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的奇异经历

《艺海拾贝》，从初版至今，将有二十年的时间了。关于本书写作的动机和经过，一九六二年，我在原稿付印之前写的跋文中，已经作了说明，本来不需要再讲什么了，但是，由于这书二十年间的曲折经历，在新版出书的时候，我不但作了新的校订，再度润色了文字，修改了差错，并且抽掉一九七八年版的《新版前记》，重写了这篇《前记》。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往事回首，作为执笔者的我，也感到本书的经历和命运相当奇异。它的坎坷和幸遇，一切都出于作者意料。

这么一本不够二十万字的文艺随笔集，放在书店的柜台里，并不怎样惹眼。但是它出版以后所遭遇的风暴雷霆和承受的阳光雨露，却完全逾越常情，以至在二十年后的今天，新版出书之际，我禁不住想把这些奇遇扼要告诉读者。

二十年前，我经常收到读者们的来信，询问：“你们的写作经验是怎样的？”“文学创作有什么门道吗？”一封封信都答复，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我就有了一个念头，把我所知道的若干艺术表现手法写出来，作为回答。经过《上海文学》杂志编辑部的鼓励，就一篇篇地写下去了。当时，一般的文艺理论书籍，印行数大抵只有一两万册以至数万册。我颇有意用一种轻松风趣、活泼生动的笔调，寓艺术道理于谈天说地之中，希望能够创造一个纪录，使本书销行十万册。

五十年代后期，“左”的错误已经日渐抬头，许多无辜的人遭到各种不幸，特别是大批的人被错划为“右派”，造成了相当的历史影响。在这种情形下，文艺界有一种讳言艺术技巧的风气，仿佛谁谈论这方面的事物，谁就是想脱离政治，就是不走正路而走歪门邪道。书店的架子上，探索艺术本领的书籍寥若晨星，似乎只要“突出”一下政治，一切艺术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略为有点趣味的东西被目为“趣味主义”，谈论技巧则被目为“技巧主义”。但由于六十年代初，正值经济困难时期，万事待理，一个空前规模的政治风暴，还没有酝酿成熟，即后来的“十年浩劫”还没有来临。所以表面上还没有什么风浪。尽管如此，好些朋友已经纷纷向我提出警告：“你为什么写这种东西？”“谈论艺术技巧是最危险的，将来你就知道。”但是，我自问无它，“把一些艺术表现手法的道理告诉年轻读者，帮助他们掌握文学手段，有什么错误呢？”实际上，我是始终拥护广泛的革命功利主义的，我一直认为文艺应该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起推进的作用才对。但是，文艺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范围是广泛的，而不是狭隘的。我反对狭隘的，开口闭口“斗争”，而完全不涉及解决各种实际问题，连提高一般读者文化水平也不放在眼里的“理论”。因为觉得自己朝着这条途径写点文艺理论并无错误，于是一个劲儿写下去，并且把稿子交给上海文艺出版社刊行了。

《艺海拾贝》出版后受到读者相当程度的欢迎，数年之间，印刷了好几次，除上海外，新疆也印了一版。总计起来，销行了约莫十万册，和我原来预期的状况差不多。还有好些大、中学校，把它作为学生补充的学习教材。

不久，“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开始了。“左”得离奇怪诞的“横扫一切”的浊流汹涌，《艺海拾贝》在华南首当其冲，被批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全面地、系统地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报纸这样一声讨，数日之间，有几千人冲进我的住宅，捶破了门，踩烂了床，并搬走了我大批的书籍。报纸用大字标题称呼我为“艺海里的一条响尾蛇”。我对这一切“批评”，煞像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完全感到莫名其妙。在以后的一段日子里，到处都在焚书，这本书当然也在被焚毁之列。但是在我整个丧失自由的日子里，我对本书，只承认有欠缺，从不承认是什么“大毒草”。事后，我才知道因阅读和藏有这本书而受到各种程度“冲击”的人是相当广泛的。

在这个时期，大陆上的“禁书”，有不少在香港被书商们乘机翻印牟利了。《艺海拾贝》也被翻印了好几版（这是若干年后书业界的朋友告诉我的）。由于这样的缘故，本书又被辗转销行到海外好些地方。一些海外读者因此熟悉了我，以至于后来，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华文报纸还登了关于我的访问记。

粉碎万恶的“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我国各项工作逐步走上了正轨。在历经十年浩劫，创巨痛深之余，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逐渐恢复，文艺界也日益出现了繁荣景象。《艺海拾贝》和许多曾经被禁的书一样，增订再版出书了。它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印刷了两次，一共四十万册；浙江租了纸型，也印行了三万册。它们都迅速售罄。我收到了大量读者来信，二十年间前后合计约莫有两千封，发信人遍布全国各地。这些书信，有的表示欢迎，有的热情鼓励，有的是商榷某一观点或者指出某些瑕疵，而最大量的，则是夹了钱币（这当然是不合邮局规定的，但由此可见他们求书心切）或邮票，委托作者代他们购买。对这最后一点，我只能满足边远省区很小一部分读者的要求，其他的都把钱退回去了。现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决定在一九八一年再印行十万册，如果连同从前海内外印刷的一起统计在内，那么，它的总印数就将近是七十万册了。

我自己觉得：《艺海拾贝》在读者中间是产生了相当影响的。就是在它被查禁期间，也有些读者冒着风险，把它换了封面，悄悄保存下来，更有好些读者，独力或几个人手抄成本，在各个范围内暗自流行。两年前，有个读者买到了新出的书，就把手抄本亲自在北京赠送给我了。因为它在读者中间产生了相当影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曾经扼要对本书作了介绍，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更是好几次广播了其中的约莫三十篇。一本文艺随笔集被电台作了系统广播，这大概是一件比较新鲜的事了。

我写下这些，既不是诉说不幸，以期博取人家的同情，也不是“卖花赞花香，卖酒赞酒辣”。我只是把前前后后的事情综合起来谈一谈，以说明《艺海拾贝》一书的奇异经历。近十多年间，有这样奇异经历的文艺作品大概并不很少，这实际上正是当代中国曲折历史的一个投影。事实上，《艺海拾贝》并不是我付出精力最多的一部书，它的系统性也并不很强，虽说好些篇章写得稍为生动活泼和饶有风趣，但也并不是所有篇章都如此。这本书历经风暴而没有摧折，二十年间能够不断重版，在文艺理论书的印数上创造了一个比较高的纪录，它说明为读者所实际需要的东西是压不死的；而以饶有风趣、通俗生动的文笔来介绍文学理论知识，确为广大读者所欢迎。实际上本书所阐释的道理，并没有多少深奥之处。这种状况说明，以较为活泼的文笔，通过形象和故事，介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艺术各方面的理论知识，都着实大有可为。我想：在生动活泼的文风能够日益发扬的情形下，更好的文艺理论书籍必将大量涌现，那时，我这样的书就可以“消亡”了。我个人希望：这本书将来能够销行到一百万册，然后“寿终正寝”。在这种情形下，本书出版生命的结束，我将感到顺理成章，十分高兴。

一九七八年，经过十年浩劫之后，《艺海拾贝》重版的时候，我曾写过一篇新版前记。那个时候，对于十年浩劫的结论，党中央还没有完全下定，我对好些事情的措辞仍然煞费苦心。另一方面，经过十年的封锁，长期搁笔，一个人也有点像蚕茧里的蛹似的，蛹虽然能够活动，却不大活泼。因此，旧前记中有些措辞是存在一些不够恰当的地方的。在这一版中，我接受好些读者的意见，把它抽去了，另写了这一篇新的前记。这对于原来并不知道本书曾经有过一段曲折经历的年轻读者，可能会有些参考价值。

读者们如果想要知道本书的写作经过，就请看看原来的跋文吧！这里，我顺便向各方热情给我来信鼓励的读者们致意，请你们原谅我未能一一复信吧，我是感谢你们的。

一九八一年二月·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