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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即将结束的前几天，1945年5月2日，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出人意料地出现在国会下议院。不过，首相没有立即参与正在进行的辩论。如往常一样，他在“吊大家的胃口”，并没有急着公布他所知道的重大消息。在请议长允许他做一个简短的报告之前，他浏览了一遍讲稿，然后平静地宣布了德国向同盟国在二战中的第一次大投降。没有华丽的辞藻，他只用事实说明一切：意大利北部有近100万人投降，那里的反纳粹和反法西斯
战争已经结束；欧洲战线上，战争也已接近尾声。
丘吉尔先生说：“元帅哈罗德·亚历山大爵士（Sir Harold Alexander）
刚宣布，德国的西南战区司令兼陆军C集团军总司令冯·维廷霍夫（von Vietinghoff）将军率领的陆海空三军已无条件投降；投降书已于星期日（4月29日）下午由德军的两名全权代表及盟军司令部总参谋长W. D. 摩根（W. D. Morgan）中将，在位于卡塞塔（Caserta）的盟军司令部签署。投降条款规定，在5月2日格林尼治标准时间中午12点停止敌对行动。”
下议院发出一片惊讶之声。国会议员们意识到，丘吉尔首相把这个重要的消息从4月29日投降书签署之日起隐瞒了三天后才公布。对为何保密之事，丘吉尔先生感觉欠下议院一个解释，于是他补充道：“直到最后一分钟仍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德方最高司令向其军队发出投降的命令得到有效确认后，亚历山大元帅才发来这个消息。”
然后，丘吉尔简单地回顾了意大利战线的情况。在登陆意大利半岛后的长途跋涉中，一支由不同国家和民族——美国人及日裔美国人、英国及其自治领的人、法国人、波兰人、巴西人、意大利人和其他民族组成的军队，肩并肩地在艰难中与顽固抵抗的敌人英勇作战。这支军队的荣耀在于它迫使德国第一次无条件向盟军投降。
丘吉尔说，投降的纳粹和法西斯力量分别是22个被打残了的德国师和6个意大利师。盟军夺回的地区包括：意大利北部的伊松佐河（Isonzo）地区，奥地利的福拉尔贝格州（Vorarlberg）的整个地区、萨尔茨堡（Salzburg）、蒂罗尔州（Tyrol）及卡林西亚州（Carinthia）、施蒂里亚州（Styria）的一部分。位于阿尔卑斯山脉的德国阵地整个南翼已被拿下。尽管纳粹曾企图在那里坚守，但是现在进入山地堡垒的钥匙已经被我们夺过来了。
在丘吉尔结束对亚历山大元帅、马克·克拉克（Mark Clark）将军及组成驻意大利盟军的各民族军人的称赞之后，下议院的一位议员询问这次投降的情况，以及这位德国将军本人是否承担投降的责任。对此，丘吉尔给予肯定的回答，并继续说：“在一段时间内，这些谈判是私人性质的。谈判在某些时间比另一些时间更有希望，但是我在最后两天就已经知道会出现什么结果，不过直到最后一分钟还不能确定谈判是否会被中断。所以，必须绝对保密。”
外界不知道的是，自1945年2月末起，由我负责的美国战略服务局（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 OSS）驻瑞士的使团，就已与在意大利的德国将军有秘密来往和信息传递。在关键的两个月里，忙于作战的双方指挥官通过我在伯尔尼的办事处寻求结束意大利战线战斗的方式，使纳粹在意大利的投降成为可能，从而导致它在欧洲的总投降。为了加快处理信息和保密，我们给这个行动起了一个代号——“日出”（Sunrise）。后来我们才知道，密切关注此事进程的温斯顿·丘吉尔已经给这个行动起名为“字谜”（Crossword）。
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顽固而愚蠢的政策阻碍了我们更早取得成功。尽管他的军队已陷于绝望的境地，但他仍不准任何地区的任何部队投降。他的将军们有充分理由惧怕未经他授权就停止战斗，因为这会使他们付出生命的代价。这意味着，他们不可能接受持白旗越过战线而来的谈判者，我们也不可能进行公开的和谈或正式的谈判。替代的办法是由一个秘密的情报组织接手这项不寻常的任务：建立初步的接触，认真地同敌方谈判，直到准备签署投降书。在亚历山大元帅的批准下，我们成为盟军与德军双方高级司令部之间保持沟通的渠道。
