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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早期(1839—1900)的摄影领域

人物的光辉——肖像摄影领域

法国政府将“银版摄影法”专利无偿公布,达盖尔还在公共领域向大众示范摄影作品的制作,引起了普罗大众的浓厚兴趣。法国政府也把使用“银版摄影法”制作的照片作为礼品赠给欧洲各国王室。很快,这项发明在各国人民的推动下传播到五湖四海。各个地域、诸多领域的人们都展开了对这项技术的尝试和使用。这项发明的推动者阿拉贡也曾预测,在私人肖像领域,银版摄影会成为一个新兴的产业,事实的确如此。在光学器材厂商和研究者的推动下,晴朗天气下的“银版摄影法”的曝光时间缩短到了约1分钟。19世纪40年代,用达盖尔的“银版摄影法”拍摄一张个人肖像成了当时的潮流,上至王公贵族,下到普通百姓,无不趋之若鹜。19世纪40年代后期,欧洲、美国各地的银版摄影工作室遍地开花,据不完全统计,到1853年,仅美国纽约一座城市就有大约100家银版摄影工作室,法国巴黎有大约50家,“银版摄影法”热潮一直持续到19世纪60年代。

在美国和英国,这一技术的部分推动者是商家,他们开设工作室,雇佣艺术家拍摄。今天有迹可循的“银版摄影法”摄影师有居住在伦敦的法国人安托万·弗朗索瓦·克劳德特(Antoine François Claudet);美国的马修·布雷迪(Mathew Brady)、波士顿的艺术家阿尔伯特·S. 索斯沃斯(Albert S. Southworth)和约西亚·J. 哈维斯(Josiah J. Hawes)(索斯沃斯和哈维斯的代表作有《不知名的女士》)(见图1-18);英国的理查德·贝尔德(Richard Beard)和约伯·霍格(Job Hogg);德国的赫尔曼·君特·比欧乌(Hermann Gunther Biow)、卡尔·费南德·史特尔茨纳(Carl Ferdinand Stelzner)、古斯塔夫·奧伊默(Gust Oehme)。其中,美国的布雷迪成为战地摄影师,记录了美国历史上重要的南北战争。

图1-18

“卡罗式摄影法”由于纸基细节模糊的特点而未能在商业上有大规模的发展,但也正是这个特点加强了照片的整体气氛,在肖像摄影领域,苏格兰的大卫·奥克塔威尔斯·希尔(David Octavius Hill)和罗伯特·亚当森(Robert Adamson)使用该技术制作了大量散发着绘画韵味的肖像作品,他们一共留下了约1500张肖像照片,被法国和英国的文学界和艺术界奉为典范,也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资料。图1-19所示为作品《约翰·莫瑞》。

图1-19

随着火棉胶湿版摄影法和蛋白印相技术的诞生,1851年后的摄影活动规模大幅增长,到1860年,巴黎的摄影工作室达到了200多家,扩张为银版摄影时期的4倍。最终,火棉胶湿版摄影法和蛋白印相技术逐渐取代了“银版摄影法”和“卡罗式摄影法”,成为主流技术。

在火棉胶湿版摄影法盛行的时期,世界各地涌现了众多的摄影师,他们中比较著名的有法国的伊特恩·卡加(Etienne Carjat)。他拍摄了19世纪欧洲的诸多政治家、画家、雕塑家、文学家、诗人、音乐家和演员等。在法国,还有一位在知识分子、作家和艺术圈中非常有名的摄影师“纳达尔”——一位居住在巴黎的波希米亚作家和艺术家,他的原名是加斯帕尔·费利克斯·图尔纳雄(Gaspard Felix Tournachon),他是一位高调而又严肃认真的艺术家,始终对新的事物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也是首位从事空中摄影和使用人工光线进行拍摄的摄影师,也是第一位从事采访拍摄的摄影师,成为今日的新闻摄影的开端。出身英国望族的朱莉娅·玛格丽特·卡梅伦(Julia Margaret Cameron,1815—1879),在1863年(48岁)得到女儿赠送的相机之后,也走上了摄影的道路,原本用于消遣的摄影却因为她专注于人物神态、忽略技术的准确性而获得了特殊的效果。

自然之美——风光摄影领域

早期“银版摄影法”在风光摄影领域的实践发展同样受到了商业的推动,比较引人瞩目的是当时的光学生产商诺埃尔·玛丽·佩马尔·勒尔布尔(Noёl Marie Paymal Lerebours),他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拍摄了包括欧洲、美国和近东地区在内的风光照片,他还将自己拍摄的照片和其他摄影师的作品集结成《达盖尔法摄影师的足迹:世界上最著名的风景和遗址》( Daguerrian Excursions: TheF4rorld's Most Remarkable Scenes and Monuments )出版,影响了一批画家和摄影爱好者。另外还有美国的塞缪尔·比米斯(Samuel Bemis)、法国的亚历山大·克洛泽尔(Alexander Clausel)等人。更有创新者,将19世纪喜闻乐见的全景画用摄影作品表现出来,代表作包括佛里德里克·马丁的《巴黎风光》、威廉·索斯盖特·波特(William Southgate Porter)于1848年在费城拍摄的《费尔芒特的水上设施》、美国西部的达盖尔法摄影师罗伯特·万斯(Robert Vance)采用全景模式拍摄的很多展现西部旷野风光的照片。

“卡罗式摄影法”因为简便,成为画家或摄影师在旅途中常用的拍摄手段,在使用者的不断实践中,清晰度有了一定的改良,古斯塔夫·勒·格雷(Gustave Le Gray)在印相前先为纸基负片表层涂蜡,他通过这种做法得到了较为明亮的底片,成像更加清晰细腻了。19世纪50年代早期,这种技术在法国广为流传,格雷也在风景摄影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过很快,火棉胶湿版摄影法和蛋白印相技术取代了“银版摄影法”和“卡罗式摄影法”。1950年,英国的戴维·布鲁斯特(David Brewster)和法国的儒勒·杜波斯克(Juies Duboscq)发明了立体相机、观察器,它们由欧洲传入美国,很快就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风靡20世纪后半期。许多摄影师拍出了诸多地理考察、风光摄影方向的优秀作品。

行者的足迹——地理摄影领域

欧洲是地理考察摄影的发轫之地,法国的弗雷克斯·泰雅德(Felix Teynard,1817—1892)是地理考察摄影师的代表之一。1851年起,泰雅德在尼罗河流域行走了1000多英里(1英里约合1.61千米),在干旱炎热的环境中携带笨重的湿版摄影设备为我们留下了数百张“卡罗式摄影法”作品。英国的弗朗西斯·弗里斯(Francis Frith,1822—1898)则更是这一领域的狂热爱好者,他卖掉自己的公司专心投入摄影。1853年起,他先后3次进入中东地区拍摄,足迹遍及埃及、巴基斯坦、叙利亚等地。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东成为摄影师们的热衷之地,1880年前,有大约40名摄影师都在此留下了珍贵的影像。除了泰雅德、弗里斯,这一时期的欧洲摄影师还有爱尔兰人约翰·沙·史密斯(John Shaw Smith,1811—1873)以及旅居法国的美国人约翰·B. 格林(John B. Greene,1831—1856)。亚洲、美洲等地也有摄影师涉足。英国摄影师约翰·汤普逊(John Thomson,1837—1921)于19世纪60年代深入亚洲地区。1868—1872年,他在我国跋涉了5 000英里,拍摄了大量作品(见图1-20)。后来他还到达印度、泰国、缅甸、柬埔寨、越南等国进行实地拍摄。这一时期活跃在我国的外国摄影师还有皮埃尔·约瑟夫·罗西耶(Pierre Joseph Rossier),他是被当时伦敦最有实力的立体照片发行公司耐格雷蒂&萨布拉(Negretti & Zarnbra)公司派往我国的。

图1-20

此时,美国广袤的西部成为探险家、科学家、摄影师的天堂。在19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和铁路公司认为有必要了解不为人知的西部,摄影成为最佳手段,大量的摄影师被雇佣,分门别类地对地理环境、动植物标本、地质样本、人物群落等目标进行拍摄(见图1-21)。蒂莫西·H. 奥沙利文(Timothy H.O’Sullivan)、约翰·K. 希勒(John K. Hillers,1843—1925)、卡尔顿·E. 沃特金斯(Carlerton E. Watkins,1829—1926)、威廉·亨利·杰克逊(William Henry Jackson)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受美国政府的影响,加拿大政府也开展了相关的考察活动,代表人物有亚历山大·亨德森(Alexander Henderson)和威廉·诺特曼(William Notman)。

图1-21

19世纪后半叶,第二次工业革命趋于完善,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城市建设飞速发展,工业发展带来科学等研究领域的进步,人类探索自然的能力再次增强,遥远的极地也成为探索的目标。到20世纪早期,多支探险队到达南极,随队摄影师记录下了当时人迹罕至的极地风光。英国摄影师赫伯特·庞丁(Herbert Ponting)在1910—1913年跟随探险家斯科特前往南极拍摄,留下了《南极洲》(见图1-22)等作品。

图1-22

科学影像

从19世纪开始,民众对科学的热情高涨,科学出版物也大量涌现,各种科技展馆、科学博物馆为广大民众提供了广泛的科学知识。天文学、人类学、医学、动物学、植物学等领域都因摄影的出现在研究方式上发生了变化,作为真实、直接的可视化视觉图像,摄影无疑是最为便捷的记录方式,随着技术的日益完善,光学和化学最终替代手绘,成为科学研究的手段,观察、记录的照片应运而生。图1-23所示为威尔逊·本特利(Wilson Bentley)的作品《雪花》。

图1-23

在自然科学领域,达盖尔“银版摄影法”在发明伊始就与显微摄影产生了交集。维也纳大学的教授安德烈亚斯·里特·冯·厄廷豪森(Andreas Ritter Von Ettingshausen)在“银版摄影法”诞生之初就在巴黎跟随达盖尔学习,拍摄了一些植物的切面显微影像。随后的30~40年,带有显微摄影插图的科学出版物还非常稀有,《史密森协会对知识的贡献》( Smithsonian Contributions to Knowledge )丛书是我们所知的第一套解剖切片摄影图集,还有就是1873年的《中枢神经系统图集》( Iconographie photographique des centres nerveux )。19世纪末,本特利拍摄的雪花影像,成为显微摄影的代表,该作品的重要性在于摄影对转瞬即逝的物体的记录并使之成为唯一的标本。

显微摄影满足了人们对事物内在解剖结构的兴趣,天文影像则能让人们对可望而不可即的宇宙产生更多的认知,人们在这方面主要的兴趣对象是月亮和太阳。由于“银版摄影法”的感光度限制,最初的月亮影像只是一个模糊的光团,随后取得更大成就的是摄影师约翰·惠普尔(John Whipple,1821—1891),1851年,他在哈佛大学天文台用“银版摄影法”拍摄了具有较高清晰度的月亮照片。与月亮微弱的光线难以满足曝光条件不同,太阳由于光线过于强烈,直接对其拍摄难以获得表面细节。1845年,“银版摄影法”的推动人阿拉贡在他的学生的帮助下获得了太阳黑子的照片。关于太阳更多的就是日食影像。1858年,沃伦·德拉鲁(Warren De La Rue)用火棉胶湿版摄影法和较大通光量的镜头拍摄到了带有日珥并且能看到日冕喷射瞬间的日全食照片。相机、银版摄影法乃至火棉胶湿版摄影法的感光性能及天文望远镜的技术等方面都有瓶颈。摄影发明之初在天文摄影领域的应用还是有诸多不足的,直至19世纪80年代,随着各种技术的发展,干版、移动追踪的反射式望远镜的产生,摄影才成为天文领域内行之有效的工具。1883年,猎户座大星云拍摄成功,充分展现了摄影观测的优势。1885年,普罗斯珀(Prosper)和保罗·亨利(Paul Henry)发现了马亚星云。到19世纪末,完善的摄影术已经超越常规视觉感受,照片成为验证天文现象的有力工具。

与其他科学影像相比,动植物学是最早和摄影联系起来的,塔尔博特的“光绘”影像就有一些植物叶片和花朵,这一时期的植物学家都有收集标本的习惯,“光绘”的方式无疑是最容易也是最佳的选择。安娜·阿特金斯(Anna Atkins)用“蓝晒法”把大不列颠的藻类植物轮廓显现在纸上,第一本包含389张英国藻类的蓝色照片和14页手稿的摄影插图科学著作就这样诞生了。法国和英国博物馆牵头的动植物标本文献也应运而生,博物馆收藏的动物标本以图片的形式集结成册。照片在标本文献资料的收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摄影图像因其直观特性在19世纪的临床医学中同样有了用武之地,患者病体特征记录在当时已经司空见惯,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医学教学的参照资料和档案。法国神经学研究者纪尧姆-本雅明·杜兴·德·布洛涅(Guillaume-Benjamin Duchenne de Boulogne,1806—1875)利用摄影在解剖学领域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他在摄影师阿德里安·图尔纳雄(Adrien Tournachon)的帮助下,用照片记录了一位面部轻微麻痹的人在接受轻微电流刺激后的肌肉痉挛反应(见图1-24)。后来在拍摄中,他还将刺激以外部分遮住,重点突出痉挛部位的反应,他的研究结果最终出版并在1862年的伦敦世界博览会中展出。在后来的研究中,布洛涅还出版了著作《局部带电一书的病理补充图集》( Album de photographies pathologiques complémentaire dulivre intitulé De l'électrisation localisée ),这是第一部照片插图医学著作。神经学、解剖学之外,在生理学和精神病研究方面,照片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些研究者为了获得研究所需的影像,甚至投身于适用相机的研发之中,艾蒂安-于勒·马雷(Etienne-Jules Marey,1830—1904)将自己擅长的机械学应用于生理研究,拍摄了心电图的雏形,而后又设计了一台相机成功拍摄了行走、奔跑和跳跃中的人和物体,成功实现了运动物体的视觉图形再现(见图1-25)。同年,埃德沃德·迈布里奇(Eadweard Muybridge,1830—1904)发表了世界上第一组马的步伐的序列照片,这再次证明相机是科学研究的有效工具。1882年,化学家阿尔伯特·隆德(Albert Londe,1858—1917)进入萨佩特雷里医院摄影实验室,针对精神类疾病患者的表现进行拍摄,他的兴趣最终停留在X射线(伦琴射线)影像上,撰写了《医疗应用与技术》一书,全面地介绍了X射线、X射线照相术和X射线透视法,并将这项技术推广到法国。

图1-24

图1-25

社会事件影像

摄影发明之前,图像记录事件都是以手绘或手工制版印刷的形式制作传播,尼埃普斯曾致力于照相制版技术的研发。“银版摄影法”等摄影技术的出现后,记录社会事件成为其重要功能。进入19世纪之后,很多国家的工业化变革过程恰巧为新发明的摄影技术所见证。

1851—1854年,水晶宫在伦敦南部重建,摄影师菲利普·亨利·德拉莫特(Philip Henry Delamotto)每周前往建设工地拍摄,用相机记录了水晶宫在新址重建的全过程,同时对展馆内展品陈列的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记录。自此以后,工业化时代创造和诞生的重大工程都有摄影介入,以记录和见证这个时代。同时期,巴黎市进行了大规模规划改造,从一座中世纪的城市变成了一座工业时代的现代化大都市,摄影师夏尔·马维尔(Charles Marville)在19世纪60年代使用火棉胶湿版摄影法拍摄了大量旧建筑和街区被拆除的照片,记录了巴黎城市化改造的过程。工程建设方面,英国摄影师罗伯特·豪利特(Robert Howlett)和约瑟夫·坎达尔(Joseph Cundall)为伦敦《泰晤士画报》( IlIustrated Times )和伦敦立体摄影公司拍摄了工程师艾萨巴德·金多姆·布鲁内尔(Isanbard Kingdom Brunel)制造“东方号”轮船的过程。法国摄影师爱德华·德尼·巴尔杜斯(Edouard Denis Baldus)受铁路建设巨头的委托,用4年时间记录了从法国北部港口城市布洛涅修建铁路至巴黎,后修至里昂并延伸至地中海港口的全过程。同时期,还有受法国官方委托的摄影师拍摄的铁路、公路建设照片。在许多国家工业化的时期,众多摄影师都进行着工业建设方面的拍摄工作。

与英法不同,美国作为一个“新世界”,并没有太多的历史遗迹,西部旷野是摄影师创作的源泉,工业建设也围绕着西部开发展开。诸多摄影师中,安德鲁·J. 拉塞尔(Andrew J. Russell,1829—1902)在1869年拍摄的《东西海岸铁路交会——犹他州普罗蒙特里丘陵》(见图1-26)是众多作品中最为精彩的,其他摄影师的作品不仅围绕铁路建设,还对沿线植被、地貌及部落生活进行了记录。

图1-26

摄影技术发展到火棉胶玻璃湿版技术时期,对于动态影像的记录还力有不逮,但技术的缺陷并不能阻挡摄影师对社会事件的记录热情。1851年,乔治·N. 巴纳德(George N. Barnard)就使用达盖尔的“银版摄影法”幸运地拍下了当年发生在纽约奥斯威戈的火灾,作品名为《纽约奥斯威戈火灾中燃烧的磨坊》(见图1-27)。在相机和感光材料都无法满足快速拍摄的条件下,巴纳德的成功显得尤为可贵。

图1-27

战争影像

19世纪后半期的欧洲和美国在发展的同时,也发生着动荡和冲突,革命浪潮席卷欧洲,独立后的美国也发生了南北战争。“银版摄影法”受限于技术只能留下物体的静态影像,火棉胶湿版摄影法的发明,使数秒或数十秒的曝光时间已基本能够记录事件。在纷乱的战争和冲突现场,摄影师们用早期摄影术记录了当时的状况。

1848年,法国六月起义的巷战被蒂博(Thibault)用银版摄影法记录为《袭击前的路障,圣莫尔街》(见图1-28),并被雕版印刷传播,由于长时间的曝光,图像中的人物呈现出虚化的形象,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最早的新闻照片之一。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摄影师罗杰·芬顿(Roger Fenton)被派往战场,拍摄了战场将士和激战过后的战争现场。这些作品最终集结成册呈递给当时的王室,忠实记录的同时,罗杰的作品《死亡之谷的阴影》(见图1-29)所传递出的悲怆气氛为作品增添了不少艺术色彩。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失败之后,摄影师所拍摄的巴黎公社领导人的照片,被反对派用作寻找和指认他们的工具。很多人因此被审判甚至处死,摄影一度成为政治工具。由此所产生的问题也为人们所关注,这一时期的反对派政府还利用摄影手段炮制假照片以诋毁革命人士。

图1-28

图1-29

19世纪后半叶的欧洲之外的非洲、亚洲等地,起义、战争、殖民、探险等活动一直持续,英国的詹姆斯·罗伯逊(James Robertson)、费利斯·比托(Felice Beato)记录了这些情况。比托的照片于冷静中显现出“漠然”的残忍情绪,战争带来的毁灭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

19世纪后半叶的美国南北战争,则是第一场被完整记录的战争,受限于当时的摄影技术,这场战争的影像不是战争前线的瞬间场景,而是后方或战地现场的静态记录。这场战争的完整记录,布雷迪团队功不可没。布雷迪原本是一名成功的商业肖像摄影师,很多名人都是他的顾客,他还为第一任美国总统林肯拍摄了早期的肖像(见图1-30),林肯甚至把自己竞选成功部分归功于布雷迪拍摄的肖像照片。南北战争爆发时,布雷迪放弃了自己收入颇丰肖像事业,组织了20人的摄影团队投身于战争的拍摄中,配备一辆四轮马车作为摄影暗房,拍摄了桥梁、军队营地、士官肖像、伤员、战争遇难者等一切与战争有关的影像。一次战役中,他的暗房马车被烧毁,布雷迪又重新组建团队,培训后将团队成员派驻到各个战区,他的团队一共拍摄了七八千张照片。布雷迪的组团行为带来了署名权的争议,团队中的奥沙利文和亚历山大·加德纳(Alexander Gardner)等人又重新组成团队。布雷迪等人之外,还有摄影师乔治·N. 巴纳德(George N. Barnard)、乔治·库克(George Cukor)等人受雇于军队从事战争拍摄,美国南北战争之所以能被全面记录下来,军队雇佣的摄影师功不可没,摄影师们的拍摄让百姓看到了战争的现状,意识到了战争的残酷。关于美国南北战争的拍摄,摄影师们在客观记录的基本前提下,寻找影像表现的视觉突破,画面中黑白色块的分布、剪影的运用、突出表现对象的方法尤为明显,而这些表现手法也让影像的力量恒久流传。

图1-30

图1-31所示为布雷迪的作品《里士满的废墟》,图1-32所示为巴纳德的作品《南联邦防御工事的士兵》。

图1-31

图1-32 5LjIrB+Pehd2rGxCTGBiZaF5BIx1FXr5f2Cx9THsCU7zth7yGKzPvE5aE9uUr4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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