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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宪宗成化年间，1470年代，在北京出现了“马尾裙”的流行风潮。“马尾裙”以马尾毛织成，这种裙子材质较硬，就像撑开的伞，据说是从朝鲜传进来的。一时之间很多人都穿，连大学士都有人跟着赶流行。
因为是新鲜的外来样式，所以身份高的人穿、身份低的人也穿；有钱人穿，没钱人也穿。大学士万安还每天都穿，本来是冬天的服装，万安却连夏天都不愿换下来。大家都要穿，马匹当然就倒霉了，当时北京附近到处都是尾巴光秃秃、毛被剃光拔光了的马。
1458年下的服色禁令，由一位叫周洪谟的大臣负责监管，但到马尾裙流行时，就连周洪谟身上都穿了两层“马尾裙”，形成了莫大的讽刺。周洪谟正代表了历史的变化，一个曾经主管纠察“衣着逾制”的官员，自己抵挡不了诱惑，公开将流行的新服饰穿在身上。“衣着逾制”这个观念本身落伍了，新时代的穿着风格不再是去模仿有钱有地位的人穿什么，而是创造、趋附新的流行。穿着一眼看去就不一样，因而会让人羡慕的衣装，成为风气。
“衣着逾制”的观念被抛弃了，衣装外表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衣服变得和钱、和财富紧密联结，甚至说穿什么衣服主要就是为了彰显财富都不为过。新兴的服饰风气是“始以创起为奇，后以过前为丽”，好衣服的定义是新发明的，之前没有人穿过的，而且是在某个点上，即某些方面明显超越以前大家看过、穿习惯了的。
16世纪开始，明代服装的特色便是追求变化。例如简单的“方巾”，朱元璋开国时订定了“四方平定巾”作为读书人的身份表征。第一等社会地位的人戴帽子，其次就是读书人戴“方巾”。但到了这时候，“方巾”又分“汉巾”“晋巾”“唐巾”，还有“诸葛巾”“纯阳巾”“东坡巾”等等。因为和读书人有关，所以命名上就标举历史来源，宣称是不同朝代留下来的，或是和名人、道教扯上关系。但真正的意义是形状、花色都不一样，可以有所选择，尤其会倾向于选择和别人不一样的。
晚明张岱的作品中就记录了纺织业中心苏州不断推出新的布样，浙江人看到了便急着模仿、追赶。而一旦浙江人穿了，苏州人就嫌弃不要了，再换不同的新样式。张岱讽刺浙江人如此愚蠢，一直被苏州人牵着鼻子走。张岱的态度很明显表示了，不是要浙江人不要变了，而是应该自己去变、去创新，不要一直跟在苏州后面学人家的。
明代晚期的史料中，常常出现一句惯用语“一时之妍”，多半用来描述服装。这是之前没有的语词，主要用来凸显之前的流行。“一时之妍”，表示当时大家都觉得漂亮，人人趋之若鹜，然而那“一时”过去了，现在回头看，奇怪，有什么好看的啊？彼一时此一时，时间不同，流行改变了，美或不美的看法也跟着变了。此一时如果还穿着彼一时流行的衣服，那么非但不会被认为漂亮，甚至还会被耻笑。
依照张岱的回忆，他年轻时苏州流行风潮的“赏味期”大致10年左右，每10年就会有一波大变化。等到他进入中年，变化的速度加快为每两三年就换一次了。显然明代后期的服装，符合我们今天所说的fashion性质，那就是流行，有着明确、强悍的流行递换操作，也有全社会介入、参与的赶流行，生怕跟不上流行的集体心态。
苏州是流行的中心。有流行的发动者，也有流行的跟随者。而特别的是，士人因为仍然在社会上拥有醒目的示范作用，可以说积极参与了流行的发动与决定。
浙江人李乐留下了以下有趣的诗句：“昨日到城郭，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进城一趟，回来哭了，因为在城里一看，外表上是女性的，穿女装的，竟然都是士人！
为什么说士人穿女装？因为明代男装、女装有不同的颜色。男装本来主要是青色，如果不是以青色为底，而是比较明亮、鲜艳的，传统上被认为是小孩和女人才适合穿的。到了明朝后期，城里街道上，没钱没身份的人才穿青衣。其他稍有财资稍有办法的人，都放弃青衣换穿更鲜明的颜色（“尽为妇人红紫之服”），从传统保守的眼光看去，就像是男人在衣装上都变身为女性了！
归有光对于明朝中叶的风气有一番整理，得到的结论是：世俗奢侈的习惯是从士人身上开始的，然后感染到城市，城市流行了，再往外扩展到城郊。
为什么从士人开始？因为士人和商人之间的距离不断缩减，使得士人的文化带有愈来愈强烈的商业性质。商人有奢侈炫富的动机，那是使得他们得以增加社会能见度，借此提高社会地位与社会正当性的手段。而商人在社会地位改变上的主要目标，也就是追赶上士人。
商人的行为给了士人一种集体压力，刺激催生了一种集体自觉，即必须维持和商人间的一定距离，在外表上和商人维持可以辨识的区隔。在近世社会中，没有了封闭、固定的身份制，不能去规定谁是豪族、谁是寒门，于是外在的表征很容易模仿，也必然会招惹来模仿。尤其商人有特别动机，又有充分资源去模仿士人的穿着外貌以自抬身价。如此就逼得士人必须不断“创起为奇”，放弃已经被其他人模仿，失去阶级标示意义的服装，改换出新的一套来。
士人仍然握有订定社会品位的优先权力，但商人有可以不断变换追摹的资源与能力。于是一个换、一个学，构成了明代的服装流行动力。这种条件下，出现了特别的读书商人，将他们的士人本事拿到市场上去换得金钱。唐寅的画、文徵明的字，在当时都带有商品的性质，但又有高于商品的地位。他们的画和字不再是单纯在文人间相赠流传，而是特别卖给有钱人，作为有钱人的品位象征。
这些参与市场的士人就有了新的自觉，必须维持自己品位上的领先地位，他们一方面代表文人，一方面积极和商人周旋，并为商人提供有品位的商品与品位指导，和以前的文人很不一样了。
明末出现一种特殊的衣着服饰，称为“苏样”，“苏”指的是苏州。苏州既有钱，又是纺织业中心，而且聚居了大量的文人，是文人文化的制高点。“苏样”最特别之处，在于表面上没有绚丽的色彩，也没有繁华的纹饰，讲究的是极其细腻的布料织法，以及巧手精工的剪裁。这是进一步为了摆脱模仿而产生的低调奢华风格。
“苏样”不只是出现在衣服上，甚至可以说是明末文人精神与生活意趣的总体风格。由外而内，要创造一种没有那么多表面可以抄袭模仿的元素，却内蕴涵藏必须有一定文化程度才能看得出来，要更高的文化修持才能参与的艺术化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