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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就是这样：如果一个哥萨克没有伴儿，赶车去米列罗沃，路上遇到乌克兰人（他们的村落从下亚布洛诺夫斯克村，一直绵延到米列罗沃，约有七十五俄里）而不让道的话，乌克兰人就会把他打个半死。因此哥萨克要到车站去的时候，就一定要几辆大车结伴同行，这样，在草原上遇到乌克兰人，就可以壮起胆子互相辱骂了：“喂，霍霍尔！让开道！你们这些坏蛋住在哥萨克的土地上，还不愿意让道儿，啊？”
到顿河岸帕拉莫诺斯克粮栈运送麦子的乌克兰人的遭遇也是一样。这时候他们会无缘无故遭到毒打，只因为他们是“霍霍尔”，既然是“霍霍尔”——那就应该打。
几百年以前，一只勤勉的手在哥萨克的土地上播下了等级有差别的种子，并精心培育、娇养着它们，于是种子萌发出茁壮的嫩芽：哥萨克和外来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他们在斗殴中血洒大地。
在磨坊里发生斗殴两个星期以后，县警察局长和检察官到村子里来了。
第一个就传讯了施托克曼。检察官是个哥萨克贵族出身的青年文官，他一面在公事包里翻着，一面问道：
“在搬到这儿来以前，您住在什么地方？”
“罗斯托夫。”
“一九〇七年是犯了什么罪坐牢的？”
施托克曼瞥了一眼公事包和检察官低着的脑袋上那道尽是头皮、斜着分开的头发缝。
“因为妨害秩序。”
“嗯……那时候您在哪里做事？”
“在铁路修理厂里。”
“职业？”
“钳工。”
“您不是犹太人吧？不是改信基督教的吧？”
“不是。我想……”
“我对您在想什么不感兴趣。流放过吗？”
“是的，流放过。”
检察官把脑袋从公事包上抬起来，咂了咂刮过的、长着粉刺的嘴唇。
“我劝您离开这里……”又自言自语地说，“其实，我自己也在努力做到这一点。”
“为什么，检察官老爷？”
检察官用问题来回答他的问题：
“磨坊打架的那天，您对这里的哥萨克说了些什么话？”
“其实……”
“好，您可以走啦。”
施托克曼走到莫霍夫家（来往的官员总是住在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家，不住客店）的阳台上，他耸耸肩膀，回头看了看那两扇油漆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