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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伦贝尔，一半是森林、一半是草原。丰富的自然景观中蕴藏着北方边疆的历史，这里是中国历史上几大重要游牧民族的故乡。鲜卑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都从这片土地上走出，呼伦贝尔也因此成为北魏、辽金和蒙元的序章。
25万平方公里，呼伦贝尔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面积超过了上海市、江苏省和安徽省的总和，人口却只及浦东新区的一半。苍莽、空阔、寂寥是形容这里常见的词眼，但对世代栖息于此的少数民族而言，没有一寸土地多余。萨满教的精髓是赋予森林和草原灵性，人们认为它们主宰着自然和人间。曾经以矿产立身的城市正在寻求改变，旅游业已经崛起，交通、服务还未完善，这段成长中的经历却恰好为旅行者保留了探索秘境的快乐。
3万年前，达兰鄂罗木河岸边的台地已是猛犸象、披毛犀生存的乐土。此后，蘑菇山人和扎赉诺尔人接踵而至。7000年前，哈克人在海拉尔河畔用精致的玉石器凿开了文明的曙光。
战国时，茹毛饮血的东胡人在大兴安岭崛起。西汉初，被匈奴瓦解后的东胡退居大鲜卑山（大兴安岭北部），鲜卑族自此诞生。他们最终走出大兴安岭，南迁至呼伦湖畔，在草原生活了两百年后，拓跋鲜卑南下中原，唱响北魏的先声。
8世纪时，额尔古纳河畔的蒙兀室韦人追随鲜卑的南迁足迹来到呼伦湖畔。与此同时，同族异种的契丹人也登上历史舞台。
10世纪，中原又迎来合久必分的局面，室韦人和契丹人在北方“分道扬镳”。室韦人挺进漠北，契丹人意属中原。雄才伟略的耶律阿保机统一本部、建立辽朝，与北宋对峙。辽朝式微后，女真人又在此崛起，呼伦贝尔成为金国领地。漠北草原上诞生的一代天骄最终回到祖先的出发地，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将呼伦贝尔草原分封给他的二弟哈撒尔。这片丰美草原成为欧亚帝国的后方大本营。
17世纪中叶，沙俄入侵。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额尔古纳河成为两国界河。达斡尔人、索伦（今鄂温克）人、鄂伦春人和巴尔虎蒙古族迁入草原驻牧戍边，草原更名改姓，“巴尔虎”沿用至今。清朝末年，当中国成为列强眼中的“香饽饽”，沙俄的西伯利亚铁路穿越了呼伦贝尔，俄国人、日本人在这里纷纷登场，日本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大兴安岭被划分为兴安东、西、南、北四个省。
20世纪50年代末，垦荒成为主题，草原开发成国营农牧场，大兴安岭上林场遍布。1984年，草场划分，承包到户，草原上建起了铁栅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经由政府统一安置，放弃了原始的狩猎生活。游牧文化与狩猎文化都翻到了最后一页。
2015年，大兴安岭全面停伐，伐木工摇身一变成了护林员。巴尔虎草原上，已经有牧民开始自发拆除铁栅栏，支离破碎的草原有望慢慢恢复。在一次次的铁路大提速之后，齐海满高铁规划已经提上日程。这个时代正在加速，有小镇被落下，也有新城在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