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沟通风格的障碍

跨文化的沟通如果只存在语言障碍的话，那么，依靠准确的翻译就足以克服这些障碍。但是，很多情况下，沟通方式本身引发的文化差异往往也影响着沟通的方式和效果。比如，有些文化强调直截了当的沟通，有些文化则强调含蓄、间接的表达；有的文化愿意以自我的体验和喜好作为沟通的起点和基础，而有的文化则倾向于把他人的经历和看法当作沟通基础。个体之间的沟通风格千差百异，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风格也相差甚远。

著名的社会学家爱德华·霍尔提出，在跨文化沟通中还有一些沉默的语言障碍，这其中最大的差异就在高情境沟通风格与低情境沟通风格之间。我们研究发现，在使用争辩性和妥协性的言辞时，也存在着很明显的文化差异。另外，中国的宣传报道大多倾向于笼统的、系统的整体风格，而西方的宣传报道则多为个案的、具体的描述。这些都是由不同文化对不同沟通风格的偏好所造成的。

第一节　高情境和低情境的沟通文化

霍尔在1976年提出了沟通的两种风格差异：一种是高情境的沟通文化，另一种是低情境的沟通文化。高情境的沟通文化强调的是，在很多情况下沟通的情境、信息和意义的交换不是由你说的内容、词汇和语句来决定的，而是由你表达的方式、手势、语调、语速等情境性因素来决定的。在高情境的沟通文化中，沟通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间接的，表达的词汇和语句往往比较间接，而且很大程度上只是所要传递信息的很小部分，其余部分必须通过受众的理解和意会来加以补充。而这种意会建立在受众对沟通者背景的理解、对沟通情境的敏感和其他外在信息的利用上。中国古话所说的“此时无声胜有声”“响鼓不用重锤”“一切尽在不言中”等，指的就是这种高情境的沟通风格，因为中国文化本身就是高情境的沟通文化。类似的文化还包括日本文化、西班牙文化等。

低情境的沟通文化强调沟通的方式是直接的、明确的，它的意义应该直接由字面表达，受众不需要对背景和情境进行再加工，就可以从沟通者所说的、所用的词汇中理解对方的意思。美国、加拿大和很多欧洲国家是很明显的低情境沟通文化。

低情境和高情境沟通的差异不仅是理论上的概念，还有很多实际意义。比如，广告宣传是采用低情境的表达方式还是高情境的表达方式，这可能取决于所要宣传的市场。高情境的广告往往需要受众对广告的背景和内容有些了解，低情境的广告则需要把所要表达的意思完完整整地表达出来。

沟通风格的差异也会影响国际政治。在国际关系中，是采用高情境还是低情境的沟通风格，往往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与影响，这是对外沟通中需要掌握的一些概念。比如，在国际交往中，使用高情境的沟通风格与来自低情境文化中的人沟通时，往往会被对方认为太含蓄、太狡猾、太委婉，而不能很好地被对方理解；使用低情境的沟通风格与来自高情境文化中的人沟通时，则往往会被对方认为表达方式太直白、太粗鲁、太霸道。在我所参与的一些中美合作谈判中，最让高情境的中国工作人员局促不安的事情，就是合作双方需要讨论可能出现的冲突、误解和纠纷等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策略和方法。对于中国人来讲，这些事情都是不方便直接地或公开地讨论的，而是具有合作诚意的双方之间应该达成的默契。而对于低情境的西方谈判者而言，他们觉得必须将双方未来可能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案一一阐述清楚。

这两种沟通风格的差异，主要有如下六个方面的表现。

第一，沟通双方是否能推测到对方的意思 。高情境文化中的人能够相对容易听出对方的弦外声音，“锣鼓听声，听话听音”，这是高情境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人的优势。但低情境文化中的人就需要对方把话讲透，否则等于没说。

