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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后期相较于近世前期，人口大幅增长，商业更加繁荣发达，经济规模扩大，即使是富人一直维持人口中的固定比例，其绝对人数也必然比以前多得多。尤其在经济膨胀的过程中，商业的作用最大，商业累积的效果必然造成财富分配不平均，就使得有钱人的比例不断提高。
从商业上获取的财富，在中国社会遭遇到的一个问题，是没有固定、合理的处理方式。之所以称“资本主义萌芽期”，和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没有必然将赚来的钱化为新的资本、持续增加投资的行为准则。商业和工业所需的资本规模不同，更重要的，中国社会并不存在西方文化中那种“浮士德精神”，视持续、尽量的扩张为理所当然的态度。
赚钱是一回事，花钱是另一回事，赚了钱的人不必然就知道要怎么花钱。花钱比赚钱带有更高度的社会性和集体性，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价值观，它决定了人们如何运用财富。
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追索了历史上为什么会出现“资本主义”，书名中凸显“基督新教”，确立了“资本主义”是特殊、特定的历史现象，只出现在西方，而且主要出现在信仰基督新教的地区。财富分配不均，或财富集中累积，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可是西方近代出现的“资本主义”却呈现了完全不一样的运用财富的方式，这就不是普遍的了。
过去解释“资本主义”，都视之为一股强大的世俗求利倾向所造成的，和宗教对立，腐蚀、动摇了宗教的权威与统治。然而韦伯却从历史中爬梳出一个惊人的现象——资本主义的起源带有高度宗教性，和当时最虔诚的信仰有着密切关系。
韦伯追索到新教中的加尔文教派，其教义的核心之一是“预选说”，认定上帝既然是全知全能的，那么究竟人会上天堂或下地狱，必然早在上帝全盘的知与能之中。上帝不可能不知道一个人死后的终极去处，还要等待人的不同行为来给他答案。这项信念彻底改变了过去天主教会要人行善、要人悔改，甚至要人买“赎罪券”以便得到上天堂机会的教诲。加尔文认定人没有资格和上帝讨价还价，不可能靠自己如此渺小有限的行为影响上帝的决定，那么谁上天堂，当然是“预选”好的。
如此问题就变成了：人如何能知道自己是不是“选民”？这形成了最深刻、最难以排解的焦虑。在新信仰的刺激下，人们追求世间成功，以辛勤努力来证明自己应该是上帝预选了可以上天堂的，如此平息心中对于死后去处的高度焦虑。可是成功带来了财富，依照他们的信仰，又绝对不能将财富花在欲望享受上，因为那会反过来证明他们不是“选民”，而是被上帝选来作为世间错误示范的，那么死后不会上天堂，却要下地狱。
于是他们的行为被逼挤在这两端——一边努力工作，不懈怠地追求功绩；另一边如果成功创造了财富，却不能花在自身的享受消费上。那就只好将赚来的钱投入事业中，去做更大的事业。只赚钱却不能花钱，这是西方资本积累的关键心理动机。如此由宗教信仰、深层焦虑所刺激的强烈动机，是资本形成之中一项重要的历史力量。韦伯给了我们极具说服力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