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在我国现代语文教育史上，夏丏尊和叶圣陶的教育思想最为丰富。夏丏尊（1886—1946），著有《平屋杂文》《文章作法》《文章讲话》《文艺论ABC》《现代世界文学大纲》等，他翻译的《爱的教育》泽被一代又一代莘莘学子。遗憾的是盛年早逝，未遂“立言”盛事。叶圣陶（1894—1988），生活的年头比夏丏尊多三十四年，创作的业绩更加辉煌，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叶圣陶集》多达二十五卷。夏丏尊和叶圣陶早在1921年就相识了。1925年，一同在上海立达学园执教。1926年，共同参与创办开明书店。1928年，夏丏尊任开明书店编译所所长。1930年1月，《中学生》杂志创刊，由夏丏尊主编。1931年3月，叶圣陶到开明书店任编译所副所长，接替夏丏尊主编《中学生》杂志。1934年2月，叶圣陶的长子至善与夏丏尊的小女儿满子订婚，夏丏尊和叶圣陶成了儿女亲家，亲密无间。

夏丏尊比叶圣陶年长八岁，可叶圣陶一直是把夏丏尊作为“长辈”来敬重的。夏丏尊也很欣赏叶圣陶。叶圣陶写小说、童话、诗歌、散文、话剧，以及一系列指导阅读和写作的文章和读物。在《新少年》杂志《文章展览》专栏发表的专论后来汇编成《文章例话》，此外还有一些“评论和赏析”汇编成《揣摩集》。叶圣陶认为学会并懂得欣赏很重要，欣赏使我们能够“善善恶恶”，“好好色”，“恶恶臭”，对于成长和发展有一种推动和鼓舞的作用的，因而希望青年人都能养成欣赏的能力和习惯。他在1923年写的《第一口蜜》中说：

欣赏力的必须养成，实已是不用说明的了。湖山的晨光与暮霭，舟子同樵夫未必都能够领略它们的佳趣。名家的绘画与乐曲，一般人或许只看见一簇不同的色彩，只听见一阵繁喧的音响。一定要有个机会，得将整个的心对着湖山绘画乐曲等等，而且深入它们的底里，像蜂嘴的深入花心一样，于是第一口的蜜就尝到了。一次的尝到往往引起难舍的蜜恋，因而更益去寻觅，更益去吸取。譬诸蜂儿，好花遍野，蜜亦无穷，就永远以蜜为生了。

所以这个机会最重要。它若来时，随后的反复修炼渐进高深，实与水流云行一样是自然的事。最坏的是始终没有这个机会。譬如无根之草，又怎能加什么培养之功呢？任你怎样好的艺术陈列在面前，总仿佛隔着一幅无形的黑幕，止有彼此全不相干罢了。

进而说到“欣赏力”贵在自我培养，阅读和欣赏不要存有“玩戏的心”和“求得的心”。“如果我们存着玩戏的心来对一切的文艺，我们就劫夺了自己的幸福了。玩戏的心止是一种残余的如灰的微力，只能飘浮在空际，附着于表面，独不能深入一切的底里。更就实际生活去看，止有庄严地诚挚地做一件事情才做得好。假若是玩戏的态度，便不能够写好一张字，画好一幅画，踢好一场球，种好一簇花，甚至不能够讲好一个笑话。对于文艺，当然终于不会欣赏了。我们应以教士跪在祭台前面的虔意，情人伏在所欢怀里的热诚，来对所读的文艺。这时候不知有别的东西，只有我们的心与所读的文艺正通着电流。更进一步，我们不复知有心与文艺，只觉即心即文艺，浑和不分了。于是我们可以听到作者低细的叹息，可以感到作者微妙的愉悦：就是这听到这感到，我们便仿佛有了全世界。于是我们尝到第一口的蜜了。”叶圣陶把阅读和欣赏看作是一种宗教。至于为何把“求得的心”也看作是“魔法”，叶圣陶解释说：“如果我们存着求得的心来对一切的文艺，我们就杜绝了精美的体味了。求得的心总要连带着伸出一只无形的手来，仿佛说：给我一点什么。心在手上，便不能再在对象上；即使在对象上还留着一点儿，总不能整个的注在上边。……我们应当绝无要求，读文艺就只是读文艺。这时候我们的心如明镜一般，而且比明镜还要澄澈，不仅仅照得见一片的表面。而我们固有的知识智慧感情经验与文艺里边的情事境界发生感应，就使我们陶然如醉，恍然如悟，入于一种难以言说的快适的心态。于是我们尝到第一口的蜜了。”