第二，具体的表达方式不同。 高情境文化中的人使用委婉的表达方式，低情境文化中的人使用直接的表达方式；高情境文化中的人很少使用直接、坦率、评价的语言，而倾向于用一些礼貌、间接和委婉的语言。因此，高情境文化中的人往往会觉得低情境文化中的人在沟通时显得过于莽撞和粗鲁。比如，在评价一个学生的表现时，特别是当这个学生不是自己学生的时候，高情境文化中的人会说，“你的研究做得很不错，也许还有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而低情境文化中的人一般都会直截了当地指出学生的不足，并同时指出可以改进的地方。东方人的委婉表达方式往往会使低情境的西方人感到迷惑，甚至不解，因为西方人需要的是直接的表达方式。这一点在异性之间表达爱慕之情时体现得较为明显，两种不同的风格往往会成为双方文化冲突的来源。徐志摩可以从日本女性的低头、微笑看出对方的爱意和温柔，“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徐志摩《沙扬拉娜》）；而西方人的爱情表达就一定会是直接大胆的追求。

第三，对人际关系的敏感程度不同 。高情境文化中的人比较敏感，能够快速地从双方交流的方式和结果，以及对方的态度、表情、姿态来判断双方关系的亲密程度。相对而言，低情境文化中的人则不太能够从沟通方式中判断出与对方关系的亲密程度。

第四，使用的词汇不同。 低情境文化中的人更倾向于直接的沟通，因此往往喜欢用一些夸张的词汇来强化所要表达的意义。高情境文化中的人对双方的关系和要表达的隐藏意思相对比较敏感，因此不需要用直接或夸张的词汇来表达所要传递的信息。中国的领导在表扬下属，或是父亲夸奖孩子的时候，一个简单的点头和微笑，或者是某一种赞许的姿态，往往就把意思表达得非常清楚。而美国人就会毫不犹豫地用热烈的词汇来夸奖自己的下属或孩子。

第五，指导行为的方式不同。 高情境文化中的人会较多地利用自己的情感来指导行为；相对而言，低情境文化中的人往往用直接的语言来指导行为。比如说对沉默的理解和反应，高低情境文化中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和反应。在高情境文化中，依据情境的不同，沉默既可以表示对方对你意见的默认，也可以表示对方不认同你的意见；它可以反映对方对你的意见深思熟虑，也可以反映对方对你的意见毫无兴趣。对它的准确把握依赖于你对双方关系、沟通背景、沟通议题的了解。而在低情境文化中，沉默的意义往往代表对方对你的不满和否决。

有两位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专门研究了日本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最让美国谈判者不舒服、拿不准、反感的是日本贸易谈判代表的沉默，因为美国人不了解这其中到底代表什么意思，所以谈判最终以妥协告终。在朝鲜板门店进行的朝鲜停战谈判中，中国的谈判代表经常用这种方式对付美国的谈判代表，我们称之为“沉默的战斗”，对低情境文化中的人来讲，沉默是一种无法理解和应对的情境。

第六，对辩论和对话的兴趣不同。 这也是区分高低沟通情境的指标。低情境文化中的人强调对话和争论，要对所讨论的意义有比较直接的理解、比较详细的分析和区别；而高情境文化中的人则厌恶争辩，强调双方之间的和谐、礼貌。因此，对于高情境文化中的人而言，低情境文化中的人往往好斗且霸道；而相对于低情境文化中的人而言，高情境文化中的人往往比较虚伪和懦弱。这些印象实际上是沟通风格的差异造成的，并不反映双方之间真正的人格差异。

从这个意义来讲，美国是地地道道的低情境沟通文化，它强调直接的评论和详细的解读，强调表达内容而不是表达方式，而且不能够很好地区分不同的表达风格和方式。美国人的沟通风格也是以自我感受为中心的，强调自己的体会、意见、看法和要求，因此他们的沟通和表达往往比较直率、决断，甚至让人觉得咄咄逼人，这很容易被来自高情境文化中的人理解为霸权主义。美国人的交流和沟通风格往往还有一些自我吹嘘的倾向，习惯强化和夸大个人的知识、身份和作用，也经常过分夸大自己的独特性，表现出过分的自信和自大。低情境的沟通风格也使得美国人习惯使用夸张的表达方式，如在公共场合讨论个人的感受，有时并不顾及他人的反应。

