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分析和克服沟通的语言障碍

跨文化沟通中一个显而易见的障碍就是语言障碍，大约有以下几种语言沟通障碍。

一、意义的流失

它的主要表现是，当我们没有掌握对方的语言，或者当对方没有掌握我们的语言时，翻译就成为双方沟通的工具。而翻译的困难主要在于意义的流失，因为即使是最显而易见、最直截了当的翻译，词语的含义在不同文化中也可能存在根本差异。比如，一位美国人夸奖自己的异性朋友火辣、性感，用“hot”，其汉语的直译“热”就很容易脱离原来的含义。又如，汉语“走了桃花运”，通常形容与异性的邂逅，不能说成是“walk in the peach blossom”；而英文中的“break a leg”是一句祝福大获成功的好话，而不是“踢断腿”。上述词汇和短语如果直译就很容易引起对方的误会。

二、对人们心理的影响

语言本身对人的思维、情绪和行动有着很大的指导或者限制作用。

我曾经用心理学家瑞德（D.Read，1983）发明的方法做过一个实验，就是给出一个英语句子，分别让美国被试和中国被试数出句子中一共有几个字母“F”。这个句子是“Finished files are the results of years of scientific study combined with the experience of years”。

实验的结果表明，越是英语好的被试越容易出错，越是英语不好的被试，答案的正确性越高。在英语习惯中，“of ”只是一个助词而没有具体含义，因此很容易被忽视。反过来，若把同样的一句话从汉语翻译成英文，英语不好的人很容易漏掉“of ”，而英语好的人则会把“of ”加上。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英语好的人也会受到自己语言的限制，而不能想到其他的语言问题。

还有一个例子也能够说明语言对人产生误导。越是汉语流利，越容易受到山寨产品广告的影响，因为语言的流利水平和心理的预期会使我们在阅读时对句子很快地进行加工，反而容易产生误读。下面是一篇描述“山寨生活的一天”的趣味短文：

山寨生活的一天

早晨洗头之后头皮很痒，仔细一看是瓢柔！

先泡上一桶康帅傅方便面，早餐。

早餐后，穿上报喜乌的外套，含着一块大白免奶糖，下楼！

走进了华朕超市，商品琳琅满目：司口司乐、娃娃哈、下好佳、脉劫、橙多多……

哈，还有三粮液呢！

生活多美好呀，真逗！

（摘自王彦章博客）

所以，语言沟通有不理解带来的障碍，也有过于流利带来的障碍。

三、对表达方式的影响

在不同的文化中，语言的表达方式有很大的差异。中国人讲话时非常自谦，很多场合下我们更愿意多讲自己的缺点，而不愿过多地宣扬自己的优点。比如，中国人在社交中往往会说“我太太没什么文化”，或是“我太太没有你太太漂亮”；中国女人一般很难把“我老公长得特别帅”这种话说出口，因为别人不会认为这是爱意流露，而会认为是在炫耀。这在美国人眼中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跟别人讲自己太太的缺点，这是对太太的不尊重，即便自己的太太真的很丑，他也会说“我的太太很美，我非常爱她”。这就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表达方式截然不同的例子。

四、对语言意义本身的误解

对语言意义的误解是跨文化沟通中的一个重要障碍。语言作为一种交流工具，它的意义容易在跨文化沟通中让人产生错误的解读，这就给沟通双方带来一定的困难。

第一节　语言的跨文化差异维度

语言，作为一个意义产生系统，有很多基本的特性。首先，它是使用词汇来传递意义的，同时在沟通的过程中，我们也经常传递信息之外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全世界的语言有20多个大语系，其中影响较大的包括印欧语系、汉藏语系、日韩语系、阿拉伯语系和太平洋语系。在这些语系中，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是汉语，其次是英语。但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商务沟通中，75%采用英语沟通。

语言的跨文化差异的维度有哪些呢？

一、词汇的差异

词汇对心理学家而言，往往有着特殊的意义。心理学家们发现，如果某一个活动或者某一个事物，对我们的生存和发展有着特别重要意义的时候，相关的词汇就会较多。心理学家米勒（Miller，1991）发现：如果一个想法很重要，人们就可能用词汇来描述它。住在山里的人会用词汇来描述大山，住在平原上的人如果从来没有见过大山，就很难用词汇描述大山。事情越重要，那么与它有关的词汇就越多。这个思想后来就成为心理学中的词汇假设（Lexical Hypothesis）。

在因纽特人的生活中，辨认雪的颜色深浅有着特殊的生存意义。比如说，较深颜色的雪往往比较坚固，而较浅颜色的雪一般是新雪，有可能不太安全。因此，对于因纽特人，有关雪的词汇比较丰富。再如，性生活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因此，人类语言中有关性生活的词汇很丰富。

西方人格心理学的大五模型，就建立在这一逻辑基础之上。心理学家奥尔波特（Allport，1936）发现，描述这五种人格的词汇是最多的。因此，这就反映了这五种人格是最容易被观察到的，而且是最为重要的。行为科学的研究证明，40%到60%的人格差异能够用这五种人格元素来说明，而且这五种人格元素还具有遗传上的表现。

这五种人格分别是：

（1）外倾性（Extroversion）：具有善于社交、自信、开朗等特质。

（2）平和性（Agreeableness）：具有随和、利他、容易合作等特质。

（3）责任性（Conscientiousness）：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公正、成就导向、自强自律等特点。

（4）明智性（Openness）：具有想象力、好奇心、创新能力、智慧等特质。

（5）情绪不稳定性（Neuroticism）：难以稳定情绪、敌对、自我、冲突，带来不安全感受等特质。

二、对话距离的差异

对话距离的差异就是双方沟通中所特有的距离。著名的社会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曾经将对话距离定义为个人空间。在与不同关系的人进行交谈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的个人空间是不一样的。因此，不同的交谈距离往往代表着不同的人际关系。所谓零距离，往往指的是具有亲密的关系（如情侣），这与我们常听到的“零距离”的意义不同。因此，媒体上的“零距离接触”，实际上是不当的。

当然，对话距离也会受到环境的影响。如果是在一个人口密度很大的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对话距离就会更近。例如，在北京大街上聊天的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就会比在内蒙古草原上说话的两个人之间的距离近得多。但是，这并不代表北京大街上的这两个人关系就比内蒙古大草原上说话的两个人的关系更为密切。另外，社会地位也决定了个人空间的大小，社会地位不同的人要求的语距也不相同。一个富裕的或者有权力的人，与另外一个不同等地位的人交谈的时候，就会有意地选择比较大的语距。

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往往会由于对个人空间的喜好程度不一样而产生跨文化沟通的烦恼。比如说，一个印度人和来自美国中西部的人进行交谈的时候，这个印度人如果过分地接近美国人，这个美国人很可能会感到不舒服而倒退几步，以维持他所能够接受的语距。

三、语言使用的差异

它关注的是不同文化对语言表达方式所做的解释和限制。不同文化的习惯表达方式，常用的成语、谚语和格言，所熟悉的语调、语速以及欣赏的风格都是不一样的，因此，不同语言的使用会下意识地影响人的行为和思维方式。

心理学家罗斯（Ross）发现中国的香港人和加拿大的华人，在分别使用英语和汉语回答问题的时候，他们的手势、表情，甚至对自我的认识都会不同。

因此，研究语言的使用，对我们了解文化对心理的影响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比如，在称赞自己亲人方面，中国人和美国人的表达方式是不一样的。中国人不习惯在外人面前夸奖自己的亲人，如中国的妇女很少在别人面前说自己的丈夫怎样出色、有多努力或者能力多强；中国人也不习惯在外人面前说自己的子女有多么聪明、学习成绩有多好以及获得过什么突出奖励。如果这样说了，通常会被看作是炫耀、俗气而令对方反感。但是，美国人却恰恰相反，他们很愿意在别人面前夸奖自己的太太、子女，以示尊重和欣赏。这就是语言使用的文化差异之一。

中国人比较忌讳当面夸奖对方的妻子有多么漂亮，认为这是一种对女性的亵渎，颇有居心不良的用意。有些中国人还会认为说“你的妻子真漂亮”这样的话近乎下流，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尤其如此。然而，对于美国人而言，这却是很自然的事情，被夸奖的人会颇为欣慰、高兴，她的丈夫也会对你充满感激之情。美国人对恭维一般表示谢意，这表现出一种自强自信的信念。所以，在跨文化沟通中，当对方称赞你时，千万不要回答“No，I don’t think so”，这种回答在西方人看来是不礼貌的，甚至是虚伪的，而应该回答“Thank you”。

汉语和英语中都有表示求助、感激、歉意的固定说法。比如，汉语里有“请”“谢谢”“对不起”，英语里有“Excuse me”“Thank you”“I’m sorry”等。中西文化中，这些表达方式意思十分相近，双方沟通时一般不会造成误解。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它们在使用上的差异。比如，英语里的“ Thank you”和“ Please”比汉语的“谢谢”和“请”用得更加广泛。在小事上，中国人常常不讲这些客气话，特别当对方是亲属或者好朋友时，更无须如此，否则会让别人觉得别扭、生疏。中国人相信对方知道自己的感激之情，因此不必多言；但在西方人看来，不说这些客气话就是失礼的行为，对别人不够尊重。汉语中的“辛苦了！”是一句很热情的话，表示对别人的关心，也用来肯定别人付出的辛勤劳动和所做出的成绩。但是英语中没有完全对应的说法。这是因为，如果你认为别人很辛苦，你就不应该让他们去做这些事情。

四、与之伴随的非言语成分的差异

语言往往伴随有非言语的成分，也就是说，在使用语言的时候，我们的身体都会出现相对应的反应，最常见的非言语动作就是手势。我们经常用手势来表达所说词汇的意义，用面部表情来解说词汇的意义。我们在谈一件高兴事情的时候，所说的词汇和面部感情往往是一致的。当我们微笑地说一件悲伤的事情时，人们就会感到困惑，有时甚至是愤怒。研究语言的非言语成分，在跨文化沟通中有着特别的意义，因为很多信息和意义的交换主要依靠非言语的信息，而不是语言本身。

最先对非言语进行科学研究的应该算是达尔文的《人类和动物表情》这本著作。达尔文发现很多非言语的表达方式具有很大的文化差异。比如说身体的姿态、眼睛的注视、面部的微笑、恶作剧行为等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所代表的意义和得到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姿势也是一种很常用的非言语沟通方式，它通常由手和臂的运动来传达信息，但是也包括头和眼睛的动作，比如点头、飞眼、挤眼等，都是常见的非言语沟通手段。在中国文化中，挤眉弄眼被看成行为不检点的一种标志，特别是女性对男性挤眼，几乎可算作一种挑逗的行为。那么，在美国，同样的行为可能代表友善和热情。当美国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佩林女士对着电视机前的观众做出飞眼动作时，多数的美国人将她的行为看作热情、大方、开朗的表现，而我估计中国的民众恐怕会将同样的行为看作不符合其身份地位的表现。因此，研究非言语的文化差异，应该成为我们学习跨文化沟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因为非言语沟通是一种可以后天学习到的技巧，所以，我们可以很快地掌握这一技巧，使自己成为跨文化沟通的强者。

很多人照相时喜欢竖起两个手指，意思是“胜利”（Victory）的首字母，有时候还有卖萌的意味。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如果将竖起两个手指的手，不小心转了一下，手背朝外时意思就完全变了。这个手势比起竖中指的侮辱程度，其负面意义是加倍的，尤其是在英法等国家。2017年，美国NBA球星德怀特·霍华德在比赛中一度冲着球迷做此手势，从而激起公愤和联盟的罚单。

第二节　语言和人类行为

语言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们的行为？心理语言学家沙皮尔（Sapir）和沃尔夫（Whorf）最早提出语言对人心理的影响，其在语言学中被称为沙皮尔—沃尔夫假设（Sapir-Whorf Hypothesis）。这个假设的最初含义是指思维的文化差异基本上是由语言的差异决定的。而且，他们对美国印第安语言做了一系列研究，发现许多印第安部落之间的文化差异与他们所持有的语言差异是一致的。

但是后续的跨文化研究发现，最初的沙皮尔—沃尔夫假设过分夸大了语言对心理的影响，忽略了人的心理也会影响语言的使用。人的认知特性具有比较明显的跨文化一致性，语言对它的作用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心理学家罗施（Rosch）发现有只存在两种颜色词汇的语言，比如语言中只有黑和白，而持有这种语言的人，仍然能够在视觉上区别基本的色彩差异。

心理语言学家凯和哈密尔顿（Kay & Hamilton）发现颜色与颜色词汇之间存在发展秩序的现象，即各种语言都具备对黑和白两种颜色的描述。但是如果存在三种颜色的话，这第三种颜色一定是红色；如果存在四种颜色，这第四种颜色一定会是蓝色或者绿色；如果存在五种颜色，它就一定包括蓝色或绿色；如果有六种颜色，这第六种颜色就应该是黄色；如果存在七种颜色，就一定得加上棕色或粉红色。这一现象表明，人类的视知觉有一定的发展秩序，这一秩序会影响语言以及语言中反映这些颜色的词汇。

因此，沙皮尔和沃尔夫做了调整，将最初的假设赋予了现代含义，这一现代含义就是： 跨文化的心理差异，与其所对应的语言差异是一致的。 心理与语言的关系，应该是对应的、平行的关系，而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线性的、决定性的关系。

心理学家到底有什么证据能够支持沙皮尔—沃尔夫假设呢？其中一类证据说明 不同语言的计数方式会影响儿童的数学能力。

有一项研究，探讨了五种不同语言的数量方式对儿童数学学习的影响。研究发现，小孩在一、二年级时，对数字的理解与语言有很大的联系，中国孩子对数字的理解要好一些。因为汉语中进位是以10开始的，是十进制的算法，而英语“one，two，…”进位从13开始，法文进位变化从17开始，日本、韩国跟中国一样。如果语言对人的行为、心理有影响，那么中日韩的孩子学数学，就要比英美法的孩子学得更好，研究出来的结果也确实如此，中国孩子的数学能力的确更强。

另一类证据来源于不同语言虚拟语气的表达方式对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的反事实思维能力的影响。 反事实思维是指根据一个虚拟的状态来做出推理。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布鲁姆（Bloom，1981）发现汉语中没有虚拟语气，也没有动词时态变化。比如，“我明天见你”的英文表达是“I will see you tomorrow”，“明天一定见”的英文表达是“I would see you tomorrow”“I could see you tomorrow”。中文没有这些区分，而这会不会影响中国人的反事实思维？反事实思维在法律中有很大的作用，比如说律师在询问一件事情：假设所有条件都一样，你不在现场，这事情是否还会发生？这个问证的答案就是定罪与否的关键。

如果中文没有虚拟的表达，那中国人能做反事实思维吗？布鲁姆问道：“如果所有的圆都很大，这个小三角形是圆，那它是大还是小？”从逻辑判断，应该是大；假若从语言的判断讲，他发现很多中国人不愿意做出回答。原因有多种。

第一，相互矛盾。 中国人感到迷惑的就是，一个小三角形怎么会大？但是，从英文的表达来说这是虚拟的状态，因此没有什么矛盾的存在。

第二，绕弯子，别扭。 布鲁姆还问道：“著名的丹麦物理学家玻尔（Bohr）不会汉语，倘若他会写汉语，他是否会成为一个著名的中国科学家？”在美国有98%的人认为有可能，而在中国，却只有6%的人认为有可能。这就是被布鲁姆认为是中国人不能做反事实思维的证据。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人是可以运用反事实思维的，比如说，如果今天不堵车，我就不会迟到；如果我好好读书，我就会考上北大或清华。

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观察结果呢？很多中国学者认为，布鲁姆的研究忽略了中国人依靠其他的背景线索运用反事实思维的倾向性，虽然我们汉语没有虚拟语气，但我们可以通过上下文来判断某一声明是否具有反事实思维的特性。这些线索能帮助我们回答反事实思维的问题。关键是，我们中国人是否愿意或是否经常运用反事实思维。创造力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善于运用反事实思维，而有一些证据发现，中国人不愿意运用反事实思维，而不是不能运用反事实思维。

例如，如果周围某个朋友说“假如我竞选美国总统”，美国人知道这是个假设情景，愿意认真分析这个人有哪些竞选优势，成功的概率有多大，甚至可能会分析具体怎么做才会提高竞选成功的概率；而中国人则会认为这个人是在痴心妄想，第一反应可能是：“就你小子，还想竞选美国总统？”甚至有人认为就不该提出这么荒谬的问题，这是因为我们不太喜欢讨论假设的问题。

另外，在表达习惯上，中国人往往喜欢笼统、夸张的表达方式，比如说“中国同胞们”“全体毕业班学生”“灾区群众”等，而不喜欢给予准确的描述，这也与西方人的表达方式有很大的差异。西方人喜欢具体的信息，往往认为我们的宣传言过其实，却不知道我们只是惯用一个笼统的表达方式。但不是说100%的人都有这种行为，只是说大多数人有这种行为。我们的表达方式有时也趋于艺术性的夸张，如唐代诗人李白就写下了“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等诗句。这些我们中国人喜欢的艺术夸张，在西方人的日常生活中却很难听到。只有具有较高中国文化修养的人，才能意识到这些描述只是比喻而已，而不是一种科学的定量结论。

第三节　不同的跨文化词语表达

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疑问：即使我们的语言表达得准确无误，为什么在跨文化沟通中还是会引起误会？这其实是沟通双方的文化背景不同造成的。因为对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同一个词或者同一种表达方式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由于文化背景下的差异，在讲一个原本很严肃的问题时，讲话的人很可能会因为某一句话不得体而令听者捧腹大笑，即便是一句毫无恶意的话，也可能会令对方不快，甚至引起愤怒。我经常发现，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外国听众对我讲的笑话毫无反应，然而在国内，同样的一个笑话会令听众笑得前俯后仰。

有几种原因导致了反应的不同。

第一，语言结构和使用差异导致一些特定语言情境下非常幽默的笑话不会对使用另外一种语言的人产生同样的效果。 例如下面的笑话：

有一天，小王对小杨说：“你是猪。”小杨说：“我是猪才怪！”于是，小王开始叫小杨“猪才怪”。终于有一天，小杨忍不住在众人面前大声宣布：“我不是猪才怪。”

中国人知道“不”和“才怪”都是否定词，双重否定即肯定，因此小杨等于是公开承认自己是“猪”。但是即使是会说汉语的外国人，也不一定知道“才怪”是一个否定词，因此他可能怎么也不会领悟到这个笑话的可笑之处。

第二，很多笑话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差异，而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彼此理解都会有很大的不同。 有些与政治生活密切相关的幽默和笑话，由于政治环境和背景知识的差异，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比如，中国有些笑话是关于中国的政治生活和官员行为的，而西方人并不一定知道这些笑话蕴含的社会背景。

第三，由于文化、历史和习惯的差异，有些特定文化的笑话在其他文化中根本就不存在。 美国生活中很多关于金发女郎和律师的笑话，我们中国人就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可笑的地方。比如下面就是一个关于金发女郎愚笨的笑话。

一群金发女郎决定要证明她们并不是都很笨，便请了一些裁判来问她们一些问题。

一个裁判首先问：“59+2等于多少？”第一个金发女郎回答：“57 ？”

其他的参赛者一起嚷嚷起来：“再让她试一次，再让她试一次！”

于是，另一个裁判问：“那15 - 5等于多少？”这个金发女郎说：“20，对吗？”

其他的金发女郎又叫嚷：“再试一次，再试一次！”

第三个裁判决定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1+2等于多少？”这个金发女郎回答说：“3，对吗？”

只听其他的女郎又叫起来：“再让她试一次，再让她试一次！”

种种迹象表明，语言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受文化的影响很大。语言反映一个民族的特征，它不仅包含着该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也蕴藏着该民族对人生的看法、生活方式以及思维方式。因此，我们想要理解语言，就必须先了解文化。但是，由于语言与文化都有多样性的特点，再加上因背景的不同而产生的差异，彼此间相互了解的难度以及跨文化沟通的难度都会增大。我们不仅要掌握语言本身的语音、语法、词汇和习语，还要了解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的心理，即他们是如何看待事物、观察世界的，了解他们如何用语言来反映自己的社会思想、习惯和行为方式。

语言的跨文化词汇差异表现在双语词典上的注释并非都是词义完全对应的同义词，在不同的语言中也并非总能为同一事物找到对应词。比如，在中美各自的文化背景中，“知识分子”和“intellectual”的含义就是大不相同的。在中国文化中，我们印象中的“知识分子”一般包括所有的教师、大学生以及医生、工程师、翻译人员等，在中国农村有许多地方，甚至连中学生也被认为是“知识分子”。但在美国和欧洲却不尽然，“intellectual”所指的范围要小得多，它仅仅包括大学教授等具有较高学术地位的人，而不包括大学生。此外，还有一个区别就是：在美国，“intellectual”并不总是褒义词，有时用于贬义，与实干家和中产阶级相对应。

综合以往的文献，我们可以看出英语词汇和汉语词汇的语义差别主要有以下四种情况。

一、缺少对应词

有些事物或者概念在一种文化中存在，但是在另外一种文化中却找不到相对应的词汇。比如，汉语中有句谚语是“夏练三伏，冬练三九”，相信中国人都明白“三伏”和“三九”的意义。但是，如果对几个美国人说“three fu”和“three nine”时，听者可能会感到莫名其妙。事实上用“the hottest days in summer”表达“三伏”，用“the coldest times in winter”表达“三九”即可。

再看另外一个例子，一个中国青年随同朋友到附近的游泳池游泳，游泳池里人很多，水也很脏，于是他说：“这水早该换了，简直像芝麻酱煮饺子。”和他同去的中国朋友笑了，而他的另外几个外国朋友却茫然不解，因为他们既没有吃过“芝麻酱”，也没有见过“煮饺子”，丝毫不觉得这个比喻幽默风趣。西方人形容某地人多、拥挤不堪，习惯说“塞得像沙丁鱼罐头一样”（It was packed like sardines）。这个比喻，中国人基本上可以理解，但不一定能欣赏其中的精妙，因为很少有人见过真正的沙丁鱼罐头。

二、同一概念不同意义

有些概念在英语和汉语中都存在，而且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同一事物或概念，但是实际上，它们的意义完全不同。在跨文化沟通中经常会遇见这样一个场景：有些中国人介绍自己的爱人时用的是“lover”一词，对此外国人颇为惊讶且不理解，因为在这类问题上，中国人历来都是万分地谨慎小心，为何却公开申明自己有lover呢？“lover”在英语中表示情人的意思。在英语表达中，相当于汉语中“爱人”这个词的英语词汇分别是：“husband”（丈夫）或者“wife”（妻子），“fiancé”（未婚夫）或者“fiancée”（未婚妻）。

在英语和汉语中，有很多上述的“貌合神离”的词汇例子。比如“改善生活”有时候就并不等同于“improve one’ s standard of living”。在英语中，习惯用“improve one’ s standard of living”代表“提高生活水平”的意思，而汉语中的“改善生活”则不尽然。《人民日报》就有这样的一则新闻：“我的邻居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太，隔三岔五，到街头饭馆改善生活。但每次她都是去一家私人饭馆。她说，原因不是别的，就是这家小饭馆服务态度好，总听到一句‘里边请’。”按中国的习惯用法，“改善生活”在很多情况下指的是吃一顿或几顿比较好的饭菜。

三、一词单义与一词多义

某些事物或概念在一种语言里只有一两种表达方式，而在另一种语言里则有多种表达方式，即在另一种语言里，这种事物或概念有更细微的差别。一般来说，表示同一事物或者概念的词越多，词义就区分得越精细。

在跨文化沟通中，非汉语文化背景的人常常对汉语中表示亲属的词汇迷惑不解。因为在汉语中，有很多称呼、词汇用来指各种具体的亲属关系，如祖父（母）与外祖父（母）、伯父、叔父与舅父、姨父，还有姐夫与妹夫等。这仅仅列出了部分亲属关系，至于嫂子、弟妹、小舅子、小姑子、侄子与外甥等用更细致的称呼来区分的亲属关系，非汉语文化背景的人对此束手无策，因为在英语中，“relative”一词简单明了，是一切亲戚关系的统称。由于词汇意义不对等，我们在跨文化沟通中存在这样的障碍—— 不是我们所有的称呼都可以找到令人满意的对应词。 比如英语中的“John’ s brother worked with Joan’ s sister”这句话就会使汉语背景下的人在理解和翻译上陷入困境，因为我们并不清楚“brother”是指John的哥哥还是弟弟，也不明白“sister”到底是指Joan的姐姐还是妹妹。“brother”译成中文有哥哥、弟弟、同胞等词义，“sister”译成中文有姐姐、妹妹、姐妹等词义。

四、派生词的意义相差大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有些词汇的基本意义大致相同，但是其派生出来的意义，区别可能很大。词汇的不同文化内涵会使人产生不同的联想。

在汉语中，“政治”一词很难翻译为适当的英语。在多数情况下，译成“politics”不能确切表述原意，因为“politics”是一个含贬义色彩的词汇，它的含义是“采取欺诈和不正当的手段搞政治活动”（《新编韦氏大学英语词典》）或“在一个集团中进行策划，搞阴谋”（《朗文现代英语词典》）。因此在选择合适的英语词汇时，可以根据汉语上下文的意思，把“政治”这个词译为“political activities”（政治活动），“political work”（政治工作）或“political study”（政治学习）等。

那么，汉语中的“政治家”这个词汇应该如何用英语翻译呢？有些略知英语的学生把它译作“politician”，这是很不确切的，因为在美国英语中“politician”往往是指“为谋取个人私利而搞政治、耍手腕的人”，它具有非常强烈的贬义色彩，而且会引起别人的蔑视。“politician”还有“精明圆滑的人”（smooth-operator）之意，指一个人做事或说话时信心十足，非常老练。汉语中的“政治家”，准确来说，应该翻译为“statesman”，这在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中都很贴切。“statesman”主要表示“善于管理国家的明智之士”。在英美国家中，人们通常把有威望的高级政府官员称为“statesman”。简言之，“politician”一般指政客，而“statesman”则指政治家或者国务活动家。

此外，英文中“doctor”一词既可以是医生，也可以是博士。英语国家的人们很喜欢将博士学位者称呼为博士，如库珀博士、布朗博士。在中国文化中，很少有人直接称呼张博士、李博士，但称呼张医生、李医生则显得自然很多。

问题

1．“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这句诗体现了中国人夸张的表达方式。请思考：除此之外，中国人还常用哪些表达方式？西方人常用哪些表达方式？

2．“egg”意为“鸡蛋”，“apple”意为“苹果”，那“from the egg to the apple”，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可否由此例分析一下跨文化沟通中的语言障碍，以及如何克服？ YjZTup3C+1yNM+DT7OyjHgh2/Ocd0ddm1NDbupNOrwyfFJwCjFInsFRC6KLCHUH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