叶圣陶的这些想法深得夏丏尊的赞赏，于是就成了事业上的黄金搭档，一起合作，写过《文心》《阅读与写作》《文章讲话》等研究语文教学的专著，编过《国文百八课》《开明国文讲义》《初中国文教本》等中学语文教科书。就传播阅读和写作的知识和方法而言，影响最大的是《文心》。

1933年1月，《文心》开始在《中学生》杂志上连载，1934年6月由开明书店出版。《文心》的副标题是“读写的故事”，“用小说体裁叙述学习国文的知识和技能”，通过师生之情、亲子之爱、朋友之谊，以及学校开展的各种活动，写出了诗歌、小说、戏剧以及各种应用文的阅读、欣赏、写作等方方面面的知识，正确的加以肯定，错误的提出批评，既谈理论，也讲方法。每项知识都用一个相应的场面来衬托，使抽象的国文知识和中学生的生活史，以及社会上的大小时事交融在一起，视野开阔，生动形象，比喻得极适切极明显。

“文心”的寓意应该是“为文之用心”。前人和名家文章是“用心”写出来的，我们读他们的文章以及我们平时练习写作时也得“用心”。可见，这《文心》原本是阐释“知识”和“理论”的读物，夏丏尊和叶圣陶用小说的体裁写出来，使该说的“知识”和“理论”变得既生动形象，又充满情趣，引人入胜，耐人寻味。

《文心》的构思极其巧妙，全篇以中学校为舞台和背景，描写初中三年的学习生活。书中的三十二篇，每篇都有一个贴切的题目，设置一个最便于衬托的场景。主要人物有国文教师王仰之、英文教师张先生，以及王仰之的亲戚、教修辞学的赵景贤；学生家长则有曾经教过国文后改行在银行工作的周枚叔（学生周乐华的父亲）；学生主要有周乐华、张大文、朱志青、周锦华、汤慧修等，都是初中一年级新生。《文心》主要写他们从初一到初三的成长历程，也穿插写到高中班学生的思想心态，如高二写壁报抨击“迷恋骸骨”的“国学会”，绰号“机关枪”的训育主任黄先生跳出来气急败坏地撕毁壁报等场景，以较全面地展现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我国中学教育现状。

国文教师王仰之堪称学生们的良师益友。他讲解课文“采取学生自动（学习）的方式，自己只处于指导的地位。先叫一个学生朗读一节，再令别一个学生解释。一节一节地读去讲去，遇有可以发挥的地方，他随时提出问题，叫学生们自由回答，或指名叫某一个学生回答，最后又自己加以补充。全课堂的空气非常活泼紧张。”

指导学生作文时，他启发学生写“经历了”的“一件事”或“看到了”的“一些东西”。他说“作文同吃饭、说话、做工一样，是生活中间缺少不来的事情”；“作文是生活，而不是生活的点缀”，帮助学生消除作文的畏难情绪。

暑期，王先生住到城外法华寺读书备课，从寺院的“诵经声”里揣摩并研究阅读诗文的“规则方法”。乐华、大文、志青、锦华、慧修来看望他时，王先生正在高声朗读下学期要讲授的课文，他在与同学们的交谈时说：

读，原是很重要的，从前的人读书大都不习文法，不重解释，只知在读上用死功夫。他们朝夕诵读，读到后来，文字也自然通顺了，文义也自然了解了。一个人的通与不通，往往不必去看他所作的文字，只须听他读文字的腔调就可知道。近来学生们虽说在学校里“读书”或“念书”，其实读和念的时候很少，一般学生只做到一个“看”字而已。我以为别的功课且不管，如国文、英文等科是语言学科，不该只用眼与心，须于眼与心以外，加用口及耳才好。读，就是心、眼、口、耳并用的一种学习方法。

