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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1809—1852）被别林斯基誉为“文坛盟主，诗人魁首”，被车尔尼雪夫斯基称为“俄国散文之父”
，关于果戈理在俄国文学史上的意义已经无须赘述。长久以来人们对果戈理的研究热情长盛不衰，对果戈理及其作品的解读也随着历史语境的变迁而表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
在果戈理时代，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形成了评论界的主流观点，同时也奠定了十九世纪果戈理文学批评的主要基调。果戈理被解读成一个揭露俄国社会黑暗和弊病的现实主义作家，一个伟大的讽刺作家。到了二十世纪初，果戈理的现实主义作家身份开始受到白银时代文学家和思想家的重新审视。梅列日科夫斯基、勃留索夫、别尔嘉耶夫等人纷纷指出，果戈理的作品反映的并不是作者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现实，把果戈理称作现实主义作家是十分荒谬的，而他同时代的那些批评家们并没有真正理解他。苏联时期的果戈理文学批评实现了向别林斯基传统的回归，以赫拉普钦科为代表的苏联文艺学家再次确立了果戈理的现实主义作家身份，并在此基础上对果戈理的艺术世界进行全面的诗学分析，白银时代学者的声音被逐渐淹没并遗忘。随着苏联的解体，对果戈理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断，代之以自由主义研究，果戈理身上被学者们贴上了“宗教作家”“浪漫主义作家”的新标签，对果戈理文学遗产的批评表现出多元化、多声部的新倾向。
事实上，无论在果戈理生前还是身后，批评家们对果戈理的看法从未达成过一致。在别林斯基时代，以舍维廖夫为代表的斯拉夫派学者对果戈理作品的批评结论与别林斯基的观点大相径庭；在苏联时代，“永远的反对派”西尼亚夫斯基、《洛丽塔》的作者纳博科夫等海外学者发出了与苏联学者完全不同的声音；直到今天，俄国学者关于果戈理的争论仍在继续，以瓦罗巴耶夫为代表的宗教解读派和以尤里·曼恩为代表的诗学解读派，都坚持自身方法与观点的正确性，互不认可对方的研究成果。果戈理研究的学术史表明，对果戈理及其作品的解读在共时和历时两个维度上都从未有过统一的观点，这一现象本身已经说明了其作品本身的复杂性。经典文学的魅力就在于它具有复杂而多意的深刻内涵，作为读者大可不必受限于文学史上对作品已经形成的定见，阅读的美好在于享受阅读过程，感受文字背后的思想，并与作者展开跨越时空的心灵碰撞。伟大的文学作品往往能让读者的心灵在碰撞中产生更多的花火，照亮，甚至改变读者的灵魂底色。果戈理的创作无疑是具有这种影响力的。
阅读是对作家最好的纪念与缅怀。在果戈理逝世一百七十周年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果戈理三大小说集”——《狄康卡近乡夜话》《密尔格拉得》《彼得堡故事》。这三本小说集涵盖了果戈理所有中短篇小说创作，写作过程历时十余年，几乎延续了果戈理的整个创作生涯，体现了果戈理在不同时期的创作主题和艺术风格。
《狄康卡近乡夜话》（以下简称《夜话》）共有两部，第一部出版于1831年，第二部出版于1832年。《夜话》创作于果戈理在彼得堡供职时期，当时在俄罗斯文化圈中带有浪漫色彩的民间文学十分流行。为了完成《夜话》的写作，果戈理在家信中请求母亲告诉他乌克兰的各种传说故事、传统习俗和奇闻逸事，为他提供写作的素材。果戈理的小说迎合了当时的人们对乌克兰民间文学的兴趣，刚一出版就获得了评论界的好评。在《夜话》出版之前，果戈理不知道这部作品会遭遇怎样的命运，他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在此之前，果戈理曾经自费出版长诗《汉斯·古谢加顿》，因为评论界反响不佳，他将未出售的图书从书店中全部购回，付之一炬。但是，这一次命运对他的辛劳和天赋做出了奖赏，凭借《夜话》他名噪一时，顺利敲开了彼得堡文学界的大门。
