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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快速增长给官僚体系带来了巨大压力。官僚规模与人口的比例关系，一直在改变，无论官僚如何膨胀，都赶不上人口增加的速度。而且还不只是全面的比例问题，还有更严重的分配分布问题。
人口会有高度增长的，是原本的荒区，没有太多人、没有太多资源的地方，原本也不会得到朝廷与整个行政体系注意重视的地方。这种地方一旦开发了，就成为官僚体系中最难处理的麻烦。该地的事情多需要有能力的官吏来处理，却因为等级低而大家都不愿去。官府的规模与资源和实际的状况对应不上，而且随着人口增长而愈差愈多，累积成难以治理的沉疴。
另外的棘手问题出现在城市治理上。大量人口集中，各种新鲜事物层出不穷，加上奢侈纵乐行业盛行，还有涌动中的个人主义夸张、不驯的价值观，使得城市里的繁荣带有高度治安危险威胁的性质。而且由量变到质变，城市扩张、繁荣到一定程度，就几乎腐化、败坏了官府的管理运作。
500年内，这套官僚系统要由统治1亿人变成统治5亿人。而且过程中还得不到任何社会中介组织的稳定协助。没有贵族庄园，甚至也没有了自主的地方组织，原本宋代的宗祠、义田、义学，到了明代都被进一步压缩功能，要求只能用于协助同姓子弟读书准备科考。于是所有的民间问题，都只能由朝廷来解决。朝廷的压力愈来愈大，累积的问题却又使得能有的调整改革的时间愈来愈少。
既有的政治组织只能不断缝缝补补凑合着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且常常是挖东墙补西墙。从明朝进入清朝，虽然中间有些逆转曲折，但整体上是朝着体系庞杂、扭曲、失能的方向变化。
到了19世纪西方势力大举入侵时，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政治其实处于一种旧典范支应不了、摇摇欲坠，却迟迟无法得到新典范突破的困窘状况。西方帝国主义势力更进一步恶化了这套政治体系的无能尴尬，同时带来了全新的思考与观念刺激。然而不幸地，这些中国迫切需要的政治新思考、新观念，却挟着西方对中国的高度侮辱冲击而来，于是人民产生了强烈的反感与排斥心理。结果继续维持早已摇摇欲坠的旧体制，无法提早进行改革，终至一切糜烂，新中国必须在彻底瓦解的废墟上，耗费更多的时间摸索重新站起，因而付出了极高的代价。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时，有了“东南互保运动”，这是省籍认同、区域认同发展到极点的结果。1905年废科举，原本准备要考试进入官僚体系的人，只好都转型为地方乡绅，在地方上形成了各种自主组织，分走了甚至取代了官僚体系的功能。至此，近世社会最重要的特色——朝廷权力直接统治百姓，没有强大的中介阶层——消失了。
中间出现了各省的强烈认同，加上雨后春笋般冒发出来的各种地方组织，自主力量愈来愈大，这就不再是近世的中国社会图像了。
用这种方式大致走过了一趟“近世后期”几百年的历史旅程，或许大家会注意到，其中几乎没有提到任何人名，可能朱元璋是唯一的例外，我们可以如此看历史、谈论历史，历史有比个别帝王将相所作所为更宽广或许也更重要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