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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学的主导规律乃是，一个人眼前只能清楚思考 一个思想 ；所以，不应当期望他同时思考两个甚至几个思想。——但是，如果他把这些思想作为插入句，塞进一个为此目的而被肢解的主句的空隙中，他又可望做到那一点；因此，他却不必要地、而且恶作剧式地把这句话搞得乱七八糟了。主要是德国作家爱这样做。他们的语言容易犯这个毛病，这一点诚然证实了这样做的可能性，但并不能说它值得称赞。没有一种散文像法文那样，读起来令人轻松愉快；因为法文一般没有这个毛病。法国人把他们的思想，按照尽可能合乎逻辑的，一般说也是自然的次序排列起来，一个接一个地摆在读者面前，供他从容考虑，使他得以将其未经分散的注意力转向每一个思想。反之，德国人则把它们编在一起，编成了一个交叉了又交叉再交叉的长句，因为他想一口气说出六件事情，而不一件接一件地把它们摆出来。于是，尽管他打算吸引并抓住读者的注意力，却又另外要求读者违反上述的理解单一律，同时思考三四个不同的思想，或者这样做不可能，便以走马灯式的变换方式去思考它们。由此他为他死板、生硬的文风奠定了基础，并通过以造作的夸张的词句传达最简单的事物，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手法，使之臻于完善。
德国人真正的民族性是 迟钝 ：他们出人头地，是由于他们的步态，他们的作为，他们的语言，他们的谈吐、叙述、理解和思维，但特别是由于他们的写作风格，由于他们热中于冗长、笨重、纠缠的句子，单是把它们记住，也得耐心地把所添的课文读上五分钟之久，直到最后，在句子的末尾，才终于恍然大悟，揭开了谜底。——他们乐此不疲，而且如果由此带来矫揉造作和夸夸其谈，作者更会感到沉醉：但愿上天给读者以耐心。——但是，他们首先努力把词句尽可能弄得悬而不决，模糊不定，从而使一切如堕五里雾中：其目的似乎一部分是给每个句子开一个后门，一部分是装模作样，想说得比思考过的更多；有的原因还在于这种怪癖之真正的麻木不仁和萎靡不振，正是这一点使所有德语书写为外国人所厌恶，因为他们实在不欢喜在黑暗中摸索；然而，它却似乎正与我国同胞气味相投。
像塞满苹果的烤鹅一样，塞满连环套式插入句的冗长文句，首先向记忆力提出了苛求；尽管实际上应当唤起理解力和判断力，它们的活动反而正因此受到妨碍和削弱。因为这类文句给读者提供了纯粹半完成的片语，他的记忆力现在应当把它们仔细搜集并保存下来，如同一封被撕毁的书信的碎片，直到它们为后来找到的其他各个部分所补充，才能获得一个意义。因此，他们必须什么也不去想地读一会儿，或者不如说，只是把全部字句暗记下来，希望到末尾豁然开朗，他可能得到一点什么可供思考。在得到一点什么可供理解之前，他却有那么多东西需要记下来。这显然是很恶劣的，是对读者耐性的滥用。但是，平庸头脑对于这种写作方法不可否认的偏爱，其原因在于他偏让读者花一点时间和气力，去理解他不花时间和气力就立刻懂得的东西；由此便产生了这个假象，仿佛作者比读者更有深度和理解力。这一点也属于上述种种窍门之列，庸才们正无意识地而又本能地努力用以掩饰他们的思想贫乏，来造成相反的假象。他们在这方面的发明才能甚至值得惊叹。
但是，把一个思想横放着，和另一个思想交叉起来，宛如一个木制十字架，显然是违反健全理性的：然而，其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打断了已经开始来说的话，好插进去说完全不同的什么事，于是让读者保管一个已经开始、暂时尚无意义的文句，直到补文随后跟来。这就好像把手里一个空碟递给客人，倒希望它上面会出现一点什么东西。本来，插入逗号同页末注文和括弧在本文中同属一个家族；此三者说到底只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如果狄摩西尼和西塞罗
有时也曾写过这类插入句，他们把它们删掉也许更好些。
插入句不是有机地嵌入，而是直接打碎文句挤进去，这种造句法是极端荒谬的。举例来说，如果打断别人是一种无礼，那么打断自己同样是一种无礼，正如在一种造句法中所发生的，近几年来所有拙劣的、粗俗的、匆忙的、眼前只见面包的胡写文人，在每页上都要把这种造句法运用六次，而且乐此不疲。这种造句法就是——但凡能够，就应当同时提出规则和例证，就是——打破一个短句，好把另一个粘在中间。他们这样做，不仅是由于懒惰，而且还由于愚蠢，因为他们把它当作值得珍视的、使论述生动的一种“轻快风格”。——在少数个别情况下，这或者未可厚非。