从整体上看，这是一部充满魔幻色彩的浪漫主义作品，作家讲述了一个个充满精灵鬼怪的神奇故事，塑造了一个远离现实生活的奇妙世界。这些传奇故事的主题与乌克兰民间文学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是果戈理并不是单纯地重复这些主题，而是赋予民间文学主题更加复杂的道德内涵。在《夜话》中，人类并不是总能战胜魔鬼，善良和美德也并不是总能战胜邪恶，这与民间文学中简单的道德范式有着明显的不同，模糊善与恶、神圣与堕落、现实与幻觉之间的界限，这是《夜话》在表面上的轻松欢快的背后隐藏的最本质的，也是最有价值的艺术思想。从《夜话》开始，果戈理打开了地狱之门，魔鬼从此常驻在他的作品之中，与魔鬼斗争的主题在他的创作生涯中贯彻始终。
梅列日科夫斯基指出，“果戈理的‘笑’，就是人与魔鬼的斗争。”在《夜话》中，果戈理充分发挥了自己天赋的喜剧才能，对民间生活场景和人物形象的描写充满了喜剧性，带有民间特色的笑话式情节和日常闲聊式语言是形成作品滑稽幽默风格的基础。果戈理继承了普希金《别尔金小说集》的传统，以一个假托作者形象——养蜂人鲁得·潘柯作为故事的讲述人。鲁得·潘柯作为一个庄稼人讲不出文雅的书面语，他用活泼的民间语言讲述自己身边的故事，充满了民间生活的欢乐气息，形成了作品轻松幽默的调性。普希金读过《夜话》之后称赞道：“它使我感到惊喜。这才是真正的快活呢，真挚，自然，没有矫饰，没有拘束。”《夜话》的出版让果戈理从此顶了上“喜剧作家”的头衔，以至于当他后来想努力摘掉这个头衔的时候遭到了所有人的反对。
西尼亚夫斯基曾经说过，“果戈理总是需要将极端对立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欢乐与忧伤，低俗与崇高，幻想与现实，在果戈理的创作中常常会复杂地同时出现，这种倾向在《夜话》中初露端倪。《夜话》虽然以鲁得·潘柯的日常口语作为主要的叙述语言，但是果戈理本人的面貌偶尔也会凸显出来，对笔下的景物做出完全超出庄稼人词汇范畴的诗意描绘。有时，果戈理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对笔下充满欢乐的画面做出自己的评价，在明快的曲调中突然插入一两个忧郁的音符，让人在刹那间感受到悲伤的气息。《圣约翰节前夜》《失落的国书》《魔地》等作品中，都是在欢快滑稽的背景之上混入了出人意料的忧伤，作家以令人伤感的抒情插叙提醒读者，欢乐转瞬即逝，而悲伤如影随形。而且，在这部以精灵鬼怪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小说集中，插入了一篇与幻想毫无关系的作品《伊万·费多罗维奇·施邦卡和他的姨妈》，这篇现实主义小说在《夜话》系列作品中显得十分突兀，乏味的现实生活与充满传奇色彩的魔幻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果戈理是否要借此提醒读者，在恣意的幻想中纵情欢乐之后终究要面对平庸的现实？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这篇现实主义作品的出现使《夜话》的浪漫主义风格发生了动摇，这是确定无疑的。
1835年2月，果戈理的小说集《密尔格拉得》出版，这本集子的出版确立了果戈理的作家地位，同时也在沉寂多时的俄国文坛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尽管果戈理在文集的前言中指出，“这几篇故事，均系《狄康卡近乡夜话》之续篇”，但是作品的倾向与选题已经与《夜话》有了很大的不同。《密尔格拉得》中虽然只有四篇作品，但却风格各异，主题多样，历史与当下、幻想与现实并存于小说集中。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果戈理正站在两种艺术方法的分水岭上：一边是盛行多年的浪漫主义传统，一边是刚刚崛起的现实主义倾向。果戈理的创作在两者之间摇摆，时而回归浪漫主义，时而倾向现实主义。