美国战略服务局在那时有明确的职责，由于其创始者和局长威廉·多诺万（William Donovan）的远见和主动，战略服务局组织了一批已经准备好执行这项敦促投降任务的核心人员。
多诺万是天生的领袖人物。他有不畏艰难的毅力和高度热情，而且有巨大的勇气和聪明的才智。令人信服的个性使其成为卓越的谈判者。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多诺万因在爱尔兰第69战斗师的杰出军事服务贡献而很快被提升为上校。由于作战勇敢，他获得了“国会勇敢奖章”和公认的外号——“野蛮的比尔”。一战结束后，他曾是纽约市的著名律师，1933年代表共和党竞选州长，其对手是赫伯特·莱曼（Herbert Lehman）。莱曼后来说，多诺万的竞选活动是他迄今见过最干净的。1933年对共和党的候选人来说不是一个吉祥年
，票选结果是多诺万屈居第二。这对美国政界来说是一个损失，却是美国情报界不可估量的一个收获。
多诺万的兴趣不限于法律和政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几年，他已经在研究军事，并规划美国一旦成为交战国所需要的情报组织，他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他总是喜欢亲自考察事件。不管哪里有战事，只要有可能，他都会去那里。1936年，第二次意大利-埃塞俄比亚战争期间，他专程去了埃塞俄比亚；1936—1937年，西班牙内战时期，他特地到西班牙。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39年9月爆发时，多诺万是最早察觉到现代战争性质变化的少数美国人之一。20世纪30年代，他预料全球性的冲突即将到来。在那时，他就已确信，在未来战争中，现在我们称为“非常规战”或心理战将会占有重要地位。
在这方面，多诺万完全同意温斯顿·丘吉尔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遵循了错误战略的观点。1915年、1916年和1917年英法的进攻证明了丘吉尔所述的“竭尽全力的政策导致愚蠢的大屠杀”。法国和英国在这几年中损失了诸多民族精英——成年男子。丘吉尔说道：“战役是靠屠杀和灵活机动赢得的。一位将军在灵活机动方面贡献越多，牺牲就越少，他就越伟大。”他补充说：“在战争中有多种方式的灵活机动，有些只是在战场上实施机动，包括向侧翼和后方的远距离机动，还有在时间、外交、过程和心理方面的，而这些灵活机动虽远离战场，却往往能对战争起决定性作用，它们的目标都是寻求比纯粹大屠杀容易得多的途径去达到主要目的。” [1]
多诺万同样反对血腥的堑壕战思想。他认为必须迫使敌人在其弱我强的地区作战：“我们必须利用对方的弱点，并由我们自己确定作战的地点。”他觉得非常规战和特种战使我们能利用敌方阵营内的不满情绪，其证据是在纳粹和法西斯控制的一切国家内的汹涌澎湃的地下活动。
鉴于纳粹组织已开始改变欧洲的版图，多诺万不得不投入一项能唤起同胞们警惕所面临的危险的行动中。幸运的是，他得到了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总统的信任，而且与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
（Frank Knox）特别亲近。多诺万常常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们争论关于情报工作的作用及非常规战的实施，赢得了他们的尊敬，并最终取得与他们的合作。
1940年，法国沦陷后不久，英国也处于战争最黑暗的阶段。多诺万在这一年酷热的8月来到华盛顿，在国会为当时的军事训练法案做证。他意外地被传唤到白宫。在那里，他发现罗斯福总统与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
、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
