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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百年的“历史结构化”知识潮流，当然也冲击了研究中国历史的方式，形成了不同的问题，因而探究出了不同的答案。
过去所认识的中国历史，几乎都集中在最上面、变化速度最快的部分。详细地陈述哪一年刘基给了什么建议、朱元璋做了什么事，却很少描述明朝传承了什么样的制度，又进行了什么样的改革，新建立的官僚组织是怎样的性质，与当时的社会结构有什么样的关系，也就更少触及那个时代的普遍价值信念与思想模式了。
从“历史结构化”的冲击中看去，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传承下来的中国历史知识，只占了我们应该要探究的历史领域中很小很小的一块。除此之外，存在着有待去开发，而且在过去100年内已经经过开发有了初步成绩的广大范围。我们当然应该放宽眼界抛弃原本的狭隘观念，重新认识更广又更深的中国历史。
相当一段时期，我们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原则研究中国历史，专注于从底层、从社会阶级结构的角度看中国历史，取得了很多创新成果。过程中无可讳言产生了一些教条僵化的内容，也产生了“主题先行”干枯难读的样板文章。
进入21世纪之后，从学院研究到历史普及读物，在风格与性质上都出现了大幅变化。最令人惊讶的，不只是“唯物史观”退潮之快，而且还一窝蜂地返回了传统帝王将相式的历史关怀。电视剧里呈现的历史是“宫斗”，全剧里可以完全没有平民老百姓；畅销的历史书主要人物是曹操是司马懿，又回到了似乎就是由这些大名字大人物主宰、决定历史的价值观。对于中国历史的认识也在走回头路，放弃曾经开发出的丰富面向，缩回到只有人物、只有短时变化可以当故事讲、当戏剧演的那个小小领域。
无法当故事讲、当戏剧演的，是历史的大段落、大结构。例如中古史和近世史的根本差异，还有近世前期和近世后期的断代标准。
唐末五代终结了中古，宋代开启了近世。关键差异在于中国的社会组织。宋朝之后，原本握有庞大资源、影响力甚大的世家贵族消失了，从原本“皇权——世家——人民”的三层结构，改造成“皇权——人民”的上下双层，不再有任何力量横隔在皇帝统治权力与一般升斗小民之间。
皇权带着官僚体系，直接压在庶民身上，中间不允许有任何团体、任何组织存在。近世史上的一项主题，因而就是如果有任何势力看起来有机会形成类似过去贵族世家般的中介力量，就会被朝廷视为危险的、应该压制的对象，并想办法予以消灭。
在中古时期，世家大族的势力是建立在庄园经济的基础上的。世家大族消失了，连带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也彻底没落了，于是许多无形的界线被打破了，促进了近世社会交通、贸易的开放、成长。
没有了世家贵族，也改变了人看待皇权的基本态度。简而言之，“天高皇帝远”的态度不再能够维持，皇帝、皇权通过中央到地方的官僚体系，直接管辖每个人，皇帝绝对不可能再距离遥远。所以士人文化兴起，一头联结皇权，参与官僚体系，与“皇帝共治天下”；另一头则直接扎根在庶民社会中，因为每个士人都从民间来，通过考试才加入官僚体系，其士人身份及身而终，后代子孙仍然是平民身份，除非他们自己也能够考试中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