小说集中的第一篇小说《旧式地主》被普希金称为“一部诙谐、动人的田园诗”。小说讲述了一对乡村地主夫妇与世无争的田园生活。在他们淳朴自然的生活中，美食占据了中心地位，各种食物接连不断地被他们吃进肚子里。安德烈·别雷曾经数过，亚法纳西·伊万诺维奇一昼夜要吃九次东西。因此，别林斯基在他们身上看到的是地主阶级的寄生性，“接连几十年喝了吃，吃了喝，然后像自古已然那样地死掉。”梅列日科夫斯基在这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中看到的是不可救药的庸俗习气，他认为，田园诗式的幸福是一切庸俗习气的源泉。而斯坦凯维奇在读过这篇小说之后看到的，却是“平淡而卑微的生活中的人类美好感情”。两位老人心地善良，待人真挚热情，每当有客人造访，他们都恨不得把家中的所有美食拿出来招待客人，在他们明澈的灵魂中没有任何上流社会的虚伪狡诈。老夫妻之间的感情也令人动容，地主亚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在妻子普尔赫利雅·伊万诺夫娜去世之后终日沉浸在对妻子的思念之中，死亡并没有终结他们之间的爱情，反而让他们的感情超越了死亡的界限得到了进一步升华，亚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在即将离开人世时，感受到的不是恐惧，而是即将与妻子团聚的喜悦。对作品的多元化阐释源自果戈理本人态度的模糊性，他对地主夫妇的生活在嘲讽中又暗含着忧伤，而对他们之间至死不渝的爱情既赞美又同情。因此，上述评论家的看法都有其自身的正确性。优秀的文学作品最大的价值就在于能够在读者心中引起不同的美学感受，使读者对作品中的内容做出自己的道德判断。
历史小说《塔拉斯·布尔巴》描写了古代哥萨克为捍卫东正教信仰同异教徒展开的残酷而血腥的斗争，歌颂了哥萨克时代的英雄主义和勇士精神。果戈理主要通过三件事塑造了塔拉斯·布尔巴光辉的英雄形象：第一件事是杀死了背叛祖国和战友的小儿子安德烈；第二件事是当大儿子奥斯达普被波兰人处死、绝望地呼喊父亲时，他不顾自己身处险境，在刑场外做出了回答；第三件事是当他被敌人绑在树上即将被烧死之时，他无视脚下燃烧的熊熊烈火，拼尽最后一丝力气指挥远处的兄弟们安全撤离。果戈理通过布尔巴的形象赞美了俄罗斯精神的强大，“难道在世上能够找到这样一种火、痛苦和这样一种力量，能够战胜俄罗斯力量吗！”小说的整体结构建立在信仰东正教的哥萨克与异教徒的对立上，充满着英雄主义的宗教激情。
小说《维》的主题和内容与《夜话》的联系最为紧密，表现了人与魔鬼的直接冲突。在《夜话》中，人类凭借宗教的力量往往能逼退魔鬼的入侵，但是在小说《维》中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人与魔鬼的斗争更加复杂，无论是十字架还是祈祷，都不能帮助人逼退魔鬼。小说共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述主人公霍马·布鲁特在神学校的生活，第二部分讲述他与魔鬼之间的斗争。第一部分可以说是对他后面的悲惨遭遇的注解和说明。与霍马·布鲁特同时遇到女妖的还有两个人，为什么只有他悲惨地死去？作家认为，这是对霍马·布鲁特一直以来的不洁生活的惩罚。贪吃、酗酒、淫乱、放纵，对上帝缺乏虔敬，对世人缺少慈悲，在他身上承载着堕落的原罪，他为此受到惩罚也是理所应当。而且，霍马·布鲁特在第一次与女巫相遇时，偷吃了女巫家的一条大鲫鱼干，霍马·布鲁特由此背负了对女巫的清偿义务，那么女巫后来找上他自是理所当然。霍马·布鲁特最终死去的地方是一所乡村教堂。教堂是上帝的祭坛，本应受到神的庇护，但是却成为魔鬼肆虐的地方，霍马·布鲁特的祈祷和咒语都没能阻止妖怪的进攻。主人公的悲惨结局也反映了作家内心深处对魔鬼的恐惧以及对东正教信仰力量的怀疑。《维》成为果戈理最后一篇直接描写魔鬼形象的作品，在此之后果戈理不再描写浪漫主义传统中的魔鬼形象，而是转向描写现实生活中的魔鬼。
