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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块土地上，要多居住3亿人，那当然会带来从经济生产到社会组织方方面面的变化。
这段时期人口增加，给中国的南方和北方带来了不同的影响。在农业生产上，北方长期落后于南方，而且差距愈拉愈大，不过到了近世后期，这个趋势有了改变，北方农业得到了恢复、成长的新契机。北方开始广泛种植土豆，先是作为小麦的补充作物，之后其重要性不断提升，达到几乎和小麦同等重要的地步。另外又有玉米，其生长条件和高粱相近，却比高粱易产多产，也就逐渐部分取代了高粱。
这些不是中国传统的作物，地位较低，正好促成了北方底层人口的复苏成长。在南方，原先因灌溉条件不足而无法生产稻米的土地，近世后期纷纷改种甘薯。本来不适合农耕的土地，被开辟出来种甘薯，靠甘薯收成而养活了新的聚落。于是无论在北方或南方，都有了传统农业地区与新垦区的分化现象。
这是很特殊的社会分化，在历史社会学上被称为“无身份垂直划分的分化”。意思是随着农业收获粮食种类与价值的不同，区别出了不一样的住民身份，然而受到上面朝廷统治权力的压抑，这种身份区别不是以社会地位高下的方式来表现的。
朝廷不会允许出现新的大地主、新的贵族阶层。然而财富差异还是会以一种形式来表现，于是城乡分野就带上了这种区别的意味。近世后期城市普遍与繁荣的程度，远远超过近世前期，有着人口高度增长的根本原因，再附加上价值意义。
住在城市里成了没有身份的身份，因为在城市中最特别的，是有了乡间不会有的奢侈纵乐。将大笔的金钱花费在奢侈纵乐上，是明代最主要的财富炫耀与利用方式。这个时代财富换不到政治权力，不可能像中古时期那样去创建一种高度表演、炫耀性质的贵族文化。财富甚至不能在乡间买大量土地成为庄园，从地方政府到中央朝廷都对大地主投以敌意、监视的眼光。
财富留在乡间完全无用武之地，只能拿到城市消费。居住到城市这件事本身就有了区隔作用，让没有足够金钱可以到城市花费的人感到羡慕。城市是一个人与人聚居、大家方便容易看到彼此的紧密空间，也就刺激了炫耀性消费动机的产生。
城市的个性彻底改变了。最早是军事防卫与政治权力中心，到近世之后，“市”的功能超越了“城”，城市扮演了交通与贸易中心的角色。近世后期，城市的消费性格又凌驾于单纯的交易买卖之上。
近世后期，城与乡的差距愈拉愈大。不只是贸易繁荣的程度，还包括心理上的区分距离。过去的城市还发挥乡间人与物集散的功能，这方面到了明代之后愈来愈不重要了。城市里的行业愈来愈多就是为城市居民服务，尤其是为他们提供奢侈纵乐的功能，格外凸显、格外发达。
乡间另外发展出小型的市集，不再进入城市的交易网络中，城市逐渐转化为绚丽、壮观的现象，突出又孤立在相对贫穷、乏味的四乡之间。这种拉大了的城乡差异，又影响了思想与价值观，使得城市居民有了愈来愈高涨的独立感受，刺激并产生了中国传统中少见的个人主义态度，强调与众不同的行为，并且以夸张、带有炫耀表演性的方式呈现。
城市里的个人主义思想不可能传递到乡间去。乡间的变化走的是完全相反的方向，从强调家族，扩大为地域主义。这最清楚地反映在“省籍”观念上。
“行省”是元朝地方分权的产物，刚形成时带有高度的任意性，很多区划和传统中国的“州”不一样。但在明、清乡间地域主义影响下，“省”逐渐超越了原来的“地望”概念，成为一般人重要的认同。“省”取得了特殊的风土意义，“省籍”差异也造成了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
从食物上有了“菜系”的概念，以“省”为分界，强调不一样省籍的人不只吃不一样的食物，还有不一样的烹调方式，不一样的口味偏好。连带着不同省籍的人说话与性格都有着明显的划分，进而同省籍的人形成最大的“我群”，同时区别于“外省”的“他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