强调“沉默是金”的中国文化恐怕是最典型的高情境文化之一。在这种高情境的沟通中，一般强调的不是说了什么，而是没说什么；强调的不是内容，而是形式；强调的是言外之意。中国人的沟通风格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而是强调“我们”和集体，因此，中国人的表达往往是间接、委婉而有礼貌的，多是意会，而不是言传。中国人沟通时往往停顿相对较多，欣赏“一字一顿，有板有眼”。但是，在低情境文化中，停顿是缺乏自信的表现，或者说明你对这些问题根本没有任何看法和意见。中国人的沟通也使用了较多的自我批评和谦虚，但是，这种批评和谦虚的精神在对外沟通中往往有负面的作用，因为对方的沟通风格与我们不一样。在高情境文化中，谦虚的辞藻没有意义，但是做出谦虚的姿态很有意义；而对于低情境文化中的人来讲，他会把你的谦虚当作事实，误认为你没有信心、能力、水平与资格，因而会认为不值得与你打交道。在一种文化中会被认为是美德，在另一种文化中往往有可能会被认为是弱点。

那么，在不同的情境文化中进行社交和商务活动时，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呢？在高情境文化中，我们要注意沟通的方式、方法与策略。这就要求：

第一，强调沟通方式。 在高情境文化中，人们关注的往往不是你说了什么，而是你如何说，因此选择一种适当的、容易被人接受的沟通方式就显得尤为重要。比如说，在高情境的文化环境中建立商务合作关系，往往都必须遵循由易到难、由间接到直接的沟通转换过程，双方最初的接触可能通过间接的或者是第三方的信息传递建立起沟通关系，甚至有可能先是从一个电子邮件或者一封信开始，只有到了双方比较了解和熟悉的时候，才会直接给出商务沟通的目的和要点。在双方最初沟通时直截了当地提出自己的要求和希望，会被高情境文化中的人认为是一种缺乏修养和文化底蕴的行为表现。

在正式的商务沟通中，高情境文化中的人发言时往往要做很多铺垫，开场白通常都是些问候和致谢的话，自己的优点和强项通常要以小心翼翼、谦虚的方式表达出来，而且一定要强调对对方的尊重和双方合作的互利目标，尤其不能过分地炫耀和强调自己的特色和优点，因为这是高情境文化沟通方式中很敏感的一个问题。

第二，谈判时要察言观色。 高情境文化中的商务交往要看对方的表情和心情，而且高情境文化沟通要尽量满足对方的心理需求，在这一人际关系技巧上，中国人比美国人似乎更胜一筹。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国人在人际关系技巧上似乎更长袖善舞，但中国人有时候却并不了解应该怎么做。比如，非言语技巧的使用，高情境文化中的人较多地使用姿态、手势、目光、面部表情等非言语的方式来传达信息。相对于低情境文化中的人，高情境文化中的人对于非言语行为的关注更多，因而也更加敏感，这就使得他们比较关注对方的非言语行为，而不仅仅是对方的言语。

高情境文化中的人，通常也会注意一些含蓄、引申的意义。换句话说，对方言语和意图之间的差异往往容易被高情境文化中的人察觉。甚至有些细微的情境因素都会给高情境文化中的人一些敏感的信息，比如商务会谈中的整洁、有条理和热情，都会被高情境文化中的人理解为合作的诚意和准备状态，而对低情境文化中的人来讲，这些细节一般不太会被解释为与商务沟通的任务直接相关的意义。

第三，换位思考。 尽量站在别人的立场上看待整个问题与局面。每种文化中都有个体差异，即便是在高情境文化中，也并非所有的人都是高情境沟通者，相反也有很多人是低情境沟通者。遇到这种情况时，我们要善于理解，改变对策，多从他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比如在高情境文化中，虽然有很多规则规定了哪些事情不应该做、哪些事情可以做。但实际上，对于高情境文化中的人来讲，规则背后的含义可能更有意义，那些没有规定的事情有可能才是真正的信息。再如，对商务合同的认识问题，高情境文化中合同是可以变通的，而非死板的。但是，在低情境文化中合同是不可以变通的，它规定的内容往往也不可以改变。