在小说《伊万·伊万诺维奇和伊万·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中，果戈理通过两个小城地主之间无聊的诉讼呈现了外省地主空虚而庸俗的生活。小说的叙述带有果戈理一贯的幽默调性，讽刺性却比以往的作品更进一步。两个地主曾经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但是因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发生了争吵，直至发展到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两位地主之间既无财产纠纷，也无爱情竞争，更无血海深仇，他们不死不休的姿态完全是生活过于空虚无聊的结果。当生活中没有什么值得关心的大事时，不值一提的小事就会被人们紧紧地抓住不放，把微末之事无限放大，把没有价值的胜利当成自己生存的目标，两个地主就在这种无意义的争斗中消耗了半生的光阴。因此，果戈理在小说的结尾处发出了无奈的感叹，“这世界真是沉闷啊！”一个趣闻一样的故事变成了对现实引人深思的映射。当人性被庸俗玷污、心灵染上肮脏的污点，生活就会陷入非理性的深渊，即便是喜剧，也只能让人发出忧郁的慨叹。
与《夜话》相比，《密尔格拉得》中的感伤气息攀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果戈理的“笑”不再轻松愉悦，现实生活的浅薄与庸俗让他的“笑”有了苦涩的味道。
《彼得堡故事》中共有七篇小说，其中《涅瓦大街》《肖像》《狂人日记》曾经在1835年出版的《小品集》中发表过。1836年以后，果戈理游历欧洲，旅居罗马，对艺术与宗教、艺术与现实的关系都有了新的看法，因此他对自己的旧作进行了改写，并将它们一起收录在新的作品集中。《彼得堡故事》集中反映了果戈理在创作成熟期的世界观和艺术观。
果戈理笔下的彼得堡是个充满谎言与假象的世界。在这里“一切都是欺骗，一切都是幻影，一切都和表面看到的样子不同！”你眼前看到的纯情少女，其实是个卖身为生的娼妓；那个衣冠楚楚的官僚，其实是个脱离了主人身体的鼻子；看似志得意满、功成名就的画家其实早已失去了最初的才能；那幅看起来人畜无害的肖像画其实蕴含着魔鬼的力量，会把所有拥有它的人引入黑暗的深渊……在这个虚伪的世界里，想要诚实地、高尚地生活的人们注定没有幸福的结局。《涅瓦大街》中，高尚的画家庇斯卡辽夫因为爱情理想的破灭而悲惨地死去，而他的朋友，只把爱情当成享乐的庇罗果夫仍好好地活在世上；《外套》中，兢兢业业的小官吏通过节衣缩食买来的新外套被人抢走，而为此受到训斥并付出生命代价的却是他自己。美德不被奖赏，恶行不被惩罚，果戈理颠覆了传统文学中的道德范式，并以这样的情节设定表现了现实的非逻辑性。
《彼得堡故事》收录的三篇旧作中，《肖像》一篇与旧版相比差别最为明显。果戈理对《肖像》进行了大手笔的改写，新版《肖像》成为果戈理在新时期的美学宣言。果戈理通过小说中的人物——僧侣画家之口，阐明了自己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基督教艺术观。首先，他认为现实没有高下之分，任何材料都可以成为艺术家描绘的对象，但是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艺术家的心灵参与，只有心灵纯洁的艺术家才能创造出真正的艺术；其次，有罪的艺术家只有在宗教的怀抱中才能获得拯救，才能洗净自己的灵魂并获得重生；最后，艺术家保持心灵纯洁的奥秘就在于为艺术献身，远离尘世的享受与欢乐，彻底地投身于艺术之中。在《肖像》中果戈理开始表现出说教倾向，明确提出了艺术家的“心灵事业”问题。