和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在开会。多诺万上校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被传唤到此。诺克斯部长首先发言，问多诺万是否愿意接受秘密访问英国的使命，并回来向总统报告那里的情况，特别是要搞清楚这样一些问题：英国能否如丘吉尔承诺的那样继续单独对希特勒作战？他们有这样做的手段吗？如果他们继续作战，美国给他们提供哪些东西最有效？多诺万还必须报告纳粹“第五纵队”
在欧洲的活动，这多多少少是为了掩护他的主要使命。
那时，英国的命运正处于最低谷。法国已经求和，并已签订停战协议。英国度过了敦刻尔克灾难，救出了有限兵力的主要部分，但是在作战所需的弹药和财力方面，英国处于绝望的境地。美国总统必须很快决定，是否继续实施《租借法案》，把老旧的驱逐舰转让给英国以及执行其他的援英计划。总统要求多诺万做出判断，不是判断英国未来能否打赢战争，而是判断美国给了这些战争援助后，英国是否能继续战斗。
多诺万在伦敦与英国的某些领导人进行了一系列谈话后回到美国。他把确定的意见告诉罗斯福总统：即使胜利的概率很小，英国也要继续战斗。他不能预测英国能否赢得战争，但是总统可以影响英国作战的决心。多诺万还提出一系列措施以加强英国保卫自己的能力。后来，根据《租借法案》，这些措施大部分被付诸实施。
多诺万在英国还研究了英国情报工作的组织和技术。这使他认为，美国的军事计划及整个国家战略将要前所未有地依靠情报环节，美国的情报机构应该完全改组。他还从英国了解到他们所知道的纳粹“第五纵队”的活动，这些活动在德国攻占波兰、比利时、荷兰和挪威时起了很大的作用。多诺万知道，美国没有足够的防卫力量以对付敌方的“第五纵队”，没有组织好对付它所需采取攻势。他强烈地感到，美国应装备好以对付此事。
多诺万与芝加哥《每日新闻》的埃德加·莫勒（Edgar Mowrer）合作，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旨在唤醒美国严肃面对“第五纵队”活动带来的危险。这些文章由多诺万和莫勒共同署名，被美国的主要新闻机构传播到全世界，二人还受到诺克斯部长的赞扬。
多诺万的英国之行使他确信，地中海即将成为盟军生死攸关的战场，关键是要保持通信线通畅。因此他成为后来1942年秋季盟军在法属北非
成功登陆的热心参与者。他们迫使纳粹和法西斯在尽可能远离家乡和补给基地的地区作战，迫使他们不断延长易受盟军日益增长的海军和空军力量攻击的通信线，这就是他曾建议的策略！
在完成赴英使命之后，多诺万并没有在美国待很久。他使罗斯福相信，地中海将注定成为关键的战场。1940年12月1日，他被召到华盛顿，总统问他是否愿意执行第二个使命——对地中海地区做一个经济、政治和军事的战略评估。他立即接受了。1940年12月6日，他进行了一次长达3个半月的2.2万英里的旅行，坐飞机从地中海的一端到另一端。
1941年4月回国后，在给总统的报告中，多诺万极力强调落实其关于美国情报服务工作的思想，尤其是心理战、政治战及破坏活动和游击战。多诺万把所有这些手段视作一个整体作战的各个部分，他提出一份计划，设立一个创建和指挥这些活动的组织。他的报告中有一个专门章节，叙述他在地中海之旅期间发现的英国突击队。他指出，英国皇家总参谋部在敦刻尔克大撤退后建立了一支英国游击队特种力量，以此为背景，他敦促罗斯福总统根据美国的地位组建类似的军事力量。他估计，至少需要花两年时间招募、培训和装备能在一对一的战斗中打败德国人的军队。同时，美国必须准备好运用非常规战的技巧。
那时，多诺万在费城的一次演讲中说：“我们的方向有误。我们总是谈论援助英国，似乎英国是大门外的一个乞丐；准确的事实却是，英国一直是我们的屏风——我们可以在它后面穿袜子、系鞋带和整装，它也是我们的实验室
。”
罗斯福总统任命了一个内阁专门委员会，评估多诺万的思想并推荐行动计划。成员有陆军部长史汀生、海军部长诺克斯和总检察官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结果是，作为美国总统兼陆海军总司令的罗斯福在1941年7月11日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设立一个情报协调者办公室（the Office of the Coordinator of Information，OCI），并指定多诺万为主任。该部门的职责是：收集和分析与国家安全有关的一切信息和数据，使这些信息和数据互相关联，并能为总统及总统确定的政府部门和官员们所用。
