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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到20世纪，和其他知识领域一样，在西方相应有了历史大爆炸的现象。许多新鲜的角度、看法、评断被提出来，持续挖掘出以前没看到过、没注意过的历史面向。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新角度、新看法是“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提供的最主要突破，在于区分“下层结构”与“上层结构”，并且提示、律定了“下层结构”和“上层结构”之间的关系。
“上层结构”指的是政治、制度、文化、艺术、思想等等，“下层结构”则是由生产技术和生产组织所构成的经济活动。过去的历史绝大部分将焦点放在“上层结构”，视之为历史的重心，也是一般人对历史最有兴趣的部分。然而“唯物史观”却通过一个个清楚的举证，主张“上层结构”其实并不具备独立自主的性质，而是随着“下层结构”而变动的，说得更极端些——“下层结构”决定了“上层结构”。
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生产组织，这是根底。为了维持这样的生产组织，所以才有了政治制度，也才会有在这种政治制度中活动的帝王将相，才会有反映并加强统治权力与生产组织状况的文化、艺术、宗教信仰。于是过去我们只看“上层结构”，记录并解释政治、文化、艺术、宗教信仰等等各方面的变化，却忽略经济生产，因而是荒唐的。政治、文化、艺术、宗教信仰不是从自身领域出现变化的，它们的变化很大程度来自经济生产变化的联动，或是用来合理化经济生产变化。必须从“下”而“上”，才能真正看清楚历史变化的来龙去脉。
过去大家认为历史的主体、历史中最重要的，是皇帝做了什么，他建立了什么样的制度，以及一个思想家、一个哲学家怎么想，一个贵族如何生活，如何和其他贵族同僚互动。以为只要知道这些就等于理解了历史。
马克思将这些现象称为“上层”，那个“上”（super-或supre-）主要取其“表面”，甚至“肤浅”（superficial）的意思。在历史上很容易看到，就被误认为很重要，但那其实是“果”而不是“因”，真正重要的，真正的驱动力量藏在底下。要认识历史如何变化，必须往下看到“下层”，弄清楚由经济生产所构成的“下层结构”。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上开启了两条道路。第一是让我们将注意力从历史中快速变化的人与事上移开，去注意变动比较慢的现象。尤其是他用“结构”来划分主要的领域，很明确地重视不容易变化的，远胜于容易变化的，如此改变了历史研究的时间观、时间规模尺度。
一个帝王的一生不过几十年，拿破仑真正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时间只有十几二十年，相对地，经济生产方式及其组织需要多长的时间才改变！工业化需要上百年的时间，资本主义发展花了几百年的时间，封建庄园制度的建立也花了几百年时间。马克思提醒，那些过去我们急于去记录、去理解的炫目现象，变化那么快那么热闹，正因为其是表层的浮花浪蕊，是底层更根本力量作用的浮显罢了。
第二，“唯物史观”赋予了时间、历史“结构”，历史并不是在时间中不断接续淌流而已。历史和时间的关系，变得立体了，有不同的层次，以不同速度变化的不同层次之间的关系，成为历史学中最新的探究题目。从19世纪中叶，一路延续到20世纪后期，许多人都在致力于将历史结构化，提出新的架构来理解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