同样地，在低情境文化中也有很多方面是需要注意的。

第一，低情境文化中人的特点是以自我为中心。 他们往往喜欢吹嘘，但是，这只是一个文化上的差异，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特点，却不代表这个人本质不好。因为低情境文化中的人，比较强调个人的主动性、个人的决策和个人的成就，因为他们试图把自己作为个人与他人区别开来，期望自己在没有外在监督的情况下做出决定。我在美国教书时，就经常体会到这样的文化冲突。我指导了很多学生的研究报告。作为仍然具有东方传统思想的华人教授，我有时会把报告中自己的署名划掉，以表示对学生的鼓励。但是，我的很多同事却认为这种做法是对自己也是对学生的不公平，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不写上老师的名字，别人就不会知道老师的工作及贡献。西方的管理人员很愿意在部下的工作成就中列举出自己的贡献，因为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些工作及贡献是在自己的领导下完成的。你自己不说出来，别人是不会知道的。而高情境文化中的人，则容易从学生和部下的成就中领会和推测到领导的贡献和作用。不直接表达出来的贡献，更容易赢得高情境文化中的人的尊重。

第二，低情境文化中，人们惯用直截了当、开门见山的说话方式。 这只是他们的文化使然，尽管这在东方文化中是不礼貌的。低情境文化中的人，从小就被要求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怎么想就怎么说，直来直去，不绕弯子，他们对含蓄、间接的表达方式有着天然的反感。我的小孩在美国的中学读书时，他的老师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你怎么想就怎么说（Speak Your Mind）。”而我们高情境文化中的人，从小就被要求不乱说话，因为“祸从口出”。

第三，个人任务与具体表现分离。 即便是最直接的批评，也不代表对个人的不尊重。

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美国的一个电台主持人林博（Limbaugh），是一个保守派的批评人，经常在电台上责骂克林顿。一次白宫宴请爱尔兰后裔，邀请他也去白宫赴晚宴。他很乐意地去了。面对听众的不解，他说：“这是总统在邀请我，不是克林顿在邀请。”中国人很不了解他说的话，因为总统与克林顿是同一个人，是一码事。但是在西方克林顿本人与总统职务是分开的，如果代表职务来邀请的话，这样的国宴应该参加。

第二节　沟通风格的文化差异

我们研究发现，在东西方，尤其是中国和美国的沟通过程中，有两种明显的风格差异。

一种是与东西方的思维差异有密切关系的沟通风格差异，具体是指东方的沟通风格不喜欢争辩的表达方式，而西方的沟通风格倾向于争辩。我在美国时的导师尼斯贝特教授就对我说过，最好的文章一定要有一个假设的辩论对象，如果没有争论的论点和证据，那么你的交流和沟通就没有依据，就不能达到沟通的目的。而我们东方人在很大程度上不愿意与人争辩，因为我们的文化背景与习惯要求我们的沟通风格强调平和、理性和意会。

另外一种东西方文化引起的沟通风格的差异，即是使用整体性、系统性的表达，还是使用具体性、个案性的表达。我们中国人习惯于采用高屋建瓴、纲举目张之类的由上而下的沟通风格，喜欢声称“全体同学”“全体市民”等来营造团体的声势和压力。而西方人的表达往往更愿意从个人的角度出发，采用个案来喻示他要表达的意思和信息。

喜好辩论或者是厌恶辩论的跨文化沟通风格差异，是与不同的思维方式相关联的。我们对东方人和西方人思维方式的差异做过系统性研究，这种研究集中体现为东方人偏好辩证的思维方式，而西方人倾向于逻辑分析的思维方式。这在沟通风格上具体表现为东方人较多运用比喻、比拟和意会的方式，而西方人则较多运用分析、批判和逻辑思辨的方式。

我们可以分别用东西方著名的“劝学篇”来看看双方不同的沟通风格。

荀子的《劝学篇》中写道：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木直中绳，揉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揉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

这段话讲得非常优美，使用了很多比喻、对照，比如以青蓝之青、冰水之寒等来喻示学习带给人的变化，从而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和可能性。这是非常典型的中国式表达和沟通方式。

西方最有名的劝学篇应该是英国哲学家培根的《论求知》，其中有：

求知可以作为消遣，可以作为装潢，也可以增长才干。当你孤独寂寞时，阅读可以消遣。当你高谈阔论时，知识可以装潢。当你处世行事时，求知可以促成才干。有实际经验的人虽能办理个别性的事务，但若要综观整体，运筹全局，却唯有掌握知识方能办到。

显而易见，培根的论述谈到的是学习的功用，可以把学习当作是消遣、娱乐，也可以把学习看作为点缀、装潢，学习还可以增长才干。从这两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到，在论述同一观点的时候，二者表现出了不同的表达风格。

不同的表达风格是否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呢？我曾对来自北京大学和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大学生做心理学研究，选择的是科学史和哲学史上最有名的两个论述观点，分别采用西方的逻辑思辨和东方的比喻辩证思维，将其陈述给来自两个不同文化背景中的被试。我们想了解这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对不同文化的人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科学史上的例子采用了著名的伽利略悖论，这个悖论的西方逻辑思辨方式是这样的：

亚里士多德认为，物体越重，那么它降落到地面的速度就越快，但是这种假设可能是错误的。假设有两个物体，一个重一个轻，把两个物体放在一起，重物体在轻物体之上，那么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假设，这两个物体的下降速度就会比单一的重物体本身的下降速度要快，因为它有两个物体的重量。但是由于轻物体比重物体的下降速度要慢，它就有可能减缓重物体的下降速度。因此这两个物体的下降速度有可能就比单一的重物体本身的下降速度要慢，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悖论，由此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最初的假设是不正确的。

根据我们所理解的东方思维的特性，我们编出了一个可能适合于中国人思维习惯的逻辑推理方式。这就是我们所称的辩证思维方式，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编写的论文是这样的：

亚里士多德认为物体越重，那么它降落到地面的速度就越快，但是这种假设可能是错的。他假定物体下降的速度不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而这种假定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假设有两个物体，一个重一个轻，但是把重的物体放在有风的环境中，轻的物体放在无风的环境中，这两个物体下降的速度就会受到环境的影响，而不是由它本身的重量来决定的。由于环境的影响总是存在的，由此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最初的假设是不正确的。

我们研究发现，相对而言，中国被试喜欢辩证的表达方式，而美国被试则更喜欢逻辑推理的表达方式。当然我们还发现学科的训练对这一具体问题的反映有着很大的影响。但是总而言之，不同的表达风格产生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还有一个著名的辩论，就是对上帝是否存在的证明。除了盲目信从的观点外，西方学者希望可以找到理性的证据。例如英国哲学家休谟（Hume），他说如果科学证明有效果，那么就一定有原因，有作用就有反作用。如果任何事物存在都有原因的话，原因是可以从结果推论出来的。追根究底，人类存在的最终原因来自大爆炸。大爆炸是由什么引起的呢？科学上并没有解释。又如，西方宗教认为上帝存在，因为这在科学上没有做出解释，而我们又需要一个最初原因，那么这个最初的原因就只可能是上帝，这是一个非常线性的逻辑推理。为什么牛顿会认为上帝存在，相信上帝？因为只可能是上帝利用这个杠杆。这个研究分别在中国和美国展开，美国人很容易接受这个推理，但是中国人却不是很明白。在上帝存在的证明中，中国采用的是辩证的辩论，是一种千手观音、千眼观音式的辩论，认为每个人看事情都有片面性，但是我们都知道事物有全面性。谁能证明这一点？只有上帝或是上天。 东方学者喜欢的是辩证的辩论，西方学者偏好的是线性的辩论。

中西方在表达方式上的差异还表现在中国人喜好整体的描述，惯用笼统、夸张、宏大的开场语句。而西方人喜好个案的描述，惯于先谈细微处，再谈宏大的部分，最后立足于具体的内容。

喜好整体的描述和喜好个案的描述之间的差别在报道相同事件的新闻中表现得很明显。我们不妨以2008年8月北京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的报道为例来了解跨文化沟通风格的差异。新华社以北京时间8月8日发电（记者孙承斌、汪涌、高鹏）报道奥运会的开幕，它是这样开始的：

百年奥运梦，今夜终成真。2008年8月8日晚，举世瞩目的北京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在国家体育场隆重举行。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奥林匹克运动与五千多年传承的灿烂中华文化交相辉映，共同谱写人类文明气势恢宏的新篇章。

然后介绍参加开幕式的领导人，再接着描述开幕式的过程，运动员入场时介绍金牌运动员，等等。

一道耀眼的光环，照亮古老的日晷。体育场中央，随着一声声强劲有力的击打，2008尊中国古代打击乐器——缶——发出动人心魄的声音，缶上白色灯光依次闪亮，组合出倒计时数字。在雷鸣般的击缶声中，全场观众随着数字的变换一起大声呼喊：10，9，8，7，6，5，4，3，2，1……在一片欢呼声中，迎来了开幕式正式开始的时刻：20时整。

…………

8名火炬手高擎火炬，在体育场内进行最后的传递。摘取中国奥运史上第一枚金牌的许海峰、中国第一位奥运会跳板跳水金牌获得者高敏、第一位夺得体操世锦赛个人全能金牌的中国选手李小双、中国举重史上唯一得过两枚奥运金牌的占旭刚、中国奥运史上第一枚羽毛球混双金牌获得者张军、中国首枚67公斤以上级跆拳道奥运冠军获得者陈中……曾经创造一个个辉煌的著名运动员，手举圣火在体育场内慢跑，受到全场观众热烈欢迎。

…………

最后，以优美祝福的语言结束报道。

欢歌劲舞庆盛事，火树银花不夜天。这是13亿中国人民永难忘怀的时刻，这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又一辉煌的瞬间。历经7年的精心筹备，中国向世界奉献一个共叙友情、同享和平的盛大庆典。

今夜，北京不眠！

今宵，世界同庆！

我们再看看2008年8月8日的《纽约时报》国际版对这件事情是如何报道的（记者金·亚德莱）。一开始它也是对开幕式做了介绍，不过大部分为数据类介绍。然后，就是大街上随机遇到的普通人的感受……

马杰，一个53岁的出租车司机说：“任何想破坏奥运会、煽动社会骚乱的人，都必须受到严厉的惩罚。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样的行为更可恶呢？”

…………

尽管有如此明显的安全限制，很多在奥运村附近行走的中国人，都非常兴奋和骄傲。

他们其中的一个人，杨斌，一名音乐DJ，从1800公里之外的重庆来到北京，在北京著名的王府井商业大街免费播放摇滚音乐。

杨斌说：“我昨天晚上才赶到北京，来庆祝奥运会的召开，尽管我一张票都没有。今天是我们中国最光荣的日子，全世界都在关注我们。”

…………

从这里节选的两篇不同的报道中，我们能够看到报道风格上的差别。

其一，中国的报道中有很多伟大而振奋人心的言辞，这一方面反映了我们中国人的自豪感，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我们中国人整体和笼统的表达习惯的体现，如“世界同庆”，而在《纽约时报》的报道上，基本上没有这种方式的表述。

其二，中国的报道带有很强的历史背景，一般从大历史的角度去报道；而西方的报道往往就事论事。

其三，中国的报道相对正式，而西方的报道则没那么正式。

其四，西方的报道经常会借用一些身份很具体的普通人的言语来反映自己的观点与看法。而在中方的报道中，这种风格是很罕见的。比如说，在有关奥运会开幕式的报道中，新华社的报道很少出现普通人的名字及其看法；而在《纽约时报》的报道中，有名有姓的、非官方的中国人就有三个，其中的马杰和杨斌可能是我们中国记者根本不会采访的普通人。我们甚至都觉得中国读者对以这些个人的言行来作为报道的内容会有根深蒂固的反感，因为中国人会认为他们的看法不具有代表性，即使他们所说的都是正面的、积极的、每个人都喜欢听的发言。这也是跨文化沟通的差异。

其五，西方记者认为理所当然正确的表达风格会被我们中国人看作是不全面的、带有偏见的表达方式。我们中国人认为正常的、正确的表达方式也会被西方读者看作是不正常的，甚至是有负面意义的表达方式。这就需要中西双方对彼此的表达风格有更深的了解。

最后，从两篇报道的整体结构来看，中国的报道遵循单维历史观，强调叙述故事就是叙述历史，遵从单一的发展脉络，从头到尾，有始有终，所有的人物、活动和事件都在这条时间脉络上逐次展开。美国人的叙述遵从多维历史观，强调以个人为主体的历史叙述，所以不同的人会从各自的角度看历史，叙述是平行推进的，有多重中心和角度，包括精英，也包括平民。中西方报道风格之差异在同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上反映得淋漓尽致。

问题

1．“直肠子”与“婉约派”分别代表哪种情境的沟通风格？

2．读完此章，请举例说明“辩证”与“思辨”如何区分？ 3Bd9GBAOtLNfnlHwI5S5XYatqja/6pbNHBhV7/3AbjmhmyW7aclfBQqqdx4e6MH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