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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近世史又如何、为何要分成前期和后期呢？
近世前期与近世后期的一项重要分野，不是由中国自身的历史变化决定的，而是牵涉到欧洲历史与全球变化。那就是15世纪之后，欧洲开始了波澜壮阔、现象惊人的“大航海时代”，不仅开启了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方接触，而且造成了东西方势力的大逆转。在几百年的过程中，从原本东方领先西方，逆转为西方明显地领先东方，并且以帝国主义的形式，以西方力量改造压制东方，甚至彻底改造东方。
这是一段漫长的过程，愈到后来从西方传来的压力愈大，冲击也愈大。一般叙述这段历史，都将焦点放在1840年，那年帝国主义开始明确地侵略中国。然而如果以近世后期，也就是从明朝成立到1840年之前，作为一个有意义断代的话，我们会发现，要理解西方带来的影响，应该要回溯到15世纪。从15世纪开始，从海上而来的历史力量，已经开始在中国产生作用，在改变中国了。
15世纪之前，中国长期稳定地处于以中国为中心的自我世界里。即使是蒙古人统治时期，居住在元朝的人，一方面仍然不太感受到其他地区存在，不觉得也不需要和伊儿汗国、金帐汗国有什么关系；另一方面蒙古大汗待在元朝，元朝还是蒙古人统治的中心。
然而从16世纪开始，中国的这套文明秩序，逐渐被以欧洲为中心的新世界体系吸纳进去了。中国不只不再是独立的一套系统，还被新世界体系编纳置放在边缘地带。
这里牵涉到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理论。虽然地球的存在是个物理性的事实，人类都居住在同一个地球上，但绝大部分的历史时间中，不同的人在各自不同的区域活动，彼此隔绝，划分成好几个不同的世界。
到15、16世纪，以全球为范围的世界逐渐形成。这个世界体系是以“西方兴起”的方式形成的，也就是原本僻处于欧亚大陆一角的力量，通过大航海的活动，积极且快速地向外扩张，将愈来愈大的区域卷入其体系中。
这个体系最大的特色是以海洋为通路。过去人类经验中，海洋向来都是阻碍，却在此时、此文明系统中被逆转为无所不到的交通管道。由面向陆地转为面向海洋，大幅增加了交流影响的范围与速度。美洲新大陆的作物传到欧洲，又从欧洲传到东亚，只花了不到100年的时间，如此而形成了过去无法想象的广大联结力量，终至将整个地球联系在同一个世界体系里。
中国和新世界体系最早的联结，是通过三种作物——甘薯、玉米和马铃薯。这三种作物从海上传入中国，是西方大航海时代的连锁反应，先从美洲新大陆传入欧洲，再从欧洲传到东亚来。
绝对不能小看这几项作物的全球性影响力。今天在美国的波士顿，还有爱尔兰后裔的聚居地，这一点光从他们特殊的姓氏就看得出来。而且波士顿的警察机构，到现在都有很多爱尔兰裔与意大利裔的成员。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波士顿警察制度的建立，正好和爱尔兰大移民潮同时。
爱尔兰大移民潮的起因是农产歉收所造成的大饥荒，吃不饱的难民举家逃到新大陆寻找生路。而爱尔兰的饥荒主要是马铃薯歉收所造成的。这个时候，爱尔兰的农业高度依赖马铃薯，几乎变成了马铃薯单一作物的生产形态，以至于马铃薯歉收就酿成了全国性、无法救治的大灾难。
那爱尔兰人为什么不多种其他粮食作物，而是如此集中生产马铃薯，给自己制造了这种痛苦困境，导致上百万人仓皇离开家乡，远走北美新大陆？因为马铃薯太有用了！
马铃薯很容易种、很容易长，对于土壤、雨量等自然条件的要求不高，而且可以在较为干燥的地方种植。马铃薯比小麦好种，营养成分却又比小麦完整。于是马铃薯传入爱尔兰之后，依靠其明显的优势就排挤了其他的粮食作物。单一作物占据大比例耕地面积，万一有任何病虫害因素使得马铃薯无法正常采收，那么整个爱尔兰的民生基础就会受到严重威胁。
甘薯、玉米、马铃薯进入中国，相较于原有的作物具备明显优势，可以在无法生产粮食的荒地上种植。明朝建立之初，国家核心政策之一，是积极垦荒。这符合朱元璋希望人民“务本”，从事农业留在土地上的价值观。除此之外，还有元朝遗留的因素。明朝接在一个由游牧民族所建立的朝代之后，会刻意突显元朝因为忽视农业造成的失败。明朝对于元朝重要的指控，解释元朝灭亡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不了解农业，造成农业退化，人民流离失所。
朱元璋所颁发的垦荒诏令，特别强调“荒”的存在与元朝失政之间的关系。如此而建立了明朝的立国原则，往后的每个皇帝都要表现出对于垦荒、对于发展农业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