与《密尔格拉得》相比，《彼得堡故事》中感伤激情的成分进一步增加，悲苦的情绪始终笼罩在底层社会小人物的身上，营造出一种感人至深、催人泪下的效果。在小说《外套》中感伤的气息达到了顶峰，虽然滑稽可笑的画面仍然存在，但是作品的整体基调已经发生了改变。冷酷的社会现实让身处底层的小官吏没有任何实现幸福的可能，他们饱受屈辱的心灵唯有在幻想中才能获得情感上的安慰与补偿。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说过：“那些需要被保护的人在很多方面受恩于果戈理。”果戈理塑造的“小人物”形象提高了这一阶层的个体尊严与人格，让人们意识到“小人物”也是人，也有自己的感情和渴望，也值得被人们珍惜和保护。
最后，关于《马车》和《罗马：片断》需要做一点说明。这两篇小说看上去似乎偏离了“彼得堡故事”的主题，故事的发生地都与彼得堡相距甚远。《马车》中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小县城，《罗马：片断》中的故事发生在遥远的意大利。果戈理这样安排自有其深意。外省小城既是所有外省城市的缩影，也是彼得堡空间的延伸，在那里发生的一切都和彼得堡生活一样虚幻且不可思议。果戈理借此说明，彼得堡的非逻辑性不仅是彼得堡的地域性特征，而且是具有全俄罗斯的性质。《罗马：片断》在小说集中的意义与《马车》并不一样，它是作为彼得堡的对立面和参照系而存在。果戈理将罗马置于永恒的理想之城的位置上，明朗、热情的罗马与涅瓦河畔灰暗、忧郁的帝国首都形成鲜明的对比，那里才是艺术和艺术家的理想圣地。在果戈理的认知中，理想之城罗马不仅与冷漠、虚伪的彼得堡相对立，而且与整个罗马以外的世界相对立，它不仅是一座城市，而且更是幸福的彼岸所在。这两篇作品的存在使《彼得堡故事》的叙事空间扩展到了全俄罗斯、全世界的范畴，表达了果戈理在经历过彼得堡残酷现实的考验和多年海外生活之后对整个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所抱有的怀疑与否定态度。
在《彼得堡故事》中，果戈理远离了浪漫主义的艺术传统，转向描写现实生活，但是果戈理并不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在小说《肖像》中他保留了神秘主义的痕迹，用模糊的幻想代替了直接的幻想；小说《鼻子》以鼻子出走这一幻想事件为基础展开叙述；而在小说《外套》中果戈理直接给这篇现实主义作品加上了一个幻想式结局，让巴施马奇金的鬼魂为自己生前受到的委屈进行了报复。在浪漫主义创作中加入现实主义元素，在现实主义创作中保留浪漫主义印记；在幽默欢乐的作品中插入感伤忧郁的音符，在感伤激情的作品中保留滑稽可笑的细节，这种艺术风格的复杂镶拼正是果戈理艺术世界的本质特点。
果戈理以其独特的艺术创作开创了俄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时代，这个时代虽然已经结束，但是他对俄国文学的影响并没有消失。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说过，“我们都是从果戈理的‘外套’中走出来的。”果戈理的艺术世界滋养了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左琴科、布尔加科夫等人在内的众多俄国作家。时间将漫长的岁月带入永恒，但是果戈理的声音直到今天仍然让读者感动，他的作品仍然以难以企及的精神花火闪耀在读者面前。
在果戈理位于莫斯科新处女公墓的墓碑上写着选自《圣经》之《耶利米书》中的一句话：“我用痛苦的眼泪嘲笑。”这句话是对果戈理的人生与创作的最佳注解。
侯丹
二〇二二年一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