为了提高阅读能力，王先生决定下学期在原有的“讲演会”的基础上，再开设“朗读会”，对乐华他们进行的“朗读”指导，包括声音的“高低”“强弱”“缓急”“停顿”，以及“诗与骈文”的“平仄”法则在内的种种“要领”。在讲解声音的“缓急”时说：

缓急在一方面更与文字所含的感情有关。含有庄重、畏敬、谨慎、沉郁、悲哀、仁慈、疑惑等感情的文句，全体须缓，含有快活、确信、愤怒、惊愕、恐怖、怨恨等感情的文句，全体须急。缓急的法则应用时须顾虑到文句的构造与感情两方面才好。高低与强弱的法则，应用时也是如此。

在写学校教育的同时，《文心》也写到家庭教育，塑造了周乐华的父亲周枚叔这位可亲可敬的家长。周枚叔原来也是一位中学国文老师，后因厌弃教育，改行到银行当职员，可他对乐华的教育非常用心，每天晚上都与乐华交流学习的体会，指点学习的门径。在谈及应该读与“年龄”相适宜的书籍时，周枚叔从“小说”说到“诗集”，最后说到“经书”。在谈及阅读“经书”时说：

经书是古代的典籍，在我国已有很久的历史，古人的所谓读书，差不多就是读经书。现在你们的读书是为了养成各种身心能力，并非为了研究古籍，目的与古人大异，经书原可不读。只要知道经书是什么性质的东西也就够了。《论语》《孟子》和《礼记》中的《大学》《中庸》普通称为“四书”。“四书”在我国和基督教的《圣经》在西洋一样，说话作文时，常常有人引用，其中所包含的是儒家的思想。既做了中国人，为具备常识计，这些也该知道一点。这学年先读《论语》吧。《论语》读毕再读《孟子》。《大学》《中庸》就可读可不读了。

《论语》《孟子》普通虽称经，其实就是子。诸子当然是值得读的，但是在初中时代恐无暇读遍。史书更繁重，普通读书人向来也只读“四史”，就是《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你们正课中已有历史科，用不着再读了。诸子和史书虽不必读，但当作单篇的文章，国文科中会有教到的时候。那时最好能把原书略加翻阅，明白原书的体裁。譬如先生选了《史记》的一篇列传，当作文章来教你们，你们就得乘此机会去翻翻《史记》原书，那时你们就会知道《史记》有多少卷，列传之外，还有本纪、世家、书、表种种的东西。这是收得概括的知识的方法。

周枚叔的这些想法与王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是吻合的。至于高中语文课文应该怎样选编，高中生是否要精读《礼记》和《庄子·内篇》，则由王先生在《文心》第十五篇《读古书的小风波》中出面作了回答：

整部地教学生读这些书，我是不主张的。——我想国文科的教材该以文学作品为范围，一本书，一篇东西，是文学作品才选用，不是文学作品就不选用。高中学生应有一点文学史的知识了。文学史的知识不是读那些“空口说白话”的文学史所能得到的，必须直接与历代的文学作品会面，因此，古书里的文学作品就有一读的必要；如《诗经》和《左传》里叙述几回战役的文章，即使不能够全读，也得选几篇重要的来读。换一句话说，高中的国文教材应该是“历代文学作品选粹”一类的东西。

这些想法，正是夏丏尊和叶圣陶中学语文教学思想的精华。为了充分展示他们的语文教育理念，《文心》中塑造了总是带着一副温和笑容的英文教师张先生。张先生是教英文的，经过“异域文学”的滋养，对文学的见解也就格外深刻。在和同学们探讨“小说与叙事文”的“分别”时，张先生从小说的“发端”和“跋尾”生发开来，启发学生领悟到“叙事文”是根据“事实”写成的，而“小说的本质是作者所看出的意义”，“把这种意义含在故事中间的才是小说”。