该命令给实施“可能有助于对保护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辅助信息活动”赋予附加授权。虽然这项命令不是专门针对非常规战的，但其实指的就是非常规战。多诺万无疑是这样理解的。在签署这项行政命令时，美国当然还是一个中立国。当时距珍珠港事件还有5个月。
珍珠港事件之后，总统发布了一项新命令，把情报协调者办公室改为战略服务局，多诺万担任局长。总统在1942年6月13日签署的这项命令把OSS置于参谋长联席会议管辖之下。除了其前身OCI收集和分析情报的职能之外，还授权OSS“规划和实施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可能指定的特种服务”。有了这些条件，多诺万就可以完成其关于协调战略情报收集工作的蓝图。
“特种服务”在情报界意味着：非常规战、用突击队袭击敌区、援助游击队，以及以隐蔽手段应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帝国的弱点。由于OSS的规章中包含“特种服务”条款，美国首次建立了一个把收集情报、反间谍、援助地下抵抗活动、搞破坏，以及将几乎一切有助于国家事业而常规武装力量做不了的任务置于一体之内的情报组织。今天人们不断论争这种安排是否明智，但很少有人能回忆组建OSS及其后续的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决策曾得到过各方的高度支持。
多诺万邀请社会各阶层的各种人士帮助他，有军人、民间领袖、教师、银行家、律师、商人、图书馆管理员、作家、出版商、球员、传教士、弃恶从良的保险箱窃贼、酒吧调酒师、拖船操作者等等。他需要懂得某些技能或者能得到有用东西的人。这些男男女女开始工作之前，由于战事紧急，没有时间学习情报行业知识。他需要在任何可能的地方找到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有一位酒吧调酒师曾经被他雇用，并非因为善于调制饮料，而是由于会说纯正的意大利语，并且住在亚平宁山脉的一个隘口；一位传教士被雇用，是由于其熟悉缅甸的部落和当地语言；还有一位雕刻家，其能精准地伪造特工人员所需要的证件，帮助他们通过敌方战线。
多诺万最初的计划之一是，呼吁在欧洲的重要友好和中立地区建立情报前哨站。他没有浪费时间，立即推动美国国务院做出一项安排：在瑞典、瑞士、西班牙、葡萄牙及摩洛哥丹吉尔设立OSS的办事处，其中一些由美国在当地的外交使团承担。这个建议自然遭到职业外交家们的反对，但是多诺万最终如愿以偿。有些办事处还有不同形式的更深掩护。
我成为多诺万早期吸收的成员之一。在珍珠港事件后不久，他邀我入伙，并描述了OSS将如何帮助赢得战争。我们讨论了欧洲的形势，特别是那些被纳粹和法西斯占领的国家，在严酷的独裁统治下那些国家已经出现了民众动乱的迹象。在这些地区，他的非常规战和心理战理论都可以得到试验。他不需要过多地说服我，因为我完全相信他的做法总体健全及当前这项工作的重要性。
多诺万是我的一位老朋友。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他曾在华盛顿的司法部工作，后来在纽约做律师。那时他就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早期我在世界各地教书，后来我还在德国、奥匈帝国和瑞士任外交官。在瑞士任职时，我的实际活动是给华盛顿提供关于德国、奥匈帝国和巴尔干地区事务的情报。
起初，多诺万要我去伦敦，在那里同他和戴维·布鲁斯（David Bruce）一起工作，从而建立与英国情报机构的关系。但最终我说服他让我去一个比较不起眼的，但我觉得我过去的经验会有用处的地方——瑞士。
[1] Winston S. Churchill, Great Destiny （New York: Putnam, 1962）, p.2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