 内外两难的荒谬局面时，读者的情绪会从一个极端被带到另一个极端。

这份描述德国瓦解的信息让华盛顿的一些人很惊讶，他们马上问我：是否再想一想，需要修改或把语气稍微降得低调一些。我回答：“我支持它，不要修改。”不过，我指出，我绝对不是说德国军队的士气已接近崩溃，只是说纳粹对欧洲的心理控制正开始崩溃，而且纳粹的国家情报机构也已经开始解体。

在伍德的贡献之中，具有最高价值且能直接使用的是一份电报的复印件。它是德国驻土耳其大使冯·巴本（von Papen）骄傲地向柏林报告（1943年11月），通过“一名重要的德国特务”从英国驻安卡拉大使馆搞到的绝密文件。当然，这是著名的“西塞罗”（Cicero） ，英国大使馆的一个男仆，设法搞到了大使私人保险箱的钥匙，把其中的文件拍了照。我立即把此事转告给我的英国同事，两位英国安保人员立即飞往安卡拉的英国大使馆，检查保险箱，更改了几个保险箱的密码，从而使“西塞罗”失业。德国人和“西塞罗”都不知道假装例行来访的安保人员为何事而来。就这样，我们通过在瑞士的美国人领导的一个特工盗窃了德国外事处的保险箱，而终止了德国在土耳其的特工盗窃英国大使馆的保险箱。

瑞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持中立，意味着瑞士不愿站在任何一方而介入冲突，或者在任何军事或非军事的活动中支持任何一方。但这并不意味着，如果遭到攻击，它不会保卫自己，也不意味着在纳粹主义问题上瑞士仍是中立的。瑞士从一开始就很清楚，西方盟军没有什么可让它害怕的。但是，对至少曾两次（一次是在1940年法国战败前，另一次是在1943年北非战斗的关键日子里）准备侵犯瑞士的纳粹德国，瑞士一直感到畏惧。

在动员的巅峰时期，瑞士有85万现役或预备役的武装人员，占其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这支力量的司令是亨利·吉桑（Henri Guisan）将军，一位杰出的爱国者。瑞士没有被迫打仗归功于它有抵抗意志，以及它在国防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才和装备。德国若进犯瑞士，将会付出高昂的代价。

瑞士被轴心国完全包围之后，其防卫基于这样的战略设想：即使它的主要城市和工业区经不起德国的攻击，但是一个由堡垒、隧道、地下补给站构成的系统，将使任何敌人都很难把瑞士的防卫者们从这些要塞中铲除。迫不得已，瑞士将自行炸毁德国从意大利运送补给时需要通过的阿尔卑斯山的铁路隧道，这是瑞士公开宣布的。这等于通知德国人，如果进犯瑞士，他们必将失败。

在1940年的那些绝望的日子里，当瑞士完全被轴心国围困时，瑞士政府的某些成员曾想寻求妥协以避免与德国发生冲突。然而，在瑞士的陆军中有一些爱国军官坚持不惜一切代价抵抗德国。他们中有陆军的高级情报官员，很清楚德国对瑞士的意图。

马克斯·韦贝尔（Max Waibel）上尉和汉斯·豪斯曼（Hans Hausamann）上尉，领导着一个代号为“哈局”（Bureau Ha，豪斯曼的头两个字母）的情报组织，有证据认为，德国特务准备用武力阻止吉桑将军向陆军下达保卫国家的命令。豪斯曼和其他军官们，包括将在我们后面的故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马克斯·韦贝尔，甚至签订了一个秘密协议：如果他们上面的高级军官有任何不愿抵抗敌国入侵瑞士的行动，他们将夺取最高指挥权。由于这个爱国的“犯上”行为，他们之中有几位还被判处短期监禁，这是他们为了用坚定的立场增强瑞士人的抵抗意志而付出的小代价。 ^[1]

对于我的使命，瑞士官方人士的立场遵循了恰当的中立礼节，但这是一种助人为乐的中立。当然，必须使瑞士人确信我的谨慎和明智，以及我对他们立场的充分理解。例如，瑞士希望阻止我们采取的能引起德国注意的所有行动，因为他们会把这些行动作为有利于交战的一方而不利于另一方的例子。他们担心任何明目张胆地违反中立的行动会被德国作为报复的借口。我做了最大的合作，以清楚地表明我无意侦探瑞士的任何防御措施。他们防御德国攻击的准备做得越好，我们就越高兴。另外，德国有特工和破坏者在瑞士刺探情报。数十名德国特工被逮捕，数人被枪毙。

当然，我们也明白，瑞士情报局与德国和盟军的情报系统都有联系。由于瑞士人是中立的，他们可以同任何卷入作战的交战方联系，为自身的防御这样做也是合理的。瑞士的一部分情报官员主要与德国人联系，另一部分与盟军联系，从而使误会被最小化。瑞士总参谋部的罗杰·马森（Roger Masson）上校联系希姆莱 的情报局长沃尔特·舒伦堡（Walter Schellenberg），而马克斯·韦贝尔和他的亲密伙伴则与我们磋商。我至今不知道马森与韦贝尔是否有直接的联系，他们二人都直接对吉桑将军负责。我信任韦贝尔，从未有任何理由为此后悔。后来，当我们在1945年初与德国将军们发展秘密而不稳固的关系时，如果没有韦贝尔帮助促成双方的接触和通信，以及安排在绝对秘密的条件下巧妙越过战线，我们很可能在每一步都受挫。韦贝尔在他的一切活动中都是为了和平。

在谈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瑞士的中立时，不提及瑞士的人道主义作用是严重的疏忽。它是为受迫害者、无家可归者和流亡者提供人道主义帮助和慈善救助的避难所。作为致力于各国之间合作的和平组织与国际机构的所在地，这里是同盟国和德国都可以指望为追求和平而找到能干及建设性助手的一个欧洲国家。

[1] 在阿里斯·梅耶尔（Alice Meyer）的书《妥协或抵抗》（ Anpassung Oder Widerstand ，Frauenfeld，Switzerland: Huber，1965）中，可找到关于这些事件的相当好的叙述。 a1Up9iX5XKk0as8Rtuxgq7NJowcEJQulzVVNSA7p4vrX2CfmC6TFbtJB+3toDR7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