“什么叫作‘含’呢？”，张先生是这么解释的：“一碗盐汤，看不出一颗盐来，呷一口尝尝，却是咸的，于是我们说盐味含在这碗汤里。小说的故事含着作者所看出的意义就像这样一碗汤。如果在故事之外，另行把意义说明，那就不是‘含’了。”在回答同学们有关小说是不是“凭空构造出来的”的提问时，张先生解释说：“你若说他凭空虚构，那是错误的。他的材料全是社会的实相、人生的经验，何尝凭空？你若问他：‘真个有这件事情吗？’他将笑而不答，因为你问得太幼稚了。小说该是世间最真实的故事，然而不是某一件事情的实录。”在张先生的启发下，同学们把“小说与叙事文”之间的“分别”理解得很透彻：“叙事文的本质是事情，叙事便是它的目的：小说的本质却是作者从人生中间看出来的意义，叙事只是他的手段。”张先生总结说：“叙事文好比照相，只须把景物照在上面就完事了；小说却是绘画，画面上的一切全由画家的意识、情感支配着的。”师生间的这场“互动”，将一个较为抽象的文艺理论问题解析得非常新颖透彻，好懂好记。

作文离不开修辞。有人总以为修辞“就是雕琢粉饰一类的玩意儿”，“是所谓‘雕虫小技’”。夏丏尊和叶圣陶并不这么看。《文心》第二十六课《修辞一席话》，就是为了纠正这个“严重的错误”而设置的。修辞学家赵景贤先生应邀前来给三年级学生作关于修辞学的演讲。衣着朴素，神情和蔼，为人谦虚的赵先生一看就是位好老师，他的演讲一开始就直奔主题：

修就是调整，辞就是语言，修辞就是调整语言，使它恰好传达出我们的意思。事情极平常，可以说是日常茶饭事，同时，亦极切要，和吃饭喝茶一样，是我们大家早晚不能缺少的。

所谓调整语言，乃是依照了我们的意思去调整。我们所想发表的意思如有不同，被调整的语言便该有所不同，假如世间有千千万万的意思，照理便该有千千万的调整方式。我们只好随机应变，不能笼统固执。不过许多小异之中，也尽有大同的成分存在，倘若除去小异抽出大同，也未始没有若干条理可讲。所谓修辞学，便是在依照意思调整语言这一件事情上面，把那千千万万具体的说话与文章中的千千万万小异抽去，将一些大同抽出来详加研讨的学问。简略地说，就是说述依照意思调整语言的一般现象的一种学问。

赵先生平实而生动的演讲一下子就把学生的兴趣调动起来了。看到同学们喜形于色，赵先生也就由浅入深，层层推进。在阐释“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的区别”时，他举这样一个例子：“同是一个字，在只可用消极手段的如算学之类的文语中，只能呆板用，而在可用积极手段的如诗歌及其他的文语中，却可灵活用。例如一个‘千’字，在算学中一定是比九百九十九多了一，比一千零一少了一，决不是九百九十九，也不是一千零一。而在诗歌中说‘千山万水’的时候，则并不能像这样一般看。我们平常说‘千不该万不该’的时候，也如此。这所谓‘千’，只是表示多的意思而已。因为‘千’比‘多’较具体，所以就用‘千’来代‘多’了。”随后讲起各种“辞格”：“讳饰格”、“铺张格”、“明喻格”、“隐喻格”、“借喻格”和“映衬格”，列举的也都是同学们耳熟能详的事例，引起满堂会心的笑声。最后又由“平常说话”和“作文”的“作风”（风格、风度），讲到与“生活”和“品格”的关联，希望同学们“能致力于生活上的修养，从生活的根源立脚来做修辞功夫，切勿误信说话与写作可以雕琢粉饰取胜的”。

张先生参与讨论和赵先生应邀前来演讲的意义还在于，学校教育要加强各科之间的联系，加强校际间的交流，至于家庭教育也显得十分重要。叶圣陶早在1911年9月发表的《儿童之观念》一文中就说到，儿童“在学校之时间少，居家庭之时间多。况学校有假日，而家庭无一日离，家庭久而学校暂”。小学生是这样，初中学生也是这样，“居家庭之时间多”，家庭教育不可疏忽。在这方面，得向周乐华的父亲周枚叔学习。“一·二八”事变后，银行裁员，周枚叔不得不离开上海，重操旧业，由朋友介绍远赴四川一所中学任教。局势越来越险峻，生活越来越困顿，可他始终铭记作为一个家长的责任，一如既往地对乐华进行国文学习的指导，在一封专谈“读写”的信中说：

读书贵有新得，作文贵有新味，最重要的是触发的功夫。所谓触发，就是由一件事感悟到其他的事。……触发要是自己的新鲜的才好，用月的圆缺来比喻人事的盛衰，用逝水来比喻年华难再，用夕阳来比喻老年，诸如此类的话在最初说出来的人原是一种好触发，说来很有新味，我们如果袭用，就等于一味说人家说过的话，自己不说什么了。

触发是要紧的功夫，……我已给你选定了好几部书了，你可拣喜欢的取来重读，读出些新的意味来。书是用文字写成的，我还希望你于有字的书以外，更留心去读读没有字的书。在你眼前森罗万象的事物上获得新的触发。

不难看出，周枚叔就是夏丏尊和叶圣陶的代言人。他的这些点拨，使乐华的眼前一亮。这之后，乐华“觉得读过的书重读起来比新书更有兴味，眼前的一切东西都含藏着多方面的内容，待他去发掘”，“他好像换了一个人，换了一个世界了。什么都新鲜，什么都有意义。他从蝉声悟到抑扬的韵律，从日影悟到明暗的对照，从雷阵雨悟到暴力的难以持久，从雨后的清凉悟到革命的功用，从盆栽的裁剪悟到文字的繁简的布置，从影戏的场面悟到叙事文的结构，从照片悟到记事文的法式”。

夏丏尊和叶圣陶都认为“读书”不是为了“记诵”，而是贵在能“虚心涵泳”。“虚心涵泳”也就是《文心》第三十篇《鉴赏座谈会》中所说的“鉴赏”，他们是这样阐释的：

“鉴赏”二字，粗略地解释起来只是一个“看”字。真的，所谓鉴赏，除音乐外，离不掉“看”的动作。看文章，看绘画，看风景，都是“看”。鉴赏的“鉴”字，就是“看”字的同义语。不过同是一个看的动作，有种种不同的程度，和“看”字相似的字，从来有“见”“视”“观”三个，这三个字，如果查起字典来，都是“看”的意思，其实程度各各不同。“见”只是见到、看见，并无别的复杂的心理作用可言，“视”就比较复杂了，“视”不但见到、看见，还含有查察的分子，医生看病叫“诊视”，调查某地方的情形叫“视察”，凡是与“视”字合成的辞，差不多都有查察的意义。“观”字更复杂，与“观”字合成的辞，意义都不简单，如“观念”“观感”“人生观”“宇宙观”之类，都是难下简括的注解的。同是一个看，有“见”“视”“观”三个阶段，我们看到别人的一篇文章或是一幅画是“见”，这时只知道某人曾作过这么一篇文章或一幅画，其中曾写着什么而已。对于这一篇文章或一幅画去辨别它的结构、主旨等等是“视”，比“见”进了一步了。再进一步，身入其境地用了整个心去和它相对，是“观”。“见”只是感觉器官上的事，“视”是知识思辨上的事，“观”是整个的心理活动。不论看文章或看绘画，要到了“观”的境界，才够得上称鉴赏。“观”是真实的受用，文章或绘画的真滋味，要“观”了才能亲切领略，用吃东西来做譬喻，“观”是咀嚼细尝，“见”和“视”只是食物初入口的状态而已。

这些论述就近取譬，通俗易懂。夏丏尊和叶圣陶都有丰富的语文教学经验，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说来新颖隽妙，循循善诱。他们又都信奉“爱的教育”，本着要把学生培养成真正的“人”这个宗旨，传道授业，因而得到学生、教师乃至全社会的钦敬。朱自清和陈望道分别作序，提举要旨，给《文心》以极高的评价。徐调孚称《文心》是他在1934年最爱读的书，是“五十年来百部佳作”中的一种。开明书店在广告辞中说《文心》也是“一群中学生三年间的生活史的缩影”，《文心》可以作为“文章作法”读，可以作为“文学入门”读，也可以作为一本小说来读。书中写到的青年学生的做人和求学的态度，足为青年的模范，因而被誉为“青年阅读和写作的宝典”，“为天下之至文”，“像牛奶那样的既富营养又多兴味的一本书”。直到今天，《文心》仍旧是一部切实有用的语文课课外读物，是校外青年自学语文的导师。

商金林
2021年9月28日 m6KUAcYRwZwUC2iO2HbkzH8afZz0QxnFOQc6aLL7zYF9d/BsHSgrSvLfJDqe3po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