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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的角度看，有着更强烈的震骇效果，因而留下更多批判意见的是清明扫墓的变质。
原先出于慎终追远目的的清明节扫墓，在浙江变成了男女袨服靓装出外夸示的场合。穿了最好的衣服，还要画上妆，雇好豪华游船和船上演奏的乐队，名义是要扫墓，实际上却是为活人提供了游乐享受，而且是在人人看得到的河上游船里，就更是带上了炫耀的意味。
扬州人的清明节从城到乡，也都是浓妆艳抹，从陆到河，都是华服绣裳。因为扫墓，出外的人回来了，顺便把青楼名妓和所有好事之徒都齐聚过来了。好事之徒所聚之处，是最热闹、最具表演性质的公共空间。大家借扫墓名义到野外跑马、放鹰，或者在山丘上斗鸡、踢球，或者在树林边弹琴、听音乐。
更夸张的是，到了清明节，墓地被改造为公共空间了，可见这时期公共空间的扩展。当然，这是一种中国式的公共空间，和哈贝马斯从西方历史上整理出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不一样。延续“资本主义萌芽期”的对照，也有历史研究者主张：明代中国有了这种意义的公共空间，在此间产生市民意识与公共讨论。不过详加检查史料，可以明白这中间有明显而关键的差异，那就是对于“公共事务”——尤其是政治权力运用及社会组织运作——有没有公开的讨论。
近代西方最有代表性的公共空间是咖啡馆、广场、报纸、议会。在这里诞生并增长了市民权利意识，打破了王公贵族对于统治事务的垄断，传播并争议超越私人关怀层次的问题。这样的现象并未在明代产生。
并不是有公共空间就一定会有“公共意识”。明代公共空间的发展与扩张，主要依靠的是奢侈性的炫耀消费。人们不是在这个空间中去理解关系到众人的事务，而是去表现和自己身份地位有关的条件。
近世社会没有了中间阶层，在皇权之下，所有人都被打平了，也就不会有固定的阶层身份象征。然而毕竟社会上，尤其众人聚居的城市里，还是会有高下评价排列，这种评价主要随着功名官职和财富多寡而升降。功名官职的外表和印象，可以靠服装改变，促成了普遍“衣装逾制”的现象。至于财富多寡的排行，也会因表现在外的消费生活形态而改变。
如果一个人真实的财富总排名在100万名外，很一般、很不起眼，但他却可以借由在公共场所穿不同的衣服，用不同方式花钱，让人感觉他的社会地位在5万名以内。那当然就提供了很强的动机，让他乐于到公共空间里去，而且乐于进行各种炫耀式的消费，于是公共空间便和消费同步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