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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韦伯所描述的西欧情况为对照，我们更能体会近世后期中国商人所遭遇的问题。中国没有这样的信仰刺激他们去进行资本累积与再投资，而当时的商业性质也没有不断投注新资金的需要。
也就是说，中国商人的事业一直停留在“以货赚钱”的状态，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式的“以钱赚钱”。即使到了近世后期，货币充裕，西方近代式的金融行业也并没有在中国出现。中国有的是“更方便的货币”，却迟迟没有从货币衍生出来的资本，没有将时间转换为利息，让累积的钱转为资本。
传统上，财富最理所当然的去处是买土地。过去不论财富从什么样的渠道来，一旦有了，必然会转为土地的形式。土地不只带来农业生产所得，土地还是最有效的社会身份提升因素。从佃农提升为自耕农，从自耕农提升为地主，从地主提升为大地主，大地主提升为庄园主人，都取决于你拥有多大的土地。
然而如此一条过去视之为必然的路，到了近世后期，却受到朝廷严格的监管。不要说在地方上拥有自给自足的庄园绝对不被允许，稍微大一点的地主，都会招来朝廷的“关切”，因为土地集中在一个人手中，对国家统治就产生了威胁，会被严格禁制。
从古代史一路说下来，很明显地，中国每个朝代都有土地兼并的问题。然而近世之后的土地兼并现象，在规模和集中程度上都和以前不在同一个等级上了。
近世之前，尤其中古时期，有门第、有贵族，他们的地位与财富都来自庞大的土地，动辄就是占一座山、一个湖泊到自家的庄园里。到了明朝，每一个地方官都被赋予监视土地集中状况的职责，又有鱼鳞图册登记土地所有权资料，财富要转为土地，受到了高度的限制。
商人经商获得利益，当然会想用赚来的财富换取地位提升。地主身份的社会层级高于商人，农业是“本”，商业则一直是“末”，买土地是“舍末归本”的做法，有很高的社会正当性。
然而这条路被高度怀疑地方势力的中央政权阻挡了，于是间接鼓励了商人家庭，与其设想从“商”上升到“农”，还不如借由科举所开放的机会，直接跃到更高的“士”的层级。
唐代就已经有科举，不过唐代官场在人才晋用上，科举是其中一个途径，却不是唯一的途径，而且考上进士科的几乎都是原本有背景的世家子弟。到了宋朝之后，世家彻底被消灭了，科举也成为唯一的政治晋升之道。不只政治上，连在社会上，借由科举得到的地位也是最高、最为稳固的，远远超过包括成为地主在内的其他方式。
从宋朝到明朝，科举愈来愈重要，同时考上科举的难度也愈来愈大。人口增长，官僚体系规模不可能等比膨胀，而且科举的诱惑那么大，吸引更多的人投入，也使得竞争更为激烈。
于是在科举这条路上，家世能够提供的优势变得愈来愈重要。一种家世是士人家庭，世代娴熟考试，知道如何从小培养子弟进学受教、准备考试。另一种家世则是有着财富支撑，让家里的部分子弟可以不只空闲下来，而且可以延聘最好的老师来教育他们为科考做准备。
后者反而是商人家庭有条件可以提供。商人成功赚到了钱，也不能去买土地转型为地主了，只能将资源和心力投放在子弟的教育上，让他们读书考试。如果考上了，就能将家族身份“士人化”“儒化”，转型为“儒商”或“商儒”。
一个商人建立了这样的家族，或来自这样的家族，自认是知书达理的，遇到了士人、官员，就不须低人一等，不须卑躬屈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