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六卷中，温斯顿·丘吉尔爵士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那是1945年7月的波茨坦，当时他就在杜鲁门总统和斯大林元帅身旁，目睹了杜鲁门总统告诉斯大林元帅，接下来几个月会有一件大事发生：西方世界即将诞生一位新的天骄，他笔下的作品注定流芳百世，对我们的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元帅礼貌地表现出些许兴趣和好奇的样子—显而易见，他对杜鲁门总统口中的天骄毫无兴趣，更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温斯顿爵士在书中写道：

他并不清楚被告知的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如果他对世界范围内正在进行的革命事件稍有了解，他就应该会对这件事提高警惕……但是他脸上的表情显得依旧愉快而和蔼……

根据杜鲁门总统的说法，斯大林元帅压根儿连一个问题都懒得问。

斯大林元帅最后得知的事件也并非是杜鲁门总统口中所指。尽管这可能只是时间上的巧合，但就在原子弹袭击广岛和长崎的同月，一本名为《动物农场》的小书即将横空出世，出现在各大书店的书架上。一方面，毫无疑问，如果当时知道了这件事，元帅对两者的反应多半也会是大同小异；另一方面，虽然他得知这些事花费的时间长了些，但也许，他的反应依旧不合时宜。虽然仅仅源于巧合，让这两件事在1945年的8月不期而遇—尽管两者花了几乎同样长的时间来准备—乔治·奥威尔用一生的经历和智慧构思出了《动物农场》这本书，并于1943年11月提笔，1944年2月成书。也正是在这一月，曼哈顿计划同样步入高潮。但是这个巧合，一定也给奥威尔带来了满满的悲伤与讽刺：有些人认为，站在一个更广泛的历史背景下看待问题，第一颗原子弹所针对的对象，或许是一个与对日战争完全无关的政治目标。还有不少人确信，《动物农场》的政治目标与那颗原子弹所针对的对象不谋而合。奥威尔本人也许会同意这两种说法。但他肯定也会发出辩解：个体的敌人并非单独的个体或政府，而是整个世界范围内有能力生产和使用原子弹的体系或制度。而发生于1945年8月的巧合就更值得注意了—汤因比教授尚未出世的弟子们很可能会指出，这段时间发生的挑战与回应，大概是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争辩之一了。

早些时候有这么一种说法：笔杆子比原子弹更加强大。不过奥威尔对这类观点并不苟同。在一百多年前，布尔沃-利顿曾告诉我们：“笔比剑更加有力。”尽管那时候剑早已是一种过时的武器了，但这种情况其实很少见。

在真正的伟人领导下，这过去的一百年里，发生了足够多的事情。这让我们有理由相信，笔对于武力挑战所能做出的应对至少不是可笑而无望的。事实上，它也许正是人类面临危机时不可或缺的希望所在。所以，在1945年的那个夏天，温斯顿·丘吉尔爵士选择了一本书而非一枚炸弹，这并不是什么可笑而愚蠢的举措，因为笔一直是他军械库中的第一件武器。丘吉尔爵士用它赢得了我们种族历史上最关键的胜利，在这场战争中，他还提道：“无论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我们都要保卫我们的岛屿……”温斯顿爵士最终赢得了胜利（他自己也确实利用了那个有利且有力的武器）。他用自己的切身体验，证明了在确切条件下，布尔沃所言不无道理。乔治·奥威尔在临终前仍一直在怀疑这个世界上是否还会出现类似的巧合（不管怎么样，他在写《1984》时就怀揣着这样的想法）。但毫无疑问，奥威尔的作品，尤其是当他写《动物农场》时，其目的与原子弹所带来的武力威慑是一样的。

如果说阅读这本书后，你仍旧对这类问题抱有疑问的话，那么奥威尔在几年后的一篇名为《我为什么写作》的文章中将会为你解答它：

自1936年以来，我笔下的每篇严肃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反对极权主义，并支持民主社会主义的……《动物农场》这本书是我在充分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的情况下，首次尝试将政治和艺术融合在一起。

在奥威尔写下《动物农场》之前，他在对一些同时代作家的文章进行点评时，曾反复提到的一点就是这些人并没有对自己所生活的世界提出应有的抗议。他曾在1940年写下了一篇关于亨利·米勒的最长也最严肃的文学批评作品—《在鲸腹中》来解释说明这一观点，在他看来，米勒没有履行抗议的义务，他“就像约拿一样，让自己被吞没，被动地接受了一切”。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还批评了奥登的诗《西班牙》中的一句话：

自觉地承认必要的谋杀是有罪的

他对这句诗的评论是这样的：“这句话只有这个人能写出来，因为对他来说，谋杀只不过是个普通的单词罢了。但就我个人而言，我是不会如此轻率地将谋杀挂在嘴边的。”但奇怪的是，在《动物农场》中，奥威尔却又如此轻描淡写地谈及谋杀。事实上，虽然不像奥登那样表露出强烈的情感，但他在文中使用了“谋杀”一词足有二十次。更奇怪的是，《动物农场》的副标题居然是“一个童话故事”，要知道，普通大众所默认的童话故事，属于那种最好的逃避现实的文学形式。

那么，对于《动物农场》来说，它是在何种意义上被称作童话故事呢？这本书讲述了动物们是如何从整日酗酒、昏聩无能的农场主手中夺取了曼纳农场；他们又是如何将曼纳农场改名为动物农场，并将其建成一个所有动物一律平等的模范农场的；农场里的两头猪，拿破仑和斯诺克又是如何为了争夺革命的胜利果实互相斗争；周围的人类回过神来要侵略农场，却又如何被动物们击败；拿破仑是如何令斯诺克下台并将其定义为叛徒；为了经济利益，动物与人类是如何相互妥协的；拿破仑是如何与人类结盟谈判，并利用这个谈判来建立属于他自己的独裁统治；农场里的诸位动物最终是如何得知“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以及动物们最后的处境如何变得与当初人类统治下的一样糟糕；最后，还讲述了统治动物们的猪是如何变得越来越像人类的。

在这本书里，没有往日童话故事里的一见钟情。除了最初的动物形象的设定，也没有任何所谓的魔幻元素。除了一个恶棍，没有一只动物最终迎来了所谓的快乐幸福的大结局。没有白马王子、遇难少女或任何形式的感情元素夹杂在书中，唯一跟马有关的就是充满着个人悲剧色彩的驽马鲍克瑟和轻浮虚荣的白色母马茉莉。童话故事并非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分类，我们应该清楚，它是存在一个弹性区间的—安德鲁·朗格在他的第一本彩色童话集中讲述了一趟前往小人国的旅程，并不是所有的传统元素都是童话故事的基本要素。但是，我们会自然而然地认为，既然署名为童话故事，至少能在书中找到一部分传统元素；粗看之下，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奥威尔的这个副标题未免有些信口雌黄，这本书读起来根本不像童话故事。此外，我们也无法理解，为什么这本书在过去九年里会对全世界范围内的人类产生如此大的吸引力—要知道，如果仅仅以嘲弄取笑的精神内涵来成就的书，是不可能拥有这样的吸引力的。

实际上，奥威尔对文字抱有深沉的热情与爱意，他从来不会故意滥用它们。如果他宣称自己写了一个带有政治目的的童话故事，我们绝不可轻率地等闲视之。政治目的也就是指某些道德或寓意，就像是伊索、拉·封丹，甚至是瑟伯笔下的寓言故事，他们以故事为媒介向人们灌输一些道理。以前也有许多童话故事声称其内蕴含着格言警句：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宣称《金鸡》（Le Coq d'Or）是一部“蕴含着道德的童话”，尽管可能除了当初的俄罗斯帝国审查员（他们认为原始版本的歌剧具有颠覆和反动的元素），没人能界定这部歌剧到底属于哪类故事。但不管怎么说，将这本书归类为童话故事，这个想法看起来有点儿异想天开，似乎不太可能激起普通读者的阅读热情。而且，在《动物农场》中，故事的结局最终以邪恶获得胜利，美德彻底被摧毁而告终。因此，我们也不可能给它冠以任何曾经熟悉的道德观念。或许这本书对农民们有所警示—不要酗酒误事，让你农场里的家畜失去控制。但即便如此，最终的胜利果实，多半还是会被那些恶棍们所攫取。对于那些惨遭蹂躏的动物们来说，这是个悲惨的世界，除了痛苦、残酷和不公正之外，没有任何道德可言，大地上最终只有驴子本杰明的悲鸣仍旧在回响：“生活都会一如既往—换句话说，很糟糕。”这本书不是那种告诉我们要三思而后行或者不要在雏鸟出壳前计数的道德—因为动物们从来没有选择的机会，即使有，最终的结果也不会有什么不同。

然而，正是这种别无选择、前途无路所带来的残忍无情，为奥威尔的故事带来了灵感，也是他把《动物农场》称之为童话故事的真正原因所在。这本书之所以被归类为童话故事，正是因为书里的角色，它们不仅没有道德和伦理，也不存在正义或邪恶。这是一个发生在超越善与恶的世界里的故事，在那里，人类（或动物）受难或享福与伦理道德无关—而是源于其他。比如说，因为各自丑陋或美丽，或者是其他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原因。一个小女孩想要帮祖母干活却被恶狼吃掉；一个年轻的盗贼借助自己的小提琴天赋逃离绞刑，却让一名老犹太人无辜受累；数十名年轻的王子为了穿过围绕着睡美人的荆棘树篱而惨死，仅仅是因为他们运气不好，在她的百年诅咒到期之前就出生了；另外一个年轻的王子，他既不比其他王子优秀或差劲，也不比其他王子漂亮或丑陋，仅仅因为运气好，正好碰到了睡美人的百年诅咒期满失效，于是他就抱得美人归了……即使格林兄弟的继母被称之为“邪恶的（wicked）”，但我们也要明白，在德语中，这个词主要是指邪恶和坏脾气，而非道德上的罪恶感或愧疚。所有的童话故事都是由它的讲述者流传下来的，他们对于故事里的内容既不赞同也不反对，没有一丝主观感受，就好像他们的笔已经被医用酒精消毒，上面不会残留一丁点名为“情绪”的细菌。他们从不会试图批评或说教他人，也不会去表达抗议和恳求，或者尝试说服他人；如果这些童话作家自身的情感对读者产生了影响—就像那些最伟大的文豪一样，那就已经失却他们笔下童话故事的本质了。事实上，他们要想达到这一境界，反而会努力削弱自身的情感因素在自己的作品里所占的比例。正所谓：“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实际上，成功的童话故事并非是一部简单虚构的小说，可以说，它至少不会比《创世纪》的开头几章逊色。它是一种利用高度简化的符号表达出作者人生观的作品；当一部童话成功地实现了它的文学目的时，将会给读者留下一种难以言喻的真理感；如果《动物农场》也成功了—就像奥威尔当初所设想的那样—那么它将在政治和艺术层面上同时取得成功，并给读者留下一种对所揭示的真相的反叛情绪。这本书并非在恳求人们起身反抗，而是通过最朴素的语言文字和揭露最赤裸裸的经济利益关系的描述，借此实现自己的目的；为了避免被认为是故意挑动读者情绪，故事中的角色并非是随着时间进展心智越发成熟的、性格饱满的、立体的人类角色，而是一些固定而刻板的木偶、剪影或动物。一个特别好的例子就是《木偶奇遇记》：这个童话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叫作匹诺曹的木偶，当他终于获得了自己的心脏和良知时，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小男孩。故事讲到这里，科洛迪凭借着自己身为作家的直觉结束了整个童话—因为他写的是童话故事，而不是说教式的儿童浪漫文学。从这些方面来讲，《动物农场》被称作童话故事不无道理。它就像其他伟大的童话故事一样，传达出了这样的信息（绝非寓意）：“生活向来如此—接受或放弃它。”因为这是一位诗人写的，所以我用另一首诗来描述我们对它的反应—这首诗是另一位诗人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Edna St. Vincent Millay）在面对另一困境时（两者差别不大）所作的应答：

我知道。但我并不苟同。我也不会听天由命。

这种争论无疑是把奥威尔归入诗人一类，然而这并不荒谬—虽然他的诗作并没有取得太高的成就。《动物农场》中的歌曲《英格兰的生灵》并不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因为它和《天佑女王》一样，都算不上真正的诗歌。事实上，《英格兰的生灵》作为科林伍德教授的美学理论中所谓的“魔法艺术”，倒是一个非常棒的实例。但是在奥威尔的一些其他作品中，也确实有一些被称作诗歌（比如在他死后出版的散文集中，《英格兰，你的英格兰》这一篇）的作品，但最终却反响平平。对于奥威尔而言，诗歌不过是他看透事物的本质后的一种表达手段罢了。他可以简单地凭借脑海中一闪而过的直觉，剥离周遭世界杂乱无章的外壳，并直指其核心。就像柏拉图所说的酒神的直觉，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癫痫病患者所拥有的那种直觉，或者就如奥尔德斯·赫胥黎夫人所言，享有墨斯卡林的信徒们所拥有的那种直觉。然后他有意地使用最朴素的表达工具来传达自己的想法。奥威尔是诗歌的拥趸者，他是那种会被诗人当作同伴的散文家，就像雪莱会接受希罗多德、柏拉图、李维、普鲁塔克、培根和卢梭这些人一样，奥威尔为诗歌辩护。而雪莱，想必当他了解了奥威尔所奋斗的目标后，肯定会欣然接受一个作家是如此自信，并如此顽固地努力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正如他在诗中所言：“诗人是未经公认的立法者。”

奥威尔的说法有道理吗？显然，现在还没有；至于未来，谁也无法肯定，只有交给命运来判决。但自从1945年8月《动物农场》和它那令人害怕的孪生兄弟（《1984》）面世以来，一切似乎都显得有些摇摇欲坠了。到目前为止，这两本书都给人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它们并没有华丽夺目的文字，也未曾发出震耳欲聋的呐喊；但是奥威尔以平静、执着，甚至近乎唠叨的方式，让自己那微小的声音能不断被人听到。当这股连绵不断的、坚定不移的私语在人们耳边回响时，20世纪中叶那甚嚣尘上的核问题终于获得了短暂的平息。此时，《动物农场》已经在十几个国家流行开来，并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还被改编成了连环画（现代最适合童话故事的载体之一）；而且，其中作者想要传达的政治主张—无论是正确还是错误的—至少都没有在转译的过程中丢失掉。奥威尔已经发起了一场“马拉松”式的行动，他收回了一些曾经蕴含着重要意义的词汇，比如“平等”“和平”“民主”—这些词曾被某些别有用心之人拿来欺瞒普通民众，并被化作政治战争中的陈词滥调。对于任何读过《动物农场》的人（以及许多还没有读过的人）来说，当听闻那些蛊惑人心的政客们叫嚣着平等的时候，不可能听不到那平静而细小的声音接着补充道：“但有些人总比其他人更平等。”

任重而道远，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漫长的时光要度过。《动物农场》不会像《汤姆叔叔的小屋》那样，仅仅十年左右便影响了历史进程。但是，它可能与任何当代作品一样，有机会为其作者赢得一席之地—作为一名未经世界公认的立法者—在雪莱的世界当中。无论如何，奥威尔作为《1984》和《动物农场》的作者，就算他的理念未能成功，作为一名前无古人的首倡者，他在世界历史上也必然拥有一座不朽的丰碑。

C.M.伍德豪斯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伦敦，1954年8月6日 /BTaXJTvmgzKSTeejoOaY9wZKraVJvzHjQOJjkYDgQLaRkQYBIuHRmg